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02日讯】杨国宇先生出身自台北州立第二中学校，该校于台湾光复之初改校名为台湾省立台北成功中学，即今之台北市立成功高级中学，在台湾人受到日本帝国殖民的时代，这个以台湾学生为主的中学，孕育出不少优秀的人才，他们个个摩拳擦掌，准备在台湾人自己的国家里的公平竞争环境中，一展身手，彩绘自己的青春，规划光明与希望的人生。但是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继受日本对台湾的统治以后，台湾人又成为另一个外来强权的俎上肉，不幸地，和当时所有受压迫的中国人民，一同被卷入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两个党国的内战当中。
在台湾改朝换代、风雨飘摇的年代里，迷信国家暴力、又因在内战中的惨败而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国民党政府，竟对台湾的知识阶层和传统士绅阶级展开残酷的镇压和社会改造，务求铲除一切可能的反对力量，以求在台湾这个所谓的反攻基地站稳脚步、重新立足。在宁可错杀一百、不可纵放一人的政策观念下，国民党政府展开彻底的白色恐怖手段，目的在社会中制造集体恐惧，以根本瓦解人民反抗的意志。在这一过程中，无数手无寸铁的台湾知识青年，首当其冲，成为政治的祭品，遭到国家制度性的诬陷、囚虐与枉杀，他们的个人生命可能因而凋残，家庭破裂，但这种伤害已不算什么了，整整战后一代台湾菁英的牺牲，延缓了战后台湾的重建复员，更对台湾人的国民性格造成整整好几代的历史性伤害，这才难以弥补。台湾人以后殖民的眼光看待自身，把故乡作异乡，疏离土地与人的感情，短视近利、不求永续经营，以及怯于参与公共事务、规避公共责任、不守公共道德、没有光荣感和幸福感，以及不知耻，没有意识到台湾是台湾人安安身立命之所，台湾人是台湾的主人，这都是四百年台湾被殖民经验的遗毒。台北二中的学长们在这一波镇压中的受难者，我们随手一举，就有李苍降、林如堉、唐志堂、黄雨生、王超伦、黄弘毅、游英、朱华阳、林水旺、李沛霖、黄财、李培灿、蔡世扬、林从周、张灿生、陈英泰、彭温弦、施显华、王耀东、杨国宇、戴传李、许远东、陈炳基等等。
杨国宇先生在这一批台北二中青年中，应该是最年轻的一个，他被捕当时还只是一名中学生，就被国民党政府以叛乱乱判定罪课刑，流放到台东县绿岛乡新生训导处。究其实，为的只是一个热情血性的文艺青年，跟随他的师丈简国贤，一位剧作家，参加了他富有社会意识和人道精神的话剧演出而已。若说这一位少年有什么破坏国体、窃据国土、非法变更国宪、颠覆政府之举，则确是高估了他的能耐。但对无辜人民，特别是知识青年，罗织罪名、枉法裁判，以期对任何的异见于萌芽之初即斩草除根，防微杜渐，本来就是一个严重自卑的专制政权的统治术。但国民党政府万万没想到的，就是它集中营里精心设计的劳动改造和洗脑流程，根本就没有挫折这个文艺青年坚轫的思想和生命力，他在当中见证了许多受难前辈高贵的情操、嵚崎磊落的人格，也在狱中透过和杨银像等人歌仔戏的演出，实现了未完的戏剧青春梦。他对简国贤的崇敬、对狱中同志的怀念、对戏剧艺术的热爱，以及台湾国民意识则与日俱增，益加坚定。在台湾民主化以后，在他颐养天年、含饴弄孙之际，杨国宇终于将一生的悬念凝结成《纱帽山‧壁》完整的戏剧结构，并且在剧本的基础之上，扩充完成《纱帽山‧壁──解开台湾历史真相之谜》这一部小说形式的煌煌巨著。
这本书是以关于台北市北投区纱帽山的一则寓言，来暗示贯串全书的主题。乌纱帽是古代官帽的俗称，传说这是福德正神土地公出巡时不慎遗落人间者，然而“横看成岭侧成峰”，换位看山则亦可以有不同的体会，作者借此喻意人们应当学习设身处地换位思考，始可推翻成见构筑的无形的墙壁，而作者化身的张老师在故事最后，更藉纱帽山模型的爆炸，揭开了作者的终极关怀：“人人手中都有乌纱帽”，主权在民。“壁”是简国贤的名剧《壁》的重要隐喻，这个主题连结了作者与简国贤的关系，简国贤以壁象征阶级界限，作者则以“壁”喻意认同界限，这显示了台湾社会分歧的重大转折，但也显示了台湾人对于战后中国大陆新移民的态度，殖民地时期的台湾人是不会对日本人提出认同的要约的，但台湾人对中国大陆移民则具有建立生命共同体的期待。
