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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6月20日讯】 在我们乡下老家，有一些干部，总喜欢搞新花样，头一年听说外头流行种烟叶，于是便下令全乡种烟叶。第二年，听说人家种药材发了财，于是便让拔掉烟叶种药材。后一年，听说外地种果树更挣钱，于是又让拔掉药材种果树。总之，甭管气候和土地是否适合，只要是新玩意儿拿来就种，常常赔得一塌糊涂。于是，老乡们背地里便管这类干部叫”烧包干部”。
无独有偶，我认为当下知识界也有一批”烧包”——”烧包思想家”。这类思想家热衷各种、特别是西方的新理论和新主义，常常什么热他炒作什么，什么新他贩卖什么，也不管他那套东西是否水土不服。徐友渔先生说，本来一个社会发展到第二步时，一般都会对第一步的社会和文化进行反思与批判。可是，当西方人对自己第一步的社会和文化进行批判的时候，中国的”烧包思想家”也亦步亦趋跟着批判。可笑的是，人家批判的是已经实现和超越了的第一步，而中国”烧包思想家”批评的则是中国正努力争取和尚未实现的第一步。然而，这些思想家却自以为很前卫、很具有批判精神。 这样说有点绕，举个例子。比如，富人们大鱼大肉吃腻歪了，开始反思：不能老吃肉，不仅营养不够，而且也不利于消化啊。这时，一个天天想肉却没见过肉的穷人也跟着反思和批评：对，就是不能多吃肉，太腻歪了，营养也不够啊。这第二个反思者就是典型的”烧包”。现在，中国这样的”烧包思想家”正越来越多。
比如后现代主义，对西方社会理性、科技发达导致的强制与僵化有一定的批判精神，但这种批判只能是针对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发达的工业或后工业社会。然而，”烧包思想家”则把它搬到了正从前现代到现代过渡的中国，全然不顾中国缺乏科学和理性传统的实际，却在那里大谈科学和理性的危险。
比如知识经济，现在炙手可热，这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烧包思想家”的爆炒。然而，这些思想家忘了一个基本事实：中国经济远没有改变它本质的农业特性。工业的增长主要还是靠生产设施简单重复增多来达到。猛炒知识经济，只会影响发展现代农业和基础产业，给可持续发展带来隐患。
比如腐败问题，这类思想家说：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和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卖路钱。然而，他们忘了一个基本事实，腐败正逐渐成为影响中国改革开放甚至民心的一个毒瘤。
比如收入差距问题，这类思想家说：收入差距在经济发展的某一个阶段扩大不一定是坏事，按一般规律，当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它需要适当地扩大差距。不能把收入差距的扩大仅仅看成是一种消极的后果，而应当把它看成一种积极的动力。它是改革和发展的一个后果，同时它是改革和发展的一个动力。
……
记得，朱学勤先生在《书斋里的被动语态革命及漏斗》一文中形容法国和美国学术界的关系时，曾有一个妙喻：”美国学术界与法国学术界的关系，有时就像旧上海南京路上的老式商家–前店后院，而中国这一代留学生从美国转手批发法国货，这更为不堪，有点像在前店打工的店小二，专跑唐人街外卖，特别能哄骗本国知识弄堂口那些不太出门又想赚点便宜货的时髦汉。”
我看这个”店小二”，用来形容”烧包思想家”再合适不过。他不过是在打工时跑点外卖罢了，然而一回国就了不得了，又是”新”、又是”后”，专拣人家听不懂的买，烧包得很。
其实，这些”烧包思想家”弄点便宜货在国内赚”时髦汉”几个钱，或者弄个名利双收，也不太可怕，可怕的是，这些思想家常常端出一个前卫和公正的姿态，将自己扮成全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言人，以致不同程度地影响决策者，这就非常可怕了。
如果说，乡下那些”烧包干部”，心血来潮，胡乱决策，由于地位原因其影响的范围和程度还比较小，即使造成危害也会有相关部门进行追惩的话，那麽，这些”烧包思想”相比起来则更难以防范。第一、这些思想家有相当一部分是学者。而学者是社会的良心，谁会怀疑社会的良心啊。第二、他们的理论都比较前卫、比较新潮，因而似乎更加顺应时代潮流。
其实，要识破这些”烧包思想”也不难，只要一点常识和理性就够了。比如，当他对很难吃上肉的您大谈”吃肉不好”时，您就告诉他：拜托，等我吃完肉，您再白话好不好？
——转自《世纪中国》(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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