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纪元6月2日讯】 陈乐民在上海《文汇读书周报》撰文，主张把蔡元培墓从香港迁到北大未名湖，理由似乎是北大为五四策源地，作为首任校长、一代宗师，理应叶落归根。而不久又听到斯诺夫人要将斯诺墓迁出未名湖的传闻，一入一出，发人深思。 斯诺夫人的动意是因人大拒绝她和人权活动家丁子霖教授接触而引发的激愤之词，属于“城门失火，殃及池渔”。而迁葬蔡墓之议，却与北大休戚相关。但是，从今年发生的一些事件来看，陈先生的建议未必可行。
先是看到《光明日报》有人举报“个别人”在北大“散布西方腐朽思想”的匿名信，当时并没在意。只是觉得教育界又出了个告密者，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土博士也真无聊，在思想
文化领域不敢以真才实学与人对阵，而只求以打小报告取胜，那算什么本事? 国家不必办大学，只办个侦探学校就够了。过去是“戏不够，神仙凑”，现在是“理不够，棍子揍”，侦探可大有用场。也许《光明日报》就是希望北京大学办成这个样子。还说思想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非马克思主义就去占领。这可吓我一跳，这正是文化大革命理论的逻辑起点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生死博斗即由此展开，随后就是封建主义、专制主义、法西斯主义去占领了。后来听说，不点名批评的“个别人”是指社科院研究员刘军宁，人们不免怀疑新左派说自由主义是官方的“马弁”，是不是一种贼喊捉贼的伎俩? 或者是鲁迅说的那种表面上扮着“革命”面孔的破落户飘零子弟的“招是生非”？说不清是右派翻天还是左派翻天。
刘军宁的讲话我没听过，但他根据讲稿改写，作为《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前言的文章，
我是读过的，不过是陈述历史事实，综合先贤百家之言，提出北京大学的传统就是蔡元培“兼
容并包”的自由主义传统。这和官方宣传的北大是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口径不一
致，但刘军甯是学者，不是代表政府发表政策声明的新闻发言人，他想说自己的活，也仅仅是
表达一个善良的愿望：希望北大有一个宽松的学术环境，自由思考的空间。事实是无情的：发扬“相容并包”精神，当年马克思主义才得进课堂；坚持“思想阵地”传统，今天自由主义就
被逐出校园，留一片场地，传习武林秘笈。这就是教育改革结出的硕果：文学院变武学院。胡适说自由主义有四个特点，自由、民主、容忍之外，还有一条是“”和平的渐进的改革”，如果
说这叫反动，光明日报的正动就是马克思说过的“给每一种丑行都加上奥秘的、高尚的、社会主义的意义，使之变成完全与之相反的东西”的那种东西了。但按它那个逻辑推演下去，就是走资派还在走，无产阶级革命左派要起来夺权。不仅背叛了三中全会精神，也背离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文字。
中国的老左派，从王明开始就把自由主义当作最危险的敌人，毛泽东曾经批判过他们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那是战争时期，还可以说是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现在的新左派也与自由主义为敌，可就是唯恐天下不乱了。从历史上看，凡是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极权主义上台，无不是拿自由主义开刀祭旗的。李慎之说，自由主义是一种终极价值。但因为自由主义是一个中性立埸，左右两派都嫌它碍事。在多元化杜会中，自由主义为一切可能的价值提供了前提条件，一切人类文明成果都有保存的价值和发展的机会，它只有共存的对手，没有要 消火的敌人。自由主义又必须以民主为依托，它的价值在于永远站在弱势群体一边，使杜会保持适度的平衡，避免你死我活的对抗，依附于强势集团，自由主义就灭亡了。共产党处于弱势的时候，因为得到自由主义的支援而壮大了力量；处于强势时如不与自由主义结盟，就必然走向专制主义。所以，自由主义是一个风向标，反对自由主义，就是“执左道以乱政”，加速政治上的两极分化，两极对抗，为黑道人物出场鸣锣开道。一个博士生连这些浅显的道理都不懂，不能不为中国教育质量之低劣感到可悲。此后某高校两个女生发生囗角的事，就流传开了，一个说：“你好利害，别是北大博士吧？”另一个也反层相讥：“你才是北大博士呢！”就像青年女子以“小姐”称呼为耻一样，莘莘学子也耻于被人当作“北大博士”。
