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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6月25日讯】 去年十一月，一篇题为《中国电影面临生死抉择》的文章告诉国人：”据一家媒体最近披露的数字，在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９９年的２０年间，内地电影观众的人次从一年数百亿锐减到去年的不足１０亿。这个数字的真实性也许还有待于进一步证实，但是，到电影院看电影的人越来越少却是有目共睹的，而且，减少的速度也是极其令人吃惊的。与此相关的，是电影票房的持续滑坡。北京新影联发行部经理高军告诉我们，１９９１年全国票房收入是２４亿，１９９８年下降到１４.４亿，而到了１９９９年，在国庆５０周年、五四８０周年、澳门回归等喜庆不断的年份，全国的票房收入却在１９９８年的基础上下降了５０％，到２０００年，票房收入继续下降，北京市场上半年比去年同期下降了２０％，而上海则下降３０ ％左右。”
文章指出：”事实上，电影观众流失，一个重要的、不容回避的原因就是，中国电影整体水平下降，观众对国产影片普遍失望。著名导演吴贻弓先生近日对记者说：”今年是国产影片的一个丰收年。”不知道影片的丰收为什么没有带来观众的丰收？闹得冯小刚都敢以一部影片的高票房为理由，向’金鸡奖’叫板示威。这其实恰恰从一个侧面验证了国产影片整体水平下降这个事实。”
需要说明的是，这篇文章虽然已被排版付印，但未能发表–为了与中央保持一致，北京某大报主编连夜通知印刷厂将其撤下。
在中共电影局局长王庚年看来，阻碍中国电影的另一个原因是缺乏社会投资，”……市场回报不合理，以至于不能最大限度地吸引投资者”，实际情况呢？请看姜文导演的《鬼子来了》这个例子。
１９９８年５月，中国三大民营影视公司–“中博”、”华艺”和”华谊” 为《鬼子来了》投资，三家的投资比例是华艺４０％，中博和华谊各３０％，原定总投资量是１千６百万，后来追加到２千３百万，因电影局责令姜文修改剧本，姜文阳奉阴违，借着到国外冲洗胶片之机，违反电影局有关规定，私自将影片送到嘎纳电影节参赛，获得评委会大奖。姜文由此受到电影局的通报批评，此片亦被政府禁映。一个拷贝也卖不出去，这三家公司血本无归。三家公司决定以侵犯民营财产罪起诉姜文：
第一、姜文与投资方的关系是雇工与雇主的关系，作为投资方雇用的一名导演，其所拍影片是公司的财产。姜文违背合同，擅自拿公司的产品送去参赛，其行为构成了盗窃他人财产罪。
第二、因姜文违反电影暂行条例，其影片被电影局禁止发行，给公司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姜文应赔偿三家公司对此片的全部投资。
姜文的所作所为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问题是，他之所以不修改剧本，之所以不通过电影局就去参赛，是因为他要保住一个艺术品。如果他按照电影局的要求去修改，这个电影不可能获奖。嘎纳获奖的事实证明，他这样做是对的。对于姜文来说，他的片子虽被封杀，但是对他本人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他得到了他想得到的一切–无论是名还是利。而对于投资方来说，除了被电影局叫去挨训外，一无所获。在这个事件中，姜文是最大的赢家，投资方是最大的输家。使投资一方血本无归的责任，并不在姜文身上，而在电影局，在电影政策，在意识形态。在这种体制、政策和意识形态的控制下，拍摄资金不可能不短缺，投资电影的社会力量不可能充足。试想，在这一教训面前，还有哪家投资商敢去碰电影？
对中国电影的现状做一总结：中共当局认为，９５５０工程制造了很多精品，形成了中国电影第三次高潮，是大丰收，而实际上，这个工程把电影当作一党之工具，所谓”精品工程”变成了”献礼工程”，成了为中共歌功颂德的高潮；所谓的”丰收”，收的是中共功劳薄，而不是中国电影。它在振兴的招牌下，强暴了民族电影，使它蒙受了新的耻辱。在中国即将加入世贸之际，中共当局非但没有扶持民族电影，使其获得更多的创作自由，使它能够真正地反映社会现实，增加它的竞争力，反而在改革开放的旗号下，对它进行了更加严酷的限制和摧残，给它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戕害。
哪些领域不准写？
１９９６年王庚年曾经慨叹：”真正的好本子还是比较少。剧本最突出的不足是缺思想、缺新意、缺故事、缺人物。技巧差一些还在其次，人物、故事、结构很少出新，总是落入俗套。”
