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纪元8月9日讯】 七月十四日﹐法国大革命的纪念日﹐美国华人学者在纽约召开了中国的另类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研讨会。正当今年早些时候﹐中共中央下令全国不得发表批评文革﹑批评毛泽东的言论以纪念中共成立八十周年时﹐纽约的这场研讨会﹐也算是另类的纪念。
<文化大革命三十五研讨会>由纽约的中华学人联谊会主办﹐地点在法拉盛公共图书馆大礼堂。大概是中共最近越来越倒行逆施激起民愤﹐而庆祝八十周年的活动也太过荒唐﹐所以近来在纽约举办的有关中共研讨会的活动﹐都得到华人的热烈反应。这个研讨会也一样﹐市民早早排队轮候﹐两百人左右的座位座无虚席﹐门口还排了几十个人﹐耐心的等候有人早退时可以补进。大会设有英文同步翻译。而到来的讲者﹐都是从各地自费而来﹐这又是另一种的“革命”了。
研讨会开始由中华学人联谊会会长﹑中共党史专家﹑当年就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工作的老党员司马璐主持﹐讲述召开这个研讨会﹑探索文革真相和谁应该负责的意义。接下来则由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学社主席陈奎德主持。在台上讲演的除了来自美国各地的学者和媒体工作者外﹐最引人注目的是来自中国大陆的遇罗文。他是文革期间因为反对“血统论”发表<出身论>而被中共枪毙的中学生遇罗克的弟弟。会议正式开始前﹐遇罗文的姐姐﹐曾经发表<冬天的童话>和<春天的童话>而名噪一时﹑后来流亡德国的遇罗锦也专程来美国坐在听众席上﹐当他们姐弟俩在一起时﹐笔者难得请他们两位一起拍了张照。但是到会议刚开始时﹐有一位听众问笔者遇罗锦有没有来时﹐她已不知去向。
会议的第一个发言者是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及文明系高级讲师王友琴。这位当年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中的学生﹐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她们的校长卞仲云被她的学生在烈日下用乱棍打死﹐是北京市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一个被打死的学校教职员工。她的讲演题目就是<没有被报告的文革------暴力和恐怖>﹐这是王友琴文革研究的重要项目——搜集和研究校园暴力恐怖。我理解她的“没有被报告的文革”﹐一方面是被当局所蓄意掩盖﹐另一方面这些死难者很多已经被人遗忘﹐连姓名都没有留下。为此她已经搜集了一千多个在暴力和恐怖中被红卫兵打死的老师﹑出身不好的学生和被认为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居民。
根据王友琴的统计﹐在“红八月”(毛泽东八月一日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表示对他们的支持和八月十八和三十一日接见红卫兵)﹐北京有两个值得深思的数字﹐一是八月十八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打死人的数字直线上升﹐九月一日那天打死了三百三十三个人﹐而打死人的各地区﹐死人数字同距离中南海的距离成反比﹐死人最多的是距离中南海最近的西城区。王友琴大概心存忠厚﹐或者认为杀人同中南海的关系不说自明。但是偏偏有一个青年人对这种无法无天的杀人现象不能理解﹐在后来提问时问是谁支持这些红卫兵杀人﹐以致王友琴要公开点明。
王友琴现在有一个文革纪念馆的网站﹐将搜寻到的文革死难者名单和资料公布出来﹐欢迎朋友们上网阅览﹐更欢迎有人提供新的资料﹐网址是www.chinese-memorial.org
第二位发言的是作家张朗朗﹐他在延安出生﹐父亲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张仃﹐所以本人算是高干子弟。但是文革中他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关进死牢。他主要谈一九七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用正式的法律程序杀人。根据“反动思想”的罪名杀人﹐是又一次“坑儒”﹐估计这场运动杀了十万人左右。后来传说这同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斗争有关。他因为是高干子弟的关系﹐最后幸免一死。
张朗朗对这场运动中三个人的角色很有兴趣﹐他们是总理周恩来﹑公安部副部长李震﹑专案组组长俞强声。发动这场运动是周﹐李是执行者﹐但周后来责问李为何杀人﹐是李把张朗朗从死囚改为普通犯人的。周李已死﹐俞在美国。
