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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8日讯】 基金会会长及各位理事、评委会各位评委、各位嘉宾、各位朋友：
得悉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将2000年度“中国杰出民主人士奖”授予我，我感到十分荣幸。我深知，这一奖项授予我，不仅是对我个人，更是对中国发展联合会（中发联）这一中国大陆最活跃的政治反对派组织之一，以及包括至今仍身陷囹圄的中发联创始人之一綦彦臣在内的一万多名中发联会员的巨大鼓励。我，谨代表中发联全体会员，向会长阁下、各位理事、各位评委，以及一切关心支援我们的朋友们，表示由衷地感谢。
1983年5月，一件偶发事件导致我暗下决心从事中国的民主政治事业。但当时我清醒地认识到，我的准备不够。所谓准备不够，主要是指我的理论准备、能力和资历的准备、人脉基础的准备、个人财富累积至独立人格形成的准备等四个方面的准备不够。为了完成这些准备，我先后做过自然科学研究工作和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做过政府官员、做过杂志社主编、做过大型国有企业的总经理、做过私营企业和合资企业的董事长、做过大学的研究员、做过国家级大报的专栏作家、做过战略研究所的所长，等等。
1997年11月，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在一大批合作者的协助下，我的代表性著作《第四座丰碑——非赶超战略》完稿。这部著作凝聚了我十几年来对中国问题的观察、思考、研究、实践，系统地阐述了我关于未来中国的政治理念、战略架构、制度安排和政策主张。至此，我自认为上述四个方面的准备已基本完成，是该出手的时候了。尤其是，我与好友及合作者们一致认为，我们找到了中国的最佳发展道路；我们有能力治理多灾多难的中国并给多数中国人民带来福祉，至少比中共现掌权集团要强许多；我们不应无为地被动等待，听任中共糟踏国家、祸害人民；我们应该组织起来，努力争取精英的认同服膺、公众的拥戴加盟、国外的理解支援；我们预期在不远的将来能替代中共上台执政。于是，我们开始秘密筹组独立的政治组织。显然，该组织是标准的政党，有其明确的上台执政的政治目标。但出于安全等方面的考虑，我们不能称之为政党，更不能公开明示自己的政治诉求，即只干不说。
1998年10月4日，这是一个在中国民主政治史上有意义的、难以忘怀的日子。经过近一年的私下或秘密筹备，中发联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45位来自全国各地的正式代表和特邀代表，代表着1700多名会员，讨论通过了章程；以竞争方式差额选举产生了决策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机构——由五名书记组成的中央执行局（我当选为第一书记）、监督机构——由七名监察委员组成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制订了代号为“三五八计划”的行动方案和工作计划，即三年后会员超过1000万、对中国的政局能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五年后成为执政党之一——与其他党派（不排除共产党）联合执政，八年后成为全国最大的政党、独立执政或虽与其他政党联合但以中发联为主联合执政。之后，中发联的发展呈几何级数增长。到1998年11月初中共开始公开镇压时，以社会成功人士和体制内精英人物为主体的正式会员已发展到1万多人，周边组织的成员难以计数。中发联在大陆各地开展了非常频繁的公开活动，成为当时中国大陆公开有形的民主政治活动的主力军。由于中共的镇压升级，出于保护有生力量的考虑，中发联于1998年12月做出决定并公开宣布暂停在大陆的公开活动，中发联转入地下。
1999年元月25日，这同样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中共最高当局下令，北京市公安局于这一天逮捕了我。在狱中，我对中发联及中国民主派所走过的道路进行了认真地反思。我领悟到：在实现中国民主化方面，包括红色道路（刺刀见红式的暴力革命道路）、蓝色道路（20多年来民主派已走过的非暴力抗争道路）和绿色道路（中发联刚走过的温和的中间道路）在内的所有已走过的道路，都是“此路不通”。我们必须另择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我称之为的“灰色道路”，即有选择地使用红色道路的手段、蓝色道路的部分斗士和绿色道路的理念政纲的新道路。为此，我制定了代号为“民主工程”或PD（Project Democracy的缩号）的具体实施方案和行动计划的基本框架。其基本要义是：建立某种制度框架、组合各种反共力量、找准中共致命死穴、三五年内发动突袭、结束中共独裁统治。
2000年8月9日，我出狱后。为逃避中共的再次逮捕，更为了亲自组织实施民主工程，一直隐居某地。9月15日我逃出中国，经越南、柬埔寨，辗转一个多月，爬山涉水，历尽艰辛，于10月14日到达泰国曼谷。不久，我便获得了联合国难民署的政治庇护。
2000年11月，我在曼谷完成了约12万字的《民主工程》的写作。这是一部关于在当今中国“如何得天下”的著作，与“如何治天下”的《第四座丰碑》构成互补。
2001年3月，美国政府正式批准我及全家移居美国。由于我在泰国的出境程式未能按期办妥，基金会及许多好心的朋友想了许多办法，做了不少工作，可说是尽了最大努力，希望我能于5月5日之前离泰赴美亲自参加颁奖典礼，但最终仍未能如愿。我预期能于5月24日前后离泰赴美。因此，我不能亲自莅会发表演说，而只能委托我的同仁和挚友，中发联负责人之一易改先生代为宣读这篇演讲稿。这同时又使我失去了一次当面感谢各位和向各位请教并探讨合作可能性的机会。对此，我感到十分遗憾和惋惜。好在现代通讯技术发达。如果哪位朋友愿与我交流或探讨合作，请打电话：请发E-mail，地址是rusion2hotmail.com，或待我5月底抵美后面谈。
一俟我抵美，将与所有反共、仇共、并执意推翻中共的政治组织和个人寻求合作，尽快着手实施民主工程。
可能有人心生疑窦：中共如此强大，你们如此弱小，何以能在三、五年内推翻中共。对此，《民主工程》中已有完整的答案，此处无须赘述。这里，我只想用下述几句话语作一原则性的回答，也同时算作我此次演说的结束语。
任何庞大的有机体都存在着自身“死穴”，中共亦不例外。
任何强大的有机体都存在着外部“天敌”，中共亦不例外。
我们已经找准了中共的“死穴”且已设计好一套“点穴”用的制度框架，我们正在利用中共的“天敌”。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要我们精心策划、积蓄力量、苦练“指功”、找准时机（或制造时机）、突然“点穴”，定能将中共政权一次性击倒，三、五年内回国从政的目标一定能实现。
(2001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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