为什么缺新意？为什么总是落入俗套？因为创作人员的新意被扼杀，因为只有俗套八股才保险，因为创作人员在考虑剧本时就回避出新。
那么，又为什么要回避呢？因为经过无数次碰壁后，创作人员摸透了当局的脾性，知道什么可以写，什么不可以写–
土改中的问题不让写，镇反中的冤案不让写，三反五反中的错误不让写，知识界思想改造不让写，批俞（平伯）反胡（风）不让写，五七年反右不让写，三年困难不让写，大跃进不让写，三面红旗不让写，五九年反右倾不让写，六十年代初的四清不让写，十年文革不让写，八十年代反自由化不让写，八/九/六/四/不让写，九十年代的flg不让写，公检法的腐败不让写，武警、军队的问题不让写，黑社会不让写，治安恶化不让写，社会恶性事件不让写，工人的苦况不让写，农民的委屈不让写，下岗走投无路不让写，失业无钱看病不让写，妓女三陪不让写，赌场赌徒不让写，童工不让写，拐买妇女儿童不让写，武器走私不让写，贫富对立不让写，两极分化不让写，罢工闹事不让写，……。
就生活而言，建国五十年的几乎没有可写之时；就现实而言，社会百景中几乎没有可写之事；一切还是文革和文革前的老规矩–只许说好，不许说坏；只许歌德，不许缺德；只许掩饰，不许暴露。在此情况下，创作人员除了”远离生活，远离现实”还能干什么？甚至，为主旋律大唱赞歌的清华教授尹鸿也不得不承认：” １９９９年的一些国产电影实际上还在不同程度地回避、甚至有意无意地虚构着我们所实际遭遇的现实，忽视我们遭遇现实时所产生的现实体验，我们从电影中看到的图景和人性与我们所体验的现实图景和所内省到的人性世界往往不一致，不少影片在美化现实的同时，也在美化人性，在简化故事的同时，也在简化人生，苦多乐少的生命经历，社会转型期的困惑、迷乱，在这些国产电影中都或多或少地缺席了。”
回避与缺席，从小的方面说，是”这也不让，那也不让”的政策造成的。从大的方面讲，是因为中共的思想统治限制了创作人员的想象力和创新精神。
显而易见，阻碍中国电影发展的，不是市场，不是发行，不是投资，更不是创作者，真正的阻碍中国电影事业发展的元凶，是现行的政治体制决定的电影政策；是把电影当作一党之私的利益集团。
那篇被枪毙的文章指出：”国产影片越拍越差，越拍离观众越远，为什么？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相当一部分电影从业人员以及管理者至今还不肯承认，在市场经济时代，电影完全是一种消费。著名电影理论家邵牧君先生在一篇谈到入世后中国电影前景的文章中就曾说过：电影究竟怎么定位，值得认真考虑。从国外来看，欧洲国家的政府都是把电影定位为艺术。可是广大观众、社会舆论、拍片人都不承认电影是艺术，而把电影归到娱乐业。目前最大的矛盾在于，审片方面把电影当作宣传手段，完全按宣传品口径来办，把内容搞得那么严肃甚至虚假，然而审完片后又要导演去面向市场，完全是强人所难嘛。”
很显然，中国官方不承认电影是消费是娱乐，而坚持把它当作宣传品。对于电影局来讲，是为了政纪，为了保官；对于中共中央来讲，是为了保党，保现行政治体制。尽管上至江泽民，下至电影局殚精竭虑，鼓吹多样化，提倡类型片，组建什么电影集团，疏通发行渠道，鼓励降低票价，都是徒劳。稍具常识的人都知道，要 “三颂”就不可能有”三精”，要献礼就不可能有市场，要歌功颂德，就不可有多样化和类型片，天下没有既当婊子又立牌坊的事情。
最近，７８岁的谢晋重看他８６年拍的《芙蓉镇》，看罢对记者说了这样一番话： “现在打死我也拍不出来了。对文革题材的忌讳使新一代对那个时期历史的了解几乎变成了空白，以后的导演如想拍反映文革的电影，只好像拍历史剧一样去考古，或者不负责任地戏说，对我们民族的大灾难不能正视，不去总结和接受教训，而是回避，这是自欺欺人的悲剧。我们的电影沦落到今天几乎被遗忘的地步，条条框框太多是其中的重要原因，这也不让拍，那也不让拍，怎能不沦落?……要让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繁荣国产电影创作，最重要的还是要解放思想，减少禁区，鼓励探索。”（《谢晋呼吁正视文革题材》２００１／３／２２《南方周末》）
１９８０年，赵丹临终时说：”管得太多，电影没希望！”中国电影人呼吁了二十年，到现在仍在呼吁，其所呼吁的仍是同一个问题，这是中国的悲哀。 (转自大参考﹐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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