本书是“意念先行”的典型，从故事的结构布局来看，各种场景的安排和人物的串联，似乎只是作者台湾历史论述的过场，但这些人物之间又构成个别的故事，所以是多重主轴的叙事，也因此我们不能忽略掉每一个小叙事对于作者的意义。在大的叙事主轴中，作者透过女主角魏可涵以友人李筱蔓祖父考古学家李火旺遗留资料写就的台湾史作业、以及参与人权之路青年体验营的学员们的研究报告，将台湾史的轮廓逐步勾勒出来，在作者的观念中，台湾史是中国东南沿海越族移民和台湾南岛原住民族的融合、以及台湾岛在大航海时代来临被纳入世界史后的连续过程，有其历史发展的主体性，并不是中国垦殖史的客体，当然更非自古属于中国。台湾悲情历史的一再轮回，都是因为历代外来的政权把台湾当成资源掠夺的对象，不尊重这块土地和生活其上的主人所致，因而侵略者把台湾人保家卫土的行为指为叛乱，实在是极其荒诞悖理的。魏可涵的Ｔ大历史学教授王若兰，代表的就是这种倚仗着强权霸道的台湾历史学威权。但作者并不认为这种人为编造的历史观点可以垂诸百世而不变，王若兰的儿子林鸿金参加了人权之路青年体验营、亲炙台湾的风土人情而重新认识了台湾历史的真相后，就在良心和感情上反叛他的出身了。
在主轴之外个别的小叙事，则是作者特殊的感情寄托。举例而言，魏可涵的身世问题，反映的是杨国宇对于其同案受难者后人下落的关怀，书中魏可涵的养祖父宋逵利用权势侵凌简国贤同案政治受难者魏德铭妻女两代的恶行，所隐射者乃是简国贤案同案受难者的人间悲剧，作者对此无限悲愤，但也对于含莘茹苦、忍辱负重的遗属曾淑端献上敬意，这是受难者家属生命情境的缩影，他们以母性对抗父权，赍志为台湾的文化血脉保存生机、留下历史记忆和精神遗产，其人看似柔弱，实即强轫，而这又何尝不是作者的自况呢？曾淑端的对照组，则是林敬恒这个角色，他为了名利权位，阿附中国国民党的国民大会代表王亭云，甘愿忍受王家的鄙薄，但尽管他成为王亭云的女婿，王亭云仍然未将他视为自己政治事业的继承者，他只能利用各种不法的竞选手段来维持政治生命，是标准自我作践、卖台求荣一类的台湾政客。同样是台湾人，一高洁、一堕落，作者用文字刻画出他们各自的代表形象，让后世万代指点评判。本书的人物并不完全是真实人物的反射，不过，除了书中藉学生的研究报告忠实呈现的历史人物，如简吉、杜聪宁、简国贤、钟浩东、许强等人外，则倒是有两个英雄角色是直接以真实人物的身份出现在书中的情节：许昭荣，尽其余生为台湾籍国军老兵尊严奋斗、最后选择在高雄港边自焚尸谏，作者记录了许昭荣与老兵杨广海间关于“宁愿烧坏，不愿锈坏”的悲壮对话；卢兆麟，作者在绿岛的老同学，在《城市的历史记忆》二二八台北营队活动担任导览解说而行经台北马场町纪念公园时突然心肌梗塞辞世，他生前最后一刻念兹在兹的，是期待更多的人知道台湾白色恐怖历史的真相，在他感到心悸的时候，他将俗称大声公的扩音器交给了作者化身的张老师，让张老师“接着讲下去”。
全书以王若兰召警破坏《纱帽山‧壁》的彩排告终，这样的结束安排，对当代的年轻世代来说，可能会觉得相当突兀，因为不论王若兰或警察，都没有权力干涉任何人的思想和人身自由，甚至是对自己的儿子林鸿金。台湾民主化的成就，是人民不再害怕警察无故的干涉，这是李登辉前总统所谓台湾人的幸福所深藏在潜意识底层的理由，但这种忧虑在作者的书中再次浮现，显示这是一个警讯，即由国民党主席“蓝伯伯”在北京宣告与中国共产党联手制压台湾独立的路线，在国民党再次执政后，似乎正在一步一步实现当中。台湾历史的轮回机制似乎又在启动了。许昭荣和卢兆麟于二零零八年同一年过世，在本书中是有很大的警世作用的。
俄罗斯大文豪杜思妥也夫斯基（Фёд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Достоевский）说过：“我只害怕一件事，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痛苦。”当年懵懵懂懂绿岛未成年的中学生政治犯杨国宇，在历经个人生命和台湾人民集体命运的人间劫难之后，竟然从中找到的德国哲学家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所说的“活下去的理由”，这就是奥地利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Viktor Emil Frankl）所倡导的意义心理治疗的观点，不是让个人去祈求生命，而是要让生命对于存在的意义充满期待。《纱帽山‧壁──解开台湾历史真相之谜》一书，是杨国宇先生对于自身配得上那段苦难的证明，他有一项使命，就是要延续简国贤的精神，要把台湾历史的真相公诸于世。@
民国九十九年九月十五日八时
台北县板桥市乔崴莱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