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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19日訊】 在”美國對華政策和中國民族主義”一文中，作者討論了爲什麽中國國內社會經濟和政治等各方面的變化以及美國的對華政策導致了中國民族主義的崛起，以美國爲中心的西方世界已經對此給予極大的關注。
一些人認爲中國的民族主義勢必對西方利益和世界穩定構成威脅。最近由美國的兩位元記者伯恩斯坦(RichardBerstein)和蒙羅(RossMunro)所著的《與中國衝突的來臨》(ThecomingconflictwithChina)就表示了這種關切。那麽，中國的民族主義會像一些西方人認爲的那樣變得具有侵略和擴張性嗎？本文從中國民族主義本身的複雜性和中國政府大國戰略的選擇兩方面來討論這一問題。
確保穩定的社會政治環境
從民族主義的複雜性方面來說，中國政府利用民族主義資源的程度是非常有限的。
首先，因爲民族主義往往表現爲一種政治運動，一旦被發動起來，往往會衝擊社會政治的穩定。在毛澤東時代，中國政府進行頻繁的民族主義動員運動來反對”帝國主義的對華政策，”如美國和蘇聯。但今天，中國政府再也不可能進行大規模的民族主義動員運動了。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堅決地放棄了毛澤東時代的群衆動員戰略，其至高無上的目標是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民族主義的動員運動無疑會對這一目標造成衝擊。事實上，爲了確保穩定的社會政治環境，中國政府對90年代興起的民族主義一直小心謹慎。這種政策很明顯地表現在近來幾次”釣魚臺主權”之爭中。當香港、臺灣興起了”保釣”的民族主義運動時，大陸政府採取了相當理性的態度，對國內的民族情緒實行遏制的政策。
第二，民族主義概念本身的含糊複雜性也使得中國政府不敢對此掉以輕心。從中國歷史上看，民族主義運動的中心對內來說是民族國家的建設，對外來說是反抗西方列強對華的不平等政策。但民族主義不僅意味著民族國家的獨立，也意味著個人的民主權利和政治參與。所以，民族主義運動往往導致激進的民主運動，從而對現存政治秩序構成威脅。中共第三代領導人儘管也開始強調政治改革，但其目的還是爲經濟的繼續發展提供一個穩定的環境。中共不希望任何激進的民主運動來衝擊其”經濟優先”的目標。因此，儘管自90年代以來，大陸知識界獲得了相當的自由討論民族主義問題，但官方從未從正面對民族主義有所肯定。
但是，中國的民族主義能否影響到中國的外交政策和國際行爲最主要是取決於中國政府會實行一種什麽樣的國際戰略。進入九十年代以來，中共主要領導人在各種國際場合表明要建立一種新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反對美國獨霸世界權力。江澤民在同俄國總統耶爾辛、法國總統希拉克等國家首腦會見時特別地強調這一點。毫不奇怪，中國的這種”新秩序論”被西方國家、尤其被美國解釋成爲是中國民族主義的反映，是中國隨著其經濟發展、國力壯大，要求改變現存國際秩序的一種理論。那麽，中國領導人所強調的”新秩序”到底指的是什麽呢？
“新秩序”指的是什麽？
首先，中國不可能退出現存國際體系，建立一個以自我爲中心的新的國際體系。這是因爲，第一， 共的共産主義意識形態不僅已經失去對國內人民，而且對包括第三世界國家在內的國際社會失去了任何吸引力。沒有一種吸引人的意識形態，新秩序就沒有任何思想基礎。
其二，中共在毛澤東時代，企圖做第三世界國家共産主義的領導人，建立一個以中國爲中心的體系，與美蘇等大國分享權力。結果是災難一場。不僅對一些國家，特別是東南亞國家造成極爲負面的影響，而且也使中國本身被孤立起來。中共自鄧小平實行開放政策以來，明顯已經放棄了這樣的戰略意圖。
第三，中共的國際環境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美國霸權儘管相對衰落，但是由於美國在各方面的絕對的先進地位，中國隨經濟發展，儘管有可能在某些方面向美國挑戰，但遠遠不能建立一個以中國爲中心的國際體系。況且，今天的東亞已非昔日。經濟軍事各方面日益壯大的東亞各國已經成爲制衡中國權力的主要力量，中國不可能把這些國家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
中國和世界經濟有高度互賴性
第四，更爲重要的是西方社會不容許中國被孤立在現有國際體系之外。把這個擁有核力量的大國孤立在國際社會之外，其負面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實際上，由於中國和世界經濟的高度互賴性，中國已經不可能被孤立在世界體系之外。
但另一方面，中國也不可能完全服從現存國際體系。這是因爲在中國看來，現存國際體系拒絕中國的崛起，並不符合中國的利益。現存國際秩序、規則和制度是以美國爲首的西方世界建立起來的。美國擔心中國的崛起會影響、甚至威脅現存國際秩序，從而威脅到西方國家的國家利益。所以他們談論要遏制中國的發展。
的確，西方社會並沒有拒絕中國參與國際社會，但是，中國參與的重要的一個前提是中國改變自己，進入國際社會，服從現存國際的制度和規則。中國領導人已經感到美國在很多方面打擊中國的崛起，例如人權、貿易等。他們已經在各種國際場合對”某一國家說了算”的情況表示了極大的不滿。在社會層面，人民的民族主義情緒無疑和美國等西方國家拒絕中國的崛起有關。
這就是中國領導人的”新秩序論”産生的背景。明確地說：”新秩序論”只不過是中國想通過改革現存國際秩序，使其更能符合中國的利益，並容許中國的崛起的一種努力罷了。既然西方並不完全排擠中國，中國也並不完全拒絕現有國際體系，那麽，中國和西方，特別是美國發生衝突的根源是什麽呢？
其一是時間問題。如上所說，中國並不想另起爐竈，拒絕現存國際規則。但作爲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面臨無窮的國內問題，需要時間來調整國內秩序、接受現存國際規則。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是因爲西方國家想用現存國際規則來”圍堵”和遏止中國的發展和崛起。實際上，在短短十幾年時間內，中國從一個孤立的國家到參與大多數重要國際組織和接受國際規則，不能不說是一個大進步。西方國家要求中國在短時間內容納國際體系，受國際規則和制度的制約，這對中國來說顯然是不現實的。
其二，中國和西方國家之間的衝突是因爲雙方的價值觀的不同。很多現存國際規則和制度無疑是建立在西方國家的價值觀之上的，如人權和民主等方面，但即使是這些方面，中國政府也已經盡力。中國已經從拒絕和西方談人權民主轉變到和西方對話的政策。中國政府已經明確向國際社會表明要用對話而非對抗的方式解決中國和西方國家之間的矛盾。
所以，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方向及其強烈程度取決於中國和西方世界的相互調適容納(mutualaccommodation)。一方面是中國要調整自身，以進入世界體系，減少其崛起對現存世界體系的衝擊程度。另一方面，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也要調整自己，不單方面地把自己的規則和價值觀強加於中國之上。只有通過這種相互容納的過程，中國才能真正整合進入世界體系，並對世界和平與發展扮演一個積極的角色。
（作者是新加坡東亞研究所研究員）
──轉自《思想評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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