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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6月1日讯】 一、“泄露国家机密罪”
位于三峡库区重庆市云阳县高阳镇的四位移民代表何克昌、温定春、姜青山和冉从新，将以“聚众扰乱社会序罪”和“泄露国家机密罪”而遭起诉。最近有几位海外人士遭逮捕，被指控的都是“泄露国家机密罪”，但他们大都是“洋博士”，这四位元三峡工程移民，大字不识几个，就连给国家领导人的上访信中也是错字连篇，显然既没有接近国家机密的途径，更没有泄露国家机密的能力。
什么是国家机密？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据说这四个移民是向香港报纸的记者透露了三峡移民赔偿费，这什么时候成了“国家机密”？
湖北省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长江水利委员会编写的三峡工程移民研究一书中，公开刊登了该委员会制定的确定三峡移民赔偿费高低的十分具体的规定；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的“中国三峡工程报”上，还专门讨论过是否应该给外迁移民每人３万人民币的安置费的问题；国务院更是在８年之前就公布了三峡移民经费为４００亿人民币，所以，三峡移民赔偿费根本不是什么国家机密。再说香港回归中国后，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向香港报纸的记者谈谈移民中发生的问题，怎么成了“泄露国家机密罪”？这是彻头彻尾的“ 莫须有”。
二、热土难离，穷家难舍
三峡水库移民强制性移民过程，被涉及的移民没有参与决策的权力，连知情权也没有。高阳镇移民闹事的原因在于:
第一：三峡工程移民是个强制性移民过程，被涉及移民没有参与决策的权力；
第二：高阳镇的移民是因水库建设，已是第二次被迫移民；
第三：长江水利委员会过低估算了高阳镇土地和房屋等的淹没损失；
第四：三峡工程赔偿费过低，并且不承担小江水库欠移民的赔偿费；
第五：外迁安置地区条件差，保证移民生活水平不下降的目标无法实现；
第六：高阳镇、云阳县和重庆市政府在移民过程中的极端做法。
曾参与三峡工程论证的王维洛博士指出：移民的焦虑，在于习惯的社会环境改变了，法律地位改变了，经济地位改变了，工作、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也改变了，这一系列的改变，却是一个由外部集中控制的强制性的迁移过程，被涉及的人民对于工程的规划和决策又知道得很少，他们不能把握自己未来，他们的未来命运被外部所控制，移民对此无可奈何，只是作为一个被涉及者消极地等待着。
由于迁移，人们将被迫脱离原来熟悉的社会环境，到一个陌生的社会环境中去。在原来的社会环境中，人们有一种亲切感和信任感，人们为自己建了一个社会的网路。这种网路是一种由血缘、民族，宗教，观念，友谊，来往，地区、社区和邻居诸多关系所形成的，此即人们常说的，“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或“热土难离，穷家难舍”。当然，每一个人对这种社会的网路的所赋予的价值不同，比如，老人就比年轻人更看重这种社会的网路；也有人喜欢到一个陌生的社会环境中去生活，去适应，去接受挑战，但是并非所有的人。事实证明，移民的病亡率和犯罪率都比较高。