笔者补充的是﹐李震不久后就神秘死亡﹐当时小道消息说尸体是在公安部大院的下水道里发现的﹐此案至今还没有揭晓。而俞强声在八十年代中期以中共安全部处长的身份投奔美国﹐不久在美国隐藏得很深的中共间谍金无怠被捕。俞当然已经消声匿迹避免被中共特工暗算﹐然而他还是有责任将文革中的某些悬案交代清楚。
遇罗文会上的发言是<文革与暴民意识>。他认为中共极力宣扬农民起义﹑暴力革命﹐充斥反人权的色彩﹐文革是大暴露﹑是典型。他举了北京大兴﹑湖南邵阳和广西的大屠杀﹐广西还有人吃人事件。有关大兴县的屠杀﹐遇罗克要写﹐但是他牺牲了。严家其和高皋的文革十年史写了﹔后来有人继续写﹐但被禁了。遇罗文说他九七年做了调查﹐严﹑高说杀了三百多人的数字是正确的。他不无感慨的说﹐他这个调查也许也被当局说成是“搜集情报”。他还表示﹐市﹑县的档案馆的文革资料都收掉了﹐找屠杀事件的凶手﹐有关人也被关照不许接受采访。他也谈到北京市其他地方的杀人情况﹐“红八月”崇文区死人数以千计﹐公安分局大院里一天之内就布满各地送来的死尸。但是周恩来接见这些杀人的红卫兵时还夸奖他们是英雄。现在大兴县的“万人坑”已经种上庄稼﹐一个堆满死尸的水井也盖了房子﹐“遗迹”都消失了。他更气愤的是当年的杀人凶手﹐不但不受惩罚﹐还升了官﹐有的还享受退休待遇。
遇罗文更感慨的说﹐现在同文革完全没有关系的纽约召开文革研讨会﹐而在事发地点的中国不但不能开﹐还唱文革歌曲﹑唱样板戏﹐中宣部还发布文件不能出版批评文革和历次整人的作品﹐他的一本书就因此被禁止出版。为此中国将继续受到暴民意识的毒害﹐将来受害的除了普通老百姓之外﹐恐怕还有那些贪官污吏﹐虽然他们也应该受法律制裁。
<北京之春>主编胡平则是分析文革期间的自杀现象。到底多少人自杀身死没有数字﹐也许永远没有数字而被人遗忘。他赞成罗点点不认同苏叔阳在<太平湖>中对老舍自杀前心理活动的描写(以自杀来唤醒人民)﹐因为冲淡了自杀的残酷性﹐她的老子罗瑞卿自杀时也不是这些想法﹐否则老舍会留下遗书表明心迹。自杀时留有遗书的是北京市委书记邓拓。这位写过<燕山夜话>讽刺时弊及喊出“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的书生﹐在遗书中却极力为自己不是“三反分子”辩解﹐最后还要喊共产党和毛泽东万岁。他不是坚持真理而死﹐这是最可悲的。
胡平还分析了现在中共独裁者同古代君主的不同。古代君主是容许批评的﹐他们不是真理的化身而是凭血统或天意当上君主的﹐批评君主不是批评君主的合法性﹔但是中共领导人是真理的化身﹐不可批评﹐否则就是挑战他们的合法性﹐因为领袖一认错就得下台。所以批评领袖的人一被批判﹐就要被迫承认所有的罪行。邓拓走上自杀的道路﹐只能是悲惨而不是悲壮。
上半场结束后的提问中﹐除上述有人提问谁支持红卫兵﹐还有听众朗诵他们当年批判文革所写的诗﹐民进党美东党部主委田台仁置疑中国文化中有什么问题才导致文革的出现。还有听众询问有关湖南道县大屠杀的事﹐笔者和丁抒都介绍大家去看七月号同八月号的<开放>杂志。当有听众希望遇罗锦现身时﹐她就上台讲话﹐谈到遇罗克时泣不成声 ﹔而她同遇罗文也已十五年没有见面了。遇罗锦走下讲台时﹐司马璐迎上安慰她﹐但是彼此相对无言﹔因为心脏动过手术一年多来没有在公众场合出现的前<新观察>主编戈扬也走向前同遇罗锦相拥而哭﹐全场为之动容。但是会场上也有年轻的朋友认为现在不应该老是谈文革的具体情形而应该上升到理论高度。
下半场开始由明尼苏达州诺曼岱尔学院教授丁抒分析文革当中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丁抒著有<阳谋>和<人祸>﹐分别探讨毛泽东发动“反右”和“大跃进”的罪恶及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对“清理阶级队伍”﹐丁抒说这是文革当中死人最多的一场运动。他认为﹐文革初期毛泽东给群众“自由”成立革命群众组织﹐借民意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在六七年“一月夺权”之后就把矛头转向群众﹐派军队把群众夺的权收回来﹐从而引起军民之间的尖锐冲突。这是文革持续最久的运动﹐要深挖叛徒﹑特务﹑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还有新跳出来的新反革命分子等等﹐少则九种人﹐多则二十三种人。江西革委会主任程世清说﹐为了节省子弹﹐要用“杀”的方式﹐兴国县杀三百多人﹑瑞金县三百多人﹑于都县五百多人﹔上海市崇明县打死四百八十五人﹑青浦﹑宝山两百多人﹔广西的韦国清支一派打一派﹐杀了五万到十万人。大城市里查不到这些资料了﹐县志里还有﹐两千个县查了几百个。估计全国县城里被打死和自杀的有二十万人﹐大城市也是二十万人左右﹐但是都不包括被正式枪毙者。
