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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6月23日讯】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十二周年纪念日（国殇日）即将来临，十二年前的“六四”爱国民主运动是七十二年前的“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最伟大的一次革命的群众运动。这次民运虽然遭到中共统治者的严厉镇压而以失败告终，中共以比北洋军阀时期的“三一八惨案”更凶狠的“六四大屠杀”来答复千百万民众对民主化政治改革的正当要求，从而为这场轰轰烈烈的民运划下句点。然而，它对中国以至全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影响说明其伟大的历史意义是不容低估的。大家都知道，紧接其后一、两年在苏联和东欧就产生了剧变，那里的共党政权一个个相继倒台，这一“苏东波”无疑是中国“六四”民运的影响下发生的。“六四大屠杀”更使中共政权根本丧失了其正当性和合法性。连二十世纪中与希特勒、斯大林并称为三大杀人魔王的毛泽东也说过：“凡镇压学生运动的从来都没有好下场”。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中，在毛暗中操控下，“四人帮”也仅仅下令警察、民兵动用棍棒驱散民众，未敢公然下令开枪屠杀。“六四”事件后举世为之震惊，进一步加深了中共在人民群众中的“三信”危机（对共产党不信任、没信心，对共产主义没信仰），只是靠加强镇压和谎言欺骗的两手勉强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中共政权再不改革，步苏联后座垮台的日子将不会太远。
《中国六四真相》的书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于中共改革派领袖胡耀邦逝世十二周年前夕问世的（年初已先出版内容有节略的英文版《天安门秘件》）。此书的出版无疑是给胡耀邦和“六四”十二周年纪念日（国殇日）最好的献礼。因为它一方面唤起国内广大民众、流亡海外的政治反对派人士以及各国关心中国政治前途的各界人士对“六四”的回忆；一方面它暴露了乘人之危（乘赵紫阳为首的民主改革派被幕后独裁者邓小平等中共元老赶下台之危），非法上台的江李体制做为篡权者的真面目。专制政权一向都是靠谎言来维持的，专制统治者总是千方百计掩盖事实真相，力图让广大人民忘掉他们的恶行。因为记忆同遗忘的斗争实质上成为民主改革力量同专制统治者的角力。《中国六四真相》出版前后中共领导人惊慌失措，如临大敌，竟然下达密令，凡在大陆印刷该书一律处以死刑，严禁旅客携带该书进口，一册没收，二册以上判刑。同时在二月十二日至十四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要省、部级官员统一思想，重新观看他们过去精心炮制、充满谎言的“六四”事件纪录片以便“消毒”（形同打预防针，借口抵制可能有人看到该书后产生的影响），从以上种种措施来看，这本书确实踩了中共当权者的痛脚，使他们气极败坏，几乎发狂。
该书出版以后，特别其英文版先行问世以后，曾有一些人对书中编入文件的真实性产生怀疑，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则信口雌黄说该书是胡编乱造出来的。但是，包括笔者在内的绝大多数亲身经历过那场民运的人都确定它们是真实可信的，因为它们的记述与当时我们看到和听到的情形都差不多。在初读该书时原来曾对两、三处地方产生疑窦，但经过一番思考后也都打消疑问，我就释然了。例如：
一、在《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于四月二十五日晚上即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先行播出后，笔者即听说社论为根据邓小平在家中听取李鹏、李锡铭、陈希同等人的汇报时的讲话所写的。据说他在讲话中说了“不惜打死二十万人，换二十年的稳定”这样的狠话。此话当时流传甚广，许多人都听到并在一起议论过。但笔者于一九九九年来美后却听到有人说此话非邓所讲，乃是出自王震之口，后来偶然读到一本香港出版的《朱熔基评传》（作者郑义，与写小说《老井》的旅美作家郑义似非一人，但笔者并未向郑兄本人问过），书上有一段说：
