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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元特稿】今年是八九学运和天安门事件十二周年。六月三日晚七时半﹐由“海外香港民主人权促进会”主办的波士顿地区“六四纪念会”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演讲厅举行﹐当年学运领袖王丹担任主持人﹐会议的主题是“人民不会忘记”。今年的纪念会采取见证会的形式﹐主要由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到六月四日凌晨身处长安街﹑天安门的见证人﹐讲述他们的亲身经历和亲眼目睹的场景﹐为历史作证。
会议开始前﹐演讲厅内已经坐无虚席﹐气氛庄严肃穆。幻灯机为大家投映着丁子霖教授收集的一百七十位受难者的简短介绍﹐“xxx﹐男﹐头部中弹﹐尸体于六月四日在xxx 发现……”冰冷的数据背后又是怎样悲惨的遭遇呢﹖
主持人王丹在随后的开场白中说﹐关于六四人们不断地反思﹐但不论观点﹑立场如何﹐历史的真实是最重要的﹐而有人一直在试图把这段历史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人们常问﹐历史已经过去了﹐我们能做些什么呢﹖其实我认为至少有一件事我们可以做到﹐那就是抗拒遗忘﹐这也就是这次纪念会的意义所在。王丹特别强调﹐会议提问﹑讨论着重于具体事实﹐其他问题可于会后自由讨论时提出。
第一位见证人是吴剑心﹐一九八九年是深圳大学的学生﹐到北京后参加了艺术学生自治会﹐参与了绝食﹑绝水活动。家在北京﹐父母是国家干部的他﹐在六月三日已经得知﹐当晚军队无论如何会强行清场﹐占领天安门广场。他预感到场面可能会很混乱﹐而自己当过兵﹑打过仗﹐曾受过特种兵训练﹐知道如何在混乱的情况下帮助大家保持冷静﹐可能会起一定的作用﹐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因此约同两位当年的战友﹐于六月三日晚九时半许﹐到达天安门广场。见证会上﹐吴先生一边在黑板上画出天安门广场简图﹐一边为大家描述当时的情形。当时全副武装的军队已经列队在长安街上﹐位于广场西边﹐坦克群在一队士兵身后排开。广场上学生已经基本撤离了﹐但有上百的市民和部分学生还聚集在广场和长安街之间﹐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保护学生的安全。这时候一件意外发生了﹐竟因此引发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杀戮。
一辆装甲运兵车在行驶到天安门城楼前的长安街上时突然熄火了﹐一群人可能是听说了早前发生在五棵松等地的屠杀﹐丧失了理智﹐冲上前去点火烧那辆军车﹐又追打从车内逃出的两名士兵。而包括吴先生和他朋友的另一群人则奋力上前去抢救那两位士兵﹐正在这时﹐西侧的军队向人群开枪了﹐顿时子弹横飞﹐吴先生看到有人不断地倒下去。开始吴先生以为是橡皮子弹﹐但当他上前去扶倒在地上的人﹐看到汩汩冒血的伤口时才确信这是真子弹﹗
血腥的屠杀激怒了人们﹐很多人撬起人行道上的砖头﹐抽出隔离墩里的铁管﹐还有人手拿医用酒精瓶做的简易燃烧瓶﹐愤怒地向士兵方阵冲上去。这时候上过战场的吴先生注意到士兵们的射击已经不是警告性质了﹐而是准确地射向头部﹐枪枪取命﹗人们开始奔逃。可能是为了阻挡军队和坦克的行进﹐以给大家逃跑的时间﹐跟吴先生来的一个朋友开着一辆小菲亚特轿车﹐向坦克群冲去﹗打头的坦克为了躲避而紧急变向﹐横在了长安街上﹐后面的坦克乱做一团。其他坦克还有士兵疯狂地向小菲亚特一起开火﹐除了没开炮﹐包括机关枪在内的轻重武器把小车打得支离破碎。吴先生目睹朋友的牺牲﹐也疯了﹐想冲上去把朋友的尸体拉回了﹐他的另一位朋友死死把他抱住。好一会儿他才恢复理智。随后他们尽力帮助大家冷静下来﹐向后撤﹐逃里现场。出口只有一个﹐就是东边的南池子街﹐于是大家低头猫腰向东跑。
跑着跑着﹐吴先生突然被跟在身后的朋友扑到在地。吴先生一边爬起来﹐一边说“别开玩笑﹗赶快跑哇﹗”可是他的朋友毫无反应。他回头扶起朋友﹐看到朋友的后脑上有一个血洞。吴先生悲痛莫明﹐用手想捂住血洞却毫无用处。“我们是一起打过马里坡（中越边境）的战友哇﹗战场上我们从没挨过枪子﹐可这么一会儿﹐莫明其妙地全完了……”