著名电视片集<河殇>作者﹑<民主中国>主编苏晓康则感叹现在四五十岁以下的人已经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了。他说﹐现在非犹太人可以读到大量有关纳粹大屠杀的书﹐非法国读者也可以读到有关法国大革命的书﹐它们已经超出国界﹐但是中国的文革还没有成为国际性的﹐因为还没有国际性的价值判断﹐还有些西方学者认为文革没有错。其实没有明确价值判断的是中国人自己﹐因为中国没有真正清算过文革﹐邓小平对文革的否定只是老干部对造反派的报复﹐背后是权力。针对有听众认为对文革应该上升到理论高度来认识﹐苏晓康说﹐现在连事实的描述都很困难﹐怎么能提升到理论高度﹖否则可能成为正面的文革。
苏晓康还认为﹐在邓小平看来﹐文革是他们丧?F权的一个经验﹐任何怀疑中共政权的思想就被认为是红卫兵思想﹐把八九民运也看成是红卫兵﹐这是狭隘的独裁者的思想﹐没有从人权角度来看。实际上红卫兵传统不存在了﹐否则六四杀人后怎么不“造反有理”而生活在谎言里呢﹖
自由作家刘国凯﹐为文革发表过多篇论文﹐他始终以为文革只有三年而不是十年﹐文革有官方线索和人民线索两个部分。例如红卫兵就分为血统红卫兵和造反红卫兵﹐所以否定的是官方红卫兵而不是人民的文革。血统红卫兵反对的就是把共产党干部推到审判台。但是人民的文革是反对政治迫害﹐例如六六年秋冬的批判资反路线。
美国狄金森大学图书馆高级馆员与研究员宋永毅讲文革的真实和历史观。他说﹐文革一方面是说不尽的文革﹐另一方面又是被遗忘的文革。说不尽是因为从一九六六到一九九六的三十年中﹐用多种语言发表的文革重要文章就有五千四百篇﹔被遗忘的文革是整个民族有失去集体记忆的危险。但是反面的集体记忆却很清楚﹐例如表态﹐大家都可以违心的表态﹐反正大家都在说假话﹐就世世代代把假话说下去。如果历史事实说不清楚﹐任何理论都苍白。
他还说﹐关于建国以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是中共评价文革的最好文件﹐因为批评了文革和毛泽东﹐而现在则根本不认错。对文革的评论在倒退﹑在遗忘﹐以后可能是这十年中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宋永毅还说﹐文革是领袖的错误﹐还是体制的问题﹖毛和刘﹐毛和林的路线斗争是怎么回事﹖其实不存在路线斗争。说党抵制了文化大革命﹐谁在抵制﹖邓小平的信都是效忠心﹐才可以生存而东山再起。因此文革带来的是意识形态的崩溃﹐而我们能做的﹐是帮助记忆﹐这对中国人权和民主的发展有用。
美国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主任龚小夏讲述<教育革命的得者和失者>。她认为所谓教育革命﹐其实就是取消高考。这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前高等学校注重成分﹐如外语学院多干部子弟﹐留学生也选择干部子弟﹐但是文革期间大家都没有在社会上受教育的机会﹐家庭教育成了教育的主要来源时﹐知识分子家庭就占了优势﹐所以恢复高考以后﹐知识分子子弟的比例就上去了﹐工农子弟的比例远远低于文革前﹐。所以文革受冲击最大的是工人子弟﹐他们教育水准低﹐后来下岗失业的也是他们﹐农民子弟情况更糟。
最后一个讲话的是张敏﹐她是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节目主持人﹐制作了一批与文革相关的的节目﹐她一上台讲话的内容和气势就吸引了全场。她的讲演题目是<文革与人生>﹐一开始就展露红八月的场景。原来她当时也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同王友琴一样﹐经历了八月五日打死校长的恐怖场面﹐而她因为是“黑五类”﹐在前一天就被绑成一串受到批斗和凌辱﹔当时她就想自杀﹐但是因为妈妈刚自杀﹐她怕再自杀后爸爸和十岁的妹妹会更加伤心而断了这念头。第二天他们再被押着观看校长和老师如何挨打﹐一直到校长死于非命。经历了这两天﹐她完全变了一个人。
“三十五年来﹐无论从我的人生经历中﹐还是从调查研究中﹐都越来越清晰地看到﹐文革对共产党来说﹐是常态的聚焦﹐而不是变态的偶然。但是﹐文革对经历过的人最大的影响﹐莫过于在不同程度﹑不同层面﹐或者干脆从根本上改变了一代人﹑乃至与之相关的几代人的人生道路﹐甚至使其中相当庞大的人群﹐无法逆转地脱离了人生的常态。”
张敏着重谈四方面的影响﹐一是文革与失学﹐二是文革对当代中国人的性向﹑婚恋﹑家庭生活的影响﹐三是文革与理想﹐四是文革与信仰。
由于时间关系﹐张敏只说了一部分就被“腰斩”﹐但是听众希望她继续说下去。然而时间掌握在公共图书馆管理员手里﹐他们已经下班了﹐要闭馆了﹐经多次催促﹐张敏终于下台。但是散会后人们都不愿离开﹐聚集在图书馆门口相互热烈交谈﹐久久没有散去。
(http://www.dajiyuan.com)
相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