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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7月21日讯】
对话人：严歌苓，王蕤
地点：严歌苓加州寓所
时间：2001年6月22日
上海人严歌苓，50年代出生，是海内外知名女作家，获得海外九项文学大奖和两项电影奖。出版过《少女小渔》、《雄性的草地》等7部作品集。
北京人王蕤，70年代出生，16岁开始在《人民文学》发表小说，出版过《从北京到加州》、《哈佛情人》等5部作品，少年时代曾为中学生写专栏、做节目主持人。
严歌苓和王蕤虽然属于两代人，但有很多相似之处：她们都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严歌苓是上海老一辈作家，王蕤的父亲是北京的资深编辑与教授；她们都在美国受教育，严歌苓毕业于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文学系，王蕤毕业于伯克利加州大学新闻系；今年五六月间，两人在美国又前后出版小说，得到美国媒体和出版界的关注。严歌苓推出的是她的《扶桑》英译本，王蕤推出的是她的第一部用英文写的小说。今年7月，她们都被邀请在美国一年一度的旧金山图书节上讲演。最近严歌苓在为王蕤即将出版的新书《俗不可耐》写序。
“我热爱中文”
严：我来美国的时候已经30岁了，在中国时已经出版了作品集，作品也已经有了一定风格，比如刻雹幽默。到了美国后，我的语言受到西方文学的冲击，读了很多英文原著。我的中文脱离了母语语境，成了一种新的中文，我父亲说有时有些洋泾中文的感觉。我是上海人，长在四川，在北京也生活过。四川话的幽默和生动对我都很有影响。我一直没有选择英文是因为中文更自如一些。
王：我是21岁出国的，从小父母让我背唐诗宋词，我中文底子挺好。我喜欢的中文是街头语言，有些粗俗但又活灵活现的，比如王朔的语言。来到美国后，语境成了英文语境，我就一头扎进了英文里。我们这一代很早就学英文，在美国，我很快梦里也都是英语对话了。所以我后来用英文写作好像就很自然了。我在美国当翻译，所以我对两边的语言都很关注。我还希望接着写中文，因为毕竟是母语，而且中文特别丰富。我搬回亚洲就是希望能多接受国内鲜活的语言。我热爱中文。不过在掌握了英语之后，也使我的中文变化了。以前我的中文像日本音乐，有装饰音，现在的中文更加本质。
“海外写作使我更加注重内心的感觉”
王：我到了美国以后，什么书都读，什么课都上，我特别喜欢希腊罗马神话和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我在融入西方文化时比较顺利。周围人都说我很美国化，从待人接物到思维方式等。在海外看中国会有一种很冷静的感觉，对中国的浮躁、变化以及光荣与梦想都感觉很敏锐，有种旁观者清的感觉。这个对写作，我觉得特别有好处。
严：在海外创作使我本人更加注重内心的感觉，人变得非常敏感。以前在主流社会和母语社会中对一些问题浑然不觉，想当然，而在美国对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很在意，变得自我意识很强。我上学的时候，是班上惟一的外国人。我的高度敏感使得自己的头脑变得特别活跃，看树，看天空，都有种荒诞感和另类感。经常会有意识流，人变得非常复杂。表面上平静，内心像个疯子，总有种疼痛的自我感觉。因为如此，更走向自己的内心，对内心的关注更加丰富。另外，我的父亲是画家，我的思维是非常形象的，脑子里总有很多影像在不断闪现。
“孤独使我得到能量”
严：我们写作方式不同可能和年龄有关。你还年轻，荷尔蒙比较旺盛，不一定适合将自己关起来。我天生不合群，孤独使我得到能量，和人在一起消耗我的能量。我创作这么多年，写作是一种职业和一种常规。但我也有交流。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和朋友们侃大山。有时，坐在公共汽车或者咖啡店里，听人们聊天。听到美国人和中国人一样有婆媳问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我花了很多时间听周围的人扯闲话。他们为我的故事提供了很多细节。另外，我也花时间做研究。《扶桑》一书我从1992年做研究，1995年开始动笔。
王：我是学新闻的。我是个很好奇的人。我去了很多国家，很多地方，有时在美国乡下和养猪的农民睡在一起，有时在精神病院里跟精神病人聊天，有时在密西西比河上漂流。《在路上》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本书，我自己这几年也一直在路上。在行走中，我的视野不断开阔，思维不断变幻，这种生活带给了我很多灵感。我可以在家创作一个月，但多了不行。我想，我可能成为不了职业作家。我把自己关久了，会烦的。我更喜欢的职业是记者，聆听别人。
“对我们这一代人不能一概而论”
严：你们这一代人更个人化、自我化、世界化。我们是被集体制造出来的一代人。我们常常有当社会代言人的负担。但你们这代人中尤其是国内的一些人，比较浮躁……
王：我们这一代人爱追逐时髦、时尚。很不幸，我也有这方面的特点。不过我觉得，对我们这一代人不能一概而论。比如说，很多人是出国了的，很多是留在国内的。有很多是踏踏实实的，也有很多是穷凶极恶地追逐名利。我们这一代人其实是很多元化的。我非常尊重上一代人的作家，像严歌苓、毕淑敏、池莉、马丽华、余华、苏童、王朔等。我喜欢上代人那种深厚和气势，这在我看来是真正的时髦。长篇累牍地写一个名牌皮包在我看来，是土气。我承认，我们这代人是更加国际化了，有机会去很多国家，很多地方，眼界比较宽，这个对写作肯定是会有好处的。更主要的，我想是一种创作时的心灵自由度。
“我不希望有太多的读者”
严：我不希望有太多的读者。能读懂我的作品的有质量的知识分子是我最在乎的。一个这样的读者比100个看了看不明白的读者更让我珍惜。我为了艺术的追求，放弃了太多。我的父亲曾经说过我，歌苓，你的东西好是好，就是对形而上的追求太多了，越来越抽象，大众会越来越难接受，我担心你有一天会理性地干掉。我最近写了一个比较写实主义的作品，马上反响很好。我的感觉是，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大众口味都差不多。但在追求艺术的时候，就要牺牲掉一些东西。当然这在收入上会成为一种损失。但我不想做琼瑶或者DanielSteel，我的作品是艺术不是娱乐。
王：我不想定义自己的读者群。我的作品风格经常变化。比如我喜欢知识分子的探讨，但是也喜欢街头语言和生活。我不希望活在别人的期望值里。我想写出的东西是给全人类的，不同的民族之间共通的东西其实很多。
（转自搜狐, 本文由王蕤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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