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9日讯】1970年1月5日凌晨1时零37秒，云南发生强度为7.8级的大地震，1777平方公里的土地成为重灾区，这是中共建政以来首次死亡人数过万人的大地震，较唐山尚早6年，史称“通海大地震”，但因灾情本身受到有意的遮蔽，长期以来外界对其知之甚少。死亡数字、震级，甚至地震发生地点，都曾是讳莫如深的机密。地震发生后第四天，新华社才刊发不及400字的电文，称“昆明以南地区发生了7级地震”。
据南方都市报报导，1982年的7月，云南当局才首次在该县秀山立了一块“通海地震记事碑”，首度公布了官方认定的死亡人数：15621人。这块记事碑上，地震级别由1970年新华社电的“七级”升格为“七点七级”。
当时在昆明黑龙潭地震台的余美轩说，历史记录就是7.8级，“北京没有数据，得听我的上报。”她还记得，美国地震台当时向世界宣称，中国西南发生8级以上地震。
2000年，通海地震30周年，有关15621人死亡的信息，才正式经由媒体发布出去。
2010年1月5日，当地举办了盛大的纪念仪式。和40年前刻意的遮掩有所不同的是，现在的通海和云南希望全国都能正视并关注那场万人浩劫。
7.8级地震撕裂通海
时间定格在1970年1月5日凌晨1时零37秒，在昆明北郊黑龙潭的地震台，光点记录地震仪的指针已经出格，警报器短而急促的声音把熟睡的余美轩惊醒，悬在空中的灯泡在不停摇晃，她感觉有点头晕，立刻警觉到是附近发生了地震。
余美轩在紧张的分析之后，向位于昆明下马村的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做了汇报：7.8级。
此时，在昆明以南100余公里处，以玉溪市通海县高大公社五街村为震中，一条长约60公里、宽约20米的断裂带，已如刀切一般沿北西方向将大地撕开。1777平方公里的土地成为重灾区，在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成片的民房被夷为平地。
恍惚间，李庭有感到阁楼向一方晃了一下，又晃回来，然后整体下沉。房子倒了！
正在下棋的吴广喜听到“轰”的一声响，茅草屋外竖立的木板齐刷刷倒地，一个腌咸菜的坛子也滚跑了。他本能地想起身看看发生了什么，但人刚站起来就扑倒在地。 “我当时就认为是地震。”吴广喜说。
地震发生的刹那，吴广喜的爱人张玉华尚在睡梦中。一声巨响后，她听到自己女儿哭喊的声音。“我被压住了，不能动。我不懂地震，以为是被电住了。”张玉华回忆，那个没有月亮的寂静深夜，突然间哭喊声一片。
住在隔壁的小叔没有被压住，他喊着“嫂嫂”，并把压在她们身上的土木移走。“我让他赶快救女儿。大女儿被刨出来的时候，已经不会哭叫。”
吴广喜这时也提着煤油灯赶到村里，“整个村子都被平掉了，村人哭的哭喊的喊。”他回到了家，看见自己平日睡觉的那张床被一堵墙压扁，“如果在家，我就死定了。”
李庭有的妻子和女儿，就是这样被压死的。他和儿子在二楼，与瓦片梁柱一起倒地，但侥幸生存下来。
吴广喜去自己的妈妈家寻找亲人，发现妈妈和弟弟都已长眠在土木中。他的妹夫吴正平是生产队长，一家12口人，死去了9个，其中妹妹两天前刚生过小孩。
“赶快躲起来，苏修放原子弹了”
当时“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进行，“要准备打仗”、“深挖洞、广积粮”、 “提高警惕，保卫祖国！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等口号此起彼伏并落实到每个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
“天太黑了，但村里人喊：不能点火！那时中苏关系不好，大家都说，赶快躲起来，苏修放原子弹了。”张玉华和十四五个受伤无法跑动的村民躲在草垛里，手脚便利者则跑到山上将自己隐藏。
在张玉华的视野所及，除了同屋与隔壁的亲属互救，地震来袭的那个深夜，村民们“基本上没有去救人”。因为处于敌人来袭的恐惧中，不让点火，也无人组织救援。
“如果当晚抢救，可多救很多人”
待到天亮，村民们才开始相互救济。此时距地震发生已有五六个小时。有人从废墟中爬出来，也有尸体被零散堆积在路边。
房屋大抵都是土木结构的，平房居多，所以救起人来相对容易。大家缺少相应的工具，就用双手刨。“活着救出来的也有，但不多。如果当晚抢救，就可以多救很多人。”吴广喜说。
高大公社五街上村的吴广喜说，他的岳父在地震中受重伤，等到第三天医疗队赶来，尚未来得及抢救，就过世了。