“二十六下午，中共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市中共支部书记大会，市长陈希同在会上传达邓小平的‘四二五’指示，称学生背后有后台、有黑手，要快刀斩乱麻，这位八十五岁的中共总舵主说‘不要怕流血，哪怕打死二十万人，也要控制住局势，赢得二十年的宁静，如果学生要团结成立学生会，就强行取缔它，把这解散了！’同日传出邓小平调王牌军三十八军二万人进京镇慑局势的消息。”（引自郑义：《朱熔基评传》，香港明窗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出版）
邓小平是否亲口说过此话，笔者一直认为是一个非同小可的重大问题，因为将学运定为动乱的错误定性，不惜动用军队血腥镇压的错误决策以及以后中共当权派及其追随者为“六四”大屠杀一再辩护的“杀人有理”论，其源头均出自邓小平的这一讲话。他的这句名言与五十年代毛泽东对印度总理尼赫鲁所说的“我们不怕打核战，中国即使死了三万万人，我们总还有一半”（当时中国总人口为六万万人），可以说是先后辉映，永垂史册。此话彻底暴露出邓小平堪称继希魔、斯魔、毛魔之后的另一杀人魔王的狰狞面孔。后来赵紫阳继胡耀邦之后，又被邓所废黜，就是因为他于五月四日在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上的讲话中发出了同《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不同的声音。他收回说学生“搞动乱”的诬蔑不实之词并主张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学潮问题，后来又坚决反对戒严和出动军队镇压学生。力主民主改革的政治反对派人士自然也就成了破坏“稳定”的罪人，也在可杀之列了，后来的事实也果然如此。笔者作为一个十七岁就参加中共，当时已有四十八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在“六四”后的“秋后算账”中竟被清除出党并遭受一年半之久的牢狱之灾，其罪名正是“参加动乱，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正是由于邓小平此次讲话特别重要，非同小可，在得到中、英文两种版本的《中国六四真相》后，首先查看在邓的讲话中有无那句名言，翻阅一遍后不免有点失望，因为这句名言在两版本中均付之阙如。后来笔者根据自己过去参与文件制作的经验终于想通了其中的道理，秘书们在整理会议原始记录，形成正式文件时往往要经过整理加工的步骤，有些不适宜保存的词句，在秘书加工或交呈给首长最后核发时极有可能被删掉，邓的这句赤裸裸的杀人狂言，想必是由于有损邓大人的光辉形像而被略去了。类似的情况过去并不少见，如毛泽东在一九五九年讲过“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全国执行，何必要什么法律。”此话多年来在大陆法学界流传甚广，但一直没有在正式文件上出现过，因此大家在文革结束后批判这一观点时只能含糊其辞，说它是一个权威观点，而不敢举出毛的名字，后来有人告我，毛此话出自他于一九五九年对上海梅林罐头厂的一个批示，但在《毛泽东文集》按年代先后出版后，一九五九年那一套中也遍找无着。看来也是在出书时被编者出自“为尊者讳”的考虑而删除了。笔者来美后有一次读到《海峡两岸学术研究的发展》一书，其中收有丘宏达：《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大陆法律学的发展》一文，其中提到：“一九六八年七月，在广东出现一篇有趣的红卫兵文件：《彻底打碎封建、资本主义及修正主义的法制》（〔反彭罗黑线〕广州市政法机关干警反彭罗黑线斗批改小组编辑部编，第二期），文中说毛泽东说要人治不要法治”。由此可见，毛确实这样讲过，许多人也都听到过，绝非以讹传讹，但在正式文件中却不会找到。
二、在《中国六四真相》的“绝食”章中有一篇为“知识分子紧争呼吁”。这一节记述了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四日十二个学者、作家去天安门广场劝说学生停止绝食一事，书中记述这件事的经过如下：
“就在李铁映、阎明复等与学生代表对话破裂之时，正在光明日报召开知识分子座谈会的十二名学者、作家在光明日报记者戴晴的倡议下，决定愿意去做劝导学生绝食的工作。下午五时多，戴晴打电话到统战部，表示正在光明日报参加座谈会的十二名知识分子愿意去广场做劝说学生停止绝食的工作，并希望在人民大会堂与学生代表会谈。阎明复同志听了汇报后表示，统战部答复欢迎知识分子做学生的思想说服工作，建议与学生的对话改在中办国办信访局接待室进行。”