１９９２年全国人大批准了长江三峡工程，并提出三峡工程移民可以在本乡本县安置。到了２０００年５月，又提出三峡工程农村移民要外迁安置。这些朴实的农民只知道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党中央说在本乡本县安置，他们就苦苦地等待着党的安排，想方设法在这本来已经很狭小的空间中再挤一挤；可是时隔几年之后，党中央又说三峡的农民要迁移到外地安置，可却从来没有向移民解释为什么“初一、十五不一样”；中国这么大，也不解释“外地安置”是哪里？被涉及者连参与和知情的权利都没有。高阳镇的移民被安置到江苏和湖北的落后地区，如草埠湖农场，是湖北省的贫困地区之一，这里本来就安置了六、七十年代为丹江口水库而搬迁的移民，在丹江口工程完工二十多年后，这些移民尚未安置完毕，移民有几大难：吃粮难、住房难、引水难、用电难、交通难、上学难、生产难，至今仍生活在贫苦状况中，老移民对目前的生活状态十分不满。现在又要把三峡移民安置到草埠湖农场，并没有让他们参与和选择这个决定。
三、高阳镇“吃二遍苦，遭二茬罪”
１９７０年８月在云阳县高阳镇境内兴建小江水库，按设计淹没土地２２２９·２亩耕地，直接搬迁人口为２０００多人，移民经费２７０万元，由于采取“移民当地消化安置”的措施，被水库工程涉及的人口达２万人。１９７８年水库建成后，高阳镇的居民就大呼上当，因为水库的实际水面并不是平面，而是个曲面，水库的淹没范围远远大于原来所计算的面积。到１９８２年１０月，水库淹没面积达３０６８亩耕地，而且淹没面积年年增加，因为泥沙淤积在水库中增加，水库水面坡度随之增加。高阳镇这个往日不愁吃粮的富裕地方，成了一个外出流浪的讨饭乡。从１９８５年起，高阳镇的居民就因移民安置问题到武汉、北京上访告状。经过移民的抗争，移民经费由原来２７０万元上升到８１０万元，但是仍然不能弥补移民的实际损失，经过协商达成协定，由水电站每年给受淹的农民予以粮食补助。
高阳镇移民在上访告状和抗争过程中，曾经采取过一些过激的行为，如占领水电站，到水电站的食堂吃大户，毁坏水电站的设施，让工作组的干部去滚水，在此抗争过程中，移民也摸透了政府“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脾气。但后来政府逮捕移民代表两人，并判了刑，同时行政居留了数人。在如此的高压之下，高阳镇的移民集体表现出了高度的团结，在两位代表服刑期间，移民集体承担了“罪犯”家庭的生活费用。
三峡工程上马，大水库又淹没了小江水电站，昔日小江水库的移民，必须为三峡工程再次搬家挪坟。在赔偿问题上，三峡工程只对小江水电站进行实物赔偿，而不承担小江水电站与移民达成的赔偿协定，也不再每年给受淹农民予粮食补助，这样就使得小江水库移民的经济利益受到很大的损失。
四、移民补偿标准到底是多少？
高阳镇移民的上访并不过分。
１９９２年通过三峡工程提案，移民人数为１１３万；１９９４年６月制定的三峡工程移民大纲，确定移民补偿总投资为４００亿人民币（１９９３年５月价格标准），由湖北省和四川省（现重庆市）分省负责，投资包干；再由湖北省和重庆市在包干的经费总额内进行分解，由各县负责，投资包干。无论怎么分解，平均每个移民的经费额为３·５万元，扣除中央、省（市）、县的机动金额和行政管理费等，平均每个移民的经费额应不低于３万元。朱熔基曾提到给每个外迁移民３万元，即出于这样的框算。
到２０００年底，三峡工程已经安排移民投资２２４·５亿元，累计搬迁安置移民２９·４万人，平均每个移民７·６４万元（寅吃卯粮，远远高出包干预算）！而真正用到移民身上的金额却远远低于这个数。高阳镇每个移民家庭只得到九千元人民币作为房屋补偿，这个数目比１９９８年洪水之后，国家给予自愿迁出洪水淹没区居民的１万元建房补助还少。由于移民经费是分省分县包干，所以县与县之间的发放标准差别也很大。湖北省巴东县发放给每个外迁移民现金１·３万元，就比高阳镇高出许多，难道高阳镇移民要上访。
五、“两手硬”的移民方法