据介绍，吴广喜所在的五街上村原有人口597人，死亡者194人，加上8名外来人口共202人遇难。牲畜死亡2/3以上，伤者无数。
李庭有生活的陶茂村，原有人口357人，死亡者167人(含外来人口17人)。
按照事后公布的数字，在整个高大公社，共有7847人，死亡人数1777人。另外两个重灾乡镇，分别是峨山县的小街乡与建水县的曲江乡。其中，建水县的曲江乡，是死亡比例最高的地方，高达30%。
疯狂年代救灾 宣传毛思想为主调
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灾后救济与重建也具有了鲜明的特质。
吴广喜说，作为灾民，他们很少见到前来慰问的县及公社领导，遑论更高级别者。
“每天早上和晚上，大家都被集中到空地上，拿着红宝书喊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吴广喜回忆，受灾后仍沿袭了震前的“早请示晚汇报”传统，只是忠字舞不再跳跃。
吴广喜说，每个慰问团下来，他们都会收到红宝书和毛主席像章。而红宝书实在太多，分发不完，以至于40年后的高大乡政府仓房内还存有十余编织袋。
直接面对灾区的《云南日报》，做了持续一个月的报导；报导以宣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战胜灾害”为主基调。
地震发生后第四天，新华社才刊发不及400字的电文，称“昆明以南地区发生了7级地震”，“毛主席林副主席亲切关怀受灾人民”。死亡数字、震级，甚至地震发生地点，都曾是讳莫如深的机密。中央媒体语焉不详，使通海大地震不为更多国人所关注。
中央号召自救 公粮照样上缴
地震第二天晚上，周恩来称，有的国家打电报来要支援我们，我们这么大的国家不需要。我们要自力更生重建家园，这是毛主席的思想。
云南省革委会和昆明军区要求全省军民“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加强战备”。在《人民日报》刊发新华社电的1月9日，云南省革委会秘书组即要求把已接受的金钱与物资捐献全部退回。
云南省革委会与昆明军区在 1970年5月所作的《抗震救灾工作总结》中说，灾区还采取忆苦思甜的方式，提高灾民阶级觉悟。部分群众在受灾后产生的悲观泄气、依赖救济等错误思想，顿时一扫而光，纷纷提出不要国家救济粮、救济款、救济物资。
当时的《云南日报》和各地汇报材料中，树立了很多典型。常被提起的当时的高大公社革委会主任李祖德。这位当年被云南日报专题报导过的红人，如今不为村民们所乐见。吴广喜还记得他手捧红宝书，在广播里宣扬：高大公社人民地震压不弯腰，我们不要国家救济，自力更生。同时被其他村民提及的还有，他拒绝了用于灾后重建的木料援助。
灾民的生活很困苦，每天“早请示”之后，就去从事生产。作为典型的通海县高大公社，在拒收救济粮之外，每年还照例上缴国家百万斤公粮。
“前辈泪迹留后人，眼含热泪写碑文”
在进行了大约一个月关于“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人民无所畏惧”的报导之后，有关地震的消息也在《云南日报》销匿了，但当地灾民的记忆仍然无法从地动山摇的那一刻移开。
1975 年9月，“文革”尚未结束，通海县高大公社五街上村就将纪念凝成了一块石碑。据当地村民说，村干部最初拟向村民摊派修碑的款项，未果，但纪念碑仍然如愿被砌在了一堵墙的凹处。除了简要叙述灾情，他们还将194名本村死难者的姓名永久刻在了碑上。通海大地震的第一次勒石纪念，以这样的方式横陈在一个受伤乡村的一角，碑末还有这样的诗句：后辈儿孙须牢记，前辈泪迹留后人。
6年之后，几里外的陶茂村也立了一块记有全村死难者名单的碑石。在通海大地震的重灾区，类似的纪念物应该还有多处。
而官方第一次悄悄的立碑，是在1982年的7月，云南省地震局与通海县政府，在该县秀山接近最高处的凤仪亭内，立了一块“通海地震记事碑”，上面刻有中央的慰问电，并首度公布了官方认定的死亡人数：15621人。
这块记事碑上，地震级别由1970年新华社电的“七级”升格为“七点七级”，目前尚不清楚何以产生这样的变动。
凤仪亭记事碑的凭吊者，以当地人居多。就全国而言，有关通海大地震仍遮盖着一层雾一样的面纱。
官方真正大张旗鼓对外发声，还要再等18年。千禧年姗姗而来的时候，通海县政府开始知会记者参加有关地震30周年祭的报导，那一次，有关15621人死亡的信息，才正式经由媒体发布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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