由此又想起上海的大学教授和大学生同美国总统辫论人权同题的惰景，居然能把人权问题量化为国民收入，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不能与发达国家美国相提并论，云云。按这个水法，就是人权等级制，自古就有了。谁的钱多，权大，可以享有一切特权，还可以到处发表“重要讲话”；失业工人、在业农民、一般知识份子，只能做顺民，有冤也无处诉。这在中国，倒是比较符合事实的。这些大学教授好像缺少一些基本常识：人权是一种普遍价值，没有什么美国标准，中国标准；也没有什么资产阶级标准，无产阶级标准；在任何国家，任何族类，人的基本权利都是生来就有的，不因贫富而异。不能以美国还有侵犯人权的现象，拒绝美国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注，也不能因为中国还有侵犯人权的现象，就剥夺中国批评他国侵犯人权的权利。我们对一些东南亚国家歧视华裔的问题从来不置一词，美国人出来打抱不平，我们反而指责美国干涉他国内政。我倒希望中国政界人士提出到美国监狱去探望他们的政治犯，看看美国怎么说。
刘军甯是中国公民，享有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借助告密制度来箝人之囗，正是侵犯人权的表现。不是别人，恰恰是政府在搞自由化，人文学者若有“自由”之言，就得下岗改行，总编发了自由之文要受警告，杜长出了“自由”之书也要撤职。李慎之书被禁，发在网上的文章也被查。文网之密，甚于战时。宪法赋于人民的言论自由，统统被政府化掉了，而且还在扩大化。能置人于绝对服从之下的人，才有可能去化别人的自由。权力越大，自由越多，想收拾谁就收拾谁，爰怎么化就怎么化。 反自由化，就是反权力自由化，无权者无自由，想自由化也化不起来。
我对李慎之先生深为敬佩，他作为自由主义的号手（不说旗手，因为它在文化大革命中弄得太臭了），是当之无愧的。尤其可贵的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说了别人想说而没有说的话，代表他那代人对时代作出一个交代。有人说触犯天威，是要受“廷杖”的；也有人说，给无所不知的人上课，是自不量力。我想，他们这一代为共和国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对共和国满怀深情，不忍看它受伤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其忧国忧民之情，令人感劫。胡适引用过一个故事，说他为《人权论集》作序的缘由：古时候有一只高飞远走的鹦哥儿，偶然又经过自己的山林，看见那里大火，它就用翅膀蘸着些水洒在这山上；人家说它这么一点水怎么救得熄这样的大火，它说“我总算在这里住过的，现在不得不尽点儿心。”我想，李先生写《风雨苍黄五十年》，也不过尽心而已。瞿秋白认为胡适是用人权“粉饰一下反动的统治”，此文收入鲁讯的《伪自由书》，自然也鲁讯的想法。李先生批了逆鳞，写的是“真自由书”。
我不知陈乐民是怎么想的，刘军甯正是在蔡元培“思想自由，相容并包”问题上遭到暗算
的。近见报裁：北京东堂子胡同搞商业开发，把蔡元培故居房屋的屋顶给掀了。陈先生是在此前提出的建议，现在或许有新的想法。且不说，今天的北大有无承传薪火的资格，即以北大校长之职而言，今日已位列政府官员，并非学者，自然要和资产阶级划清界限。为亡灵安宁计，实不宜轻举妄动。 更可怕的是，万一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发作起来，又要挖坟砸像，火尸扬灰，闹得蔡先生再蒙羞辱，陈先生就难辞其咎了。香港是一块风水宝地，天高海阔，八面来风，犹如蔡先生的博大胸怀，可以拥抱全世界。不是远远胜过那一池浅水吗?
附记
蔡元培故居在北京东城区东堂子胡同西口南侧75号院内，处于金宝街改造工程地段，在拆迁其他房屋时，将故居屋顶损坏，已及时修复。《光明日报》2000年12月8日称：媒体有关报道失实，计划方案不是拆毁，而是将故居拆迁至距原址380米的四合院保护区内，按原来的样子重建。《北京晚报》12月13日载：北京市政府正式宣布：蔡元培故居“有重要历史价值”，原地保护。一桩公案就此划上句号。“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难道蔡先生的“相容”精神真的“一去不复返”了？
──原载《中国之春 》 (http://www.dajiyuan.com)
相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