吴先生背着尸体好不容易跑到南池子口﹐看到那里的门榔已经被子弹打得千创百孔。突然对面从工人文化宫侧门里涌出一队士兵﹐有一个士兵用枪托迎面砸在了吴先生的鼻子上……
吴先生哽咽着说﹕“我一直到现在也没找到我的两位朋友的尸体……是我把他们叫出来到天安门的﹐要不是我﹐他们不会死在那里…我一直都无法原谅我自己……”场内听众唏嘘一片﹐笔者也热泪盈眶。
后来吴先生被关在团河监狱两年﹐其后流亡欧洲﹐九六年到美﹐现在是青萍茶馆的主人﹐进行一些中美文化交流的活动。
第二位见证人是原北师大学生黄力平先生。八九年六月三日晚黄先生和从美国回国参加学运的杨建利先生沿长安街走着去天安门﹐到六部口﹐就看见长安街上已经被军队和坦克占领﹑封锁﹐无法前行到天安门了。这时候旁边的街道上过来一队学生﹐原来是从天安门广场上刚撤下来的。他们就想和这队学生一起回去了。黄先生感到很疲乏﹐已经三天没睡觉了﹐就停下来和杨先生抽口烟。“也许就是这根烟救了我们的命。”
就在此时﹐长安街上快速开来三辆坦克。学生队伍在马路边上边走边呼喊口号﹐以为坦克是在示威﹐根本没想到大难临头了﹗三辆坦克突然快速转向并向人行道方向冲过来﹐还抛出烟雾弹﹐顿时烟雾弥漫﹐学生队伍一片混乱﹐而此时坦克已经冲进了人群﹗一片撕心裂肺的惨叫声﹐仿彿人间地狱般恐怖。
烟雾渐淡﹐黄先生看到的景象惨不忍睹﹐死难者面目模糊﹐肢体残缺不全﹐一位学生的尸体和自行车绞在一起﹐无法分开……人们抚尸痛哭﹐有人破口大骂冷血残忍的士兵和下达格杀令的残暴政府﹐附近居民纷纷跑出来﹐一边哭一边用自行车﹑三轮车把尸体和伤员拉上﹐送往医院。
在场听众中站起一位女士﹐为黄先生的描述做了进一步见证﹐因为她当时就在学生队伍的前面﹐惨剧就发生在她身后不远。
笔者虽然知道六四死了很多人﹐但万万想不到场面如此惨烈﹐这么多士兵如此毫无人性﹗更不能理解政府掩盖真相这么多年﹐从来不曾公开追究那天犯下滔天罪行的士兵和下令的军官﹐也许下屠杀令的正是他们﹗我不知道政府对这些罪行该负多少责任﹐但掩盖事实﹑包庇犯罪官兵无异于共犯﹗笔者不禁还想问一句﹐即使退一万步讲﹐这么多的死伤中有多少是“平暴”所必需﹖又有多少是属于无谓的杀戮﹖﹗政府打算什么时候给人民一个交代﹖
有听众提及当时受伤而失去下肢的北京体院跑步运动员方政﹐王丹说九四年他到海南看望过他。方政本来是可以跳过栏杆免于受伤的﹐但为了救身边一位女学生耽误了时间﹐下半身被碾在坦克履带下。方政受伤后又被学校开除﹐自己到海南开了间小店﹐艰难为生﹐好在他的女友和他在一起。后来亚洲残运会﹐他被海南选拔去参加铁饼比赛﹐被邓朴方知道﹐把他的参赛资格取消了。而那位被方政救了的女学生担心受牵连﹐拒绝为方政作证﹐使方政不能得到因救人致残的补助﹐生活倍加艰辛。
接下来﹐被中共指为“背后黑手”而被判了十三年徒刑的现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生王军涛﹐也做了简短见证﹐那天他在长安街上也亲眼目睹多具尸体。王先生回忆起法庭判决时他对法官们说的一句话﹕“感谢你们把荣誉给了我﹐把耻辱留给你们自己。”王先生一九七六年也曾参加了天安门四五运动﹐他说尽管后来说四人帮多么多么坏﹐但当时也只动用了棍棒。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四五运动是要求请邓小平出来主政﹐而多年以后的六四﹐却是邓小平下令对学生和市民进行了血腥屠杀。王先生说﹐对于不了解情况的当年的中小学生﹐今天的年轻人﹐我们可以告诉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最让人痛心的是﹐许多经历了六四﹐知道真相的人们﹐今天却在选择遗忘。这次见证会有助于大家抗拒遗忘﹐这是每个人至少应该做到的。
最后在图书馆外大家手擎荧荧烛火﹐齐声唱起当年广场上流行的“血染的风采”等歌曲﹐缅怀六四死难者。
拒绝遗忘﹐我们就拥有明天。
(图片 Copyright AFP,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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