这里讲的是包括笔者在内的十二名学者、作家在戴晴倡议下主动提出愿意去做劝导学生的工作。而事实却是戴晴当时对我们讲阎明复主动邀请我们去做此项工作。笔者惟恐年纪大了记忆有误，查阅了一下本人当天的日记，上面明确写道：
“中央统战部阎明复希望我们对学生做些工作，考虑到赵紫阳和他（指阎）的努力应予支持，乃去陶然亭国务院信访接待室（大会堂居然不提供场所）同学生代表见面谈话”。
何以同一件事有不同说法呢，看来与戴晴从中做了手脚，她为了促成此事，便对阎说我们愿意去，同时又对我们说，是阎希望我们去。她耍这样的小手腕后来又有更精彩的表演，当我们在学生代表们簇拥下来到天安门广场时，戴晴并未同来，而是留在中央统战部向阎明复提出：为了打破僵局，赵紫阳、李鹏应该来与广场上的学生见面。但阎表示：如果学生不再附加任何条件，不讨价还价，紫阳、李鹏会考虑与广大同学见面，戴晴来到广场后即向广大学生提出：要求他们暂时撤离天安门广场，条件是赵紫阳、李鹏会来看望他们。戴晴这样做完全没有与其他十一个学者、作家商量，仅仅以赵、李会来看望为条件换取绝食学生暂时撤离出广场，与原来十二人一致协议并郑重签名的《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中所提出的条件相差甚远，其为绝食学生的拒绝是毫不意外的。我们当时怀着受骗上当不满情绪撤出了广场，对于当时情况，在高皋着《后文革史》（下卷）也有如下的记载：
“过于想表现自己能力的戴晴，没有与其他知识分子沟通，便即兴言论一番，希望学生体谅政府，在戈尔巴契夫到访时让出地盘，以便完成欢迎仪式，结果引来学生一片嘘声和其他知识分子的抱怨。”（第二百九十二页）
这个例子说明，尽管《中国六四真相》中有些记述与事实不尽相符，但这一情况无害于编入书中文件本身的真实性，上述文体显然是根据戴晴的一面之辞记述的，我们当时的感受显然没有能够写入书中，因此有人认为该书英文版书名《天安门秘件》较中文版的《中国六四真相》其实更好，更确切和更恰当一些。不过，叫《真相》也没错，因为从整体来说，该书确实记述了“六四事件”的真相，同类的书，如“六四事件”后不久即由中共官方出版的《惊心动魄的五十天》，该书副标题为“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至六月九日每日纪实”，名为纪实，实际上充斥着荒唐无稽的谎言和极其恶毒的诬陷之辞，如该书记述上面所说十二名学者、作家去天安门广场劝说学生一事的说法是：
“十八时，戴晴、于浩成、包遵信、李泽厚、李洪林、严家祺、苏晓康、温元凯、刘再复等十二人为给绝食者撑腰打气，与绝食学生代表晤谈，并向学生代表宣读了他们发出的《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下略）
而陈希同代表北京市向全国人大常委所做的《关于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官方报告中也诬指我们去天安门给绝食学生“煽风点火”，此事竟成为笔者的罪状之一，为此在“六四”以后遭到关押、审查达一年半之久。
《中国六四真相》出版以后大受读者欢迎，市场畅销，风行一时。平反“六四”再度成为人们议论话题与媒体报导重点，中共当权派则恨得要死，怕得要命，从各方面下手加强控制和防堵。据报导，由曾庆红任组长的“中国六四真相”专案组已成立，布置加强对赵紫阳的“警卫”，不许赵离京外出；加强对鲍彤的看管，二十四小时不论何时外出都有人跟踪盯梢，并经常派人上门恐吓；甚至万里、乔石等元老也受到监视，对一些高干子女及家人则暗中约谈。一高干子女说：现在比周总理一九七六年逝世时追查政治谣言还厉害。这些事实说明平反“六四”在中国目前仍然是一个现实存在的重大政治问题，特别是距中共十六大召开还有两年，中共高层权力斗争日趋白热化，此刻现在，最近就有两个署名林润、沈休的中共走卒跳出来叫嚣说什么“现在不是平反‘六四’的最好时机”，说“这恐怕是中国上下一致的共识”、“许多人干脆认为现在给‘六四’平反是吃饱了撑的，没事找事”、“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六四’从一张王牌几乎变成一张废牌，没人愿意再打，再讨苦吃。”一副杀人凶犯帮凶的嘴脸暴露无遗。