当局过去五十年的水库移民经验，一直是“两手硬”。一手是靠宣传，靠树榜样，来骗取移民的合作。１９９２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建设三峡大坝提案后，当局给移民们描绘了一个天堂般的生活，这里摘录一段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付组长、技术总负责人潘家铮的一段文字∶“移民皆安居乐业，城镇均新建扩建，库区橘园如云，工厂鳞次栉比，农民收入成倍增长。昔日的贫困之地一跃成为富饶发电之乡。若无三峡建设，何谈这云泥之变？”实际上，这样的宣传是把双刃刀，最后也刺伤三峡工程的决策者，正是因为未来的三峡库区是个天堂，所以移民都愿意留在天堂里，而不愿到异乡去受罪。正是因为移民都和政府树立的移民模范比较，只要移民的收入还没有达到模范们的收入水平，移民对政府的安置工作就不满意。谁都知道，移民模范是国家用资金、技术和宣传堆塑起来了，但是国家没有这么多资金和技术来支援这１１３万移民。
另一手硬，就是对不服从命令按时搬迁的移民、尤其领头者动用专政工具，轻者扒墙拆屋、强行搬迁；重者判刑、监禁。丹江口水库移民时，一边是给听话的移民戴上大红花，敲锣打鼓送上汽车；一边是用武装民兵扒房拆屋，把不听话的移民押上汽车带走。
这种“两手硬”的移民方法很灵。中国建设的八万多座水库，没有一座水库因为移民困难而误了工期的。但是水利部是否统计过，为了修建这八万多座水库，有多少移民被送进监狱，又拘留过多少移民、罚款或强制劳动过多少、房子被强行拆掉又有多少？
这次对重庆市云阳县高阳镇的四位移民代表来硬的，说明移民不顺利，决策者必须用杀一儆百的方法压制移民的反抗，而且三峡工程移民条例上，就明文禁止水库移民到法院去到三峡工程。高阳镇的移民只剩下中国宪法给予的“上访”权力，他们说∶“上面的政策好，移民办乱搞。正办办不了，给钱就办了。肥了经办人，移民整瘦了。”他们上北京向最高国家机关提出移民的申诉，去询问三峡工程移民补偿标准。但是这四位移民代表中的三个人，正是在北京的旅馆里被云阳县的警察抓回去的，罪名就是“进京上访”。
六、干部包干，有如动员知青下乡
当中央政府把４００万移民经费交给湖北省和四川省（重庆市）包干时，就和湖北省和重庆市签订了合同。李鹏说“水轮机一响，黄金万两”，到那时因移民问题而耽误了发电，就拿两省主要负责人是问。照样画葫芦，重庆市政府和巫山县、奉节县、云阳县等十个负有移民迁出或安置任务的县长也签订了“三峡移民外迁工作目标责任”书，如果完不成任务，就要被摘去顶戴花翎。前任重庆市长和市委书记蒲海清、张德邻，就是因为怀疑能否按时完成三峡移民任务，工作措施不坚决而被撤换；现任重庆市委书记贺国强在福建工作期间，发生远安贪污受贿案件，本人也被涉及其中，本应严肃查处，但因其在三峡移民工作中勇挑重担，按计划完成任务，免于追究。前任云阳主要领导因为抱怨移民任务太重，被阵前换马；现任云阳县委书记黄波是中国新兴的“移民专家”，在理论上和做法上都有“创新”，提出“法制移民”，动用公安机关强迫移民出境，谁反对谁就是三峡移民政策的破坏份子。高阳县的领导更是多次撤换，换一次领导，决心更大一些，手段更狠一些。最后，市县镇的领导又把移民任务包干给一般干部，用一个干部包一个移民，几个干部包一家移民的办法，动用数千干部“深入”到移民家中，几天、几个星期地进行说服工作，直到移民在合同书上签字为止。这和文化大革命后期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的做法一模一样，是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神经战。对工程当局来说，只要在合同书上了签字，拿了住房赔偿费的，就算是已经安置了的移民。前面提到的到２０００年底完成的２９·４万人，就是这样统计出来的，也跟文革动员知青上山下乡一样。
──原载《民主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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