有些人只从表面上看问题，认为“六四”事件似乎已被大多数中国人所遗忘，他们不知道事实上绝非如此，笔者深信大多数人并没有忘掉“六四”而且盼“六四”早日平反，只是在中共当局多年来持续高压下，笔者对此有一切身体察：在“六四”枪声打响以前的那些日子里，几乎每天都有大批学生和民众的示威游行。笔者当时还住在天安门广场旁的公安部大院内，大批部里的干部和家属经常在大门前马路旁观看，绝大部分人都表示对学生正义行动的同情和赞许，不少人还不断拍手叫好，大家的议论也是一面倒。五月十五日，当十二名学者、作家的《紧急呼吁》在光明日报发表后，群众出版社和公安部不少干部见到笔者都笑脸相迎、热情招呼，向笔者伸出大姆指，对我们的表态和意见表示赞同和支持，大家知道，公安部门选用干部的标准首先是忠实可靠，对党死心塌地的，他们当时的真实态度是如此，其他部门的干部更可想而知。然而，自从“六四”夜间枪声响起，一连几天马路上寂无一人，只有一列一列坦克车、装甲车，在马路上驶过，电视和广播上连续播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平息反革命暴乱和制止动乱的公告以后，情况一夕之间突变，许多人见到笔者都躲着走，连招呼也不敢打了，交谈更不敢。大家在会上发言则也一面倒，不过是倒向另一方向了，一叶落知天下秋，笔者推想全国各地方各部门的情况恐怕莫不如此。人们的政治态度改变了吗？在清算、追查阶段过去以后，就没有人再提及“六四”，难道人们真的将“六四”完全忘了吗？否！他们口虽不言，但却牢牢记在心底深处，正像种子埋入土中，一旦有条件就会破土而出，伸出芽来，茁壮成长。我国大诗人白居易说得好：“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针对《天安门秘件》的出版，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公开声明说，中共和政府对“六四”事件的“正确”结论没有改变，今后也不会改变。今年一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则做出对“六四”事件，“永远不准翻案”的决定，消息传来，不禁使人莞尔一笑，立即想到，邓小平当年不是曾向毛泽东郑重保证“永不翻案”的吗？后来还不是彻底翻案了？在这方面，中国人的经验是极其丰富的。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文化大革命中多如牛毛的冤假错案，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等等还不是都平反了？
“六四”不平反则世无天理，只有毫无人性、丧尽天良的人才会同意为了稳定局势只好采取果断措施的“杀人有理”论。以任何借口屠杀无辜的残暴行为都是说不过去的，不容宽恕的，这是从道义上说；从政治现实说，“六四”问题已经成为中国走向民主、法治、现代化国家前进道路上的巨大障碍。“六四”不平反，则民主化的政治改革无法启动，专制和腐败两大痼疾难以根除。应该承认，“六四”事件后，邓小平于一九九二年初“南巡”，纠正了江泽民“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的错误，恢复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方针，继续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使大陆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主要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有所改善，近年来江泽民等当权派在加强镇压反对力量，鼓吹“稳定高于一定”的同时，又煽动国家主义狂热的转移人民对国内各项问题的注意力，这些都使他们得以成功地阻绕和延续人们迫切要求的政治改革的到来。然而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实惠极大部分均落入贪官污吏和少数暴发户手中，当前工人失业、农民困苦、社会不公、治安恶化日益严重，各种社会矛盾愈来愈尖锐，人们看得愈来愈清楚：中共一党专政乃是一切现实罪恶的总根子，只有进行政治改革方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平反“六四”使政治得以重新起步，绝非什么“无事生非”，而与中国现实的迫切需要与广大人民的真正心声。笔者深信平反“六四”的日子将不会太远了，我们自身也应该为此做出一切努力，促其早日到来。
二零零一年五月十八日
(转自北京之春)(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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