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0年11月13日讯】1998年在广西组建中国民主党（广西），12月份被广西桂林市政侦警察抓捕，中共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我入狱三年。判决生效后我即被送往广西重刑监狱服刑，2001年出狱。出狱的当天心情还是非常激动的，想到恢复自由后可以再为争取中国民主做更多的事情，可以见到日夜思念的亲人，特别是我的妈妈，我真的有点“责怪”她，因为自从我坐牢后她一次都没有来看守所和监狱探过我，我要当面问问妈妈这是为什么？
当我背着一个装有一些衣服的破编织袋回到家里时，只见爸爸、哥哥、嫂子与其他人，唯独没有看见妈妈。当我追问妈妈的的去向时，家里人总是含糊其辞。我当即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经我再三追问之下父亲才眯着双眼低着头告诉我：其实在我被中共当局抓捕后的第三天，一批政治警察气势汹汹到家里搜查有关我的“罪证”，母亲阻拦未果反而被推倒在地，精神大受打击，一个星期不到就含恨去世！
当我听到母亲已经不在世上的字眼时，心里有说不出的痛楚！一阵阵的难过！这种悲凉与难过我甚至是一辈子都不可能忘记。几个小时前刚出狱的那种兴奋状态，一下子让我跌入了冰谷的深渊。之前，想当面问问母亲这些年都不去探监的原因，没想到这个机会永远也不会有了……因为，母亲的“回答”理由充分得让我无言以对，泪水涟涟。最后得知，家里人决定统一口径去探监时不告诉我实情，是担心我冲动容易导致在监狱里出状况。这是中共政权独裁下打压政治异议人士的悲剧，也是中共政治警察制造无数血债中的一笔！
虽然人身恢复了自由，但还有二年的“政治权利”受到剥夺；因此在不少方面还是受到很大威胁。出狱后，不但受到广西的政治警察处处在监控，家里的电话也受到监听；还找到了我，规定我每个月必须要向他们报到。当时，我每当走亲访友必然遭受到跟踪，所有我的这些遭遇，都见证了国内政治警察对出狱后的异议人士不断骚扰的事实。
自从出狱后认识现在的妻子，我妻子也没少吃苦头！没有办法，因为我是一名政治异议者，多年来政治警察不断地对我进行人身骚扰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有时候，国保的人找不到我，就抓走我妻子去国保处或派出所去换人。所以每逢“敏感期”将至，我妻子就畏惧起来。在国内时我经常被拉到“秘密地点”关上三、五天，甚至有时是一个多星期。有一次，国保警察连续关了我十天，也不问话，也不放人，我忍无可忍就以绝食来抗争！两天不吃饭，不喝水，最终国保警察在我绝食后的第三天把我放了。
我对这种公然藐视公民的基本人权、严重限制人身自由的粗暴行为极为愤慨！多年来，无论我到什么地方工作求生存，国保警察就追踪和骚扰到哪里。一追踪到我就先关押几天再说。本来上班干得好好的，老板见我“突然失踪”了好几天，回来后很快就把我炒了“鱿鱼”！就这样，我一边在不断的找工作，另一边又不断被老板炒掉。这种被政治警察无端打压与骚扰的状况，可以说，自从坐牢出来后至今都无法摆脱过。
为了摆脱广西当地政治警察没完没了的骚扰、跟踪、威胁、在敏感期对我人身关押，2004年6月份我决定带着妻子前往浙江杭州。让我没想到的是，“刚逃出了狼窝又掉进了虎穴”，我和妻子在杭州才11天，就被杭州国保局的政治警察粗暴地撵出了杭州！对于这样的遭遇我万般无奈，只是没有想到这些政治警察工作效率如此之高，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在外省市追踪到并发现了我；并把我们夫妻驱赶出浙江。
2004年6月中旬，经过艰难的多方寻找与联系，我与杭州的中国民主党部分成员取得了联系，并约见了部分民主党成员与民运的一些朋友。正当我沉浸在与民运朋友交流的喜悦当中，我始终没有想到的是，一场噩梦正在悄悄向我逼近！几天后，民运一朋友给了我电话，告诉我说：明天早上有一些下岗工人在武林门广场集会，他也会去，叫我也一道去看看吧，我答应了。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赶到武林广场。让我意外的是；我并没有见到约我来的那位民运朋友，也没有看到是什么下岗工人集会，倒是见到不少情侣在卿卿我我，还有就是一些老太太、老爷子在锻练身体，怎么也看不出有集会的迹象……后来我在那里呆了两个多小时，见不到有任何有关集会的动静，就搭车回到了做工地点。
下午6点多钟左右，我打电话问了通知我去武林门广场的那位民运朋友，向他说今天并没有他所讲的事情发生！他说他刚想打电话给我呢，并解释他自己也不大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也许是改期了吧，最后，他约我8点钟在某某酒店见面，我答应了。8点整，我准时到达见面的地点。几分钟后，那位朋友就匆匆地从对面走了过来，并叫我跟随他进入酒店咖啡厅一楼坐一下。
但刚坐下十秒钟不到，就有五、六个穿便衣、夹公文包的，其中有两个还戴眼镜的中年人，从不同方位快步地向我靠近！我预感到这可能马上“要出事了”！果然如此。我突然被几个人团团围住，我的两个手臂被挽住而动弹不得。我不知所措地望着那位民运朋友，但他也被两个“不明身份的人”按住了肩膀。这突发事件让我感到深深的震惊！我实在不清楚这中间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那位民运朋友也呆呆地看着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只是嘴唇动了几下，看得出他也有些紧张！我缓过神后，试图挣扎几下，可是没用！几双大手牢牢地按紧了我。我大声问：“你们干什么？是什么人？”其中一个戴眼镜的人凑近我耳旁小声吼到：“你喊什么？别喊！走到外面你就知道了！”我又大声吼道：“你们不把身份说清楚，我是不会跟你们走的！”他们见我不走，便用力猛拉我出酒店，想硬把我推进一辆小车里。我用尽全身力气用脚顶住车门。他们一下子也没有办法把我弄进去。最后有一个人走过来对我说：“我们是‘国保’的，找你有事。你最好跟我们合作一点！跟我们走就行了。”
不到20分钟，国保警察就把我与那位民运朋友弄到一个派出所的二楼；一到楼上就把我全身搜了个遍！把所有东西都掏出来。那位民运朋友关在另一间房里。但不久后，刚才那位民运朋友呆的那间房却空了。我估计那位民运朋友是被他们放回去了。但我却没那么幸运！几个国保的人轮翻地向我“猛烈开炮”般地审问，要我交代，“这次来杭州到底想干什么？我们杭州可不欢迎你！你最好老老实实地给我们说清楚！”我说：“我是来做点小生意的，有空的时候就和几个朋友在一起聊聊天而已。我并没有做什么违法的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吧？我们了解的情况可不是你所说的那样。我看你是专门来捣乱我们这里的！”其中一个国保的人恶狠狠地对我说。
就这样，我被他们一直折磨到半夜两点多钟。大概他们也“审问”累了，就把我关在一个小房间里。到了第二天十点多钟左右，国保的人又来继续审问我。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审问，他们几个人走进另一间房间好像在商量着甚么。20分钟后他们又走了回来，劈头盖脸就向我吼道，“李志友，你听明白！我们现在给你一条‘活路’走！你马上给我捡起你的东西，两个小时后从我们杭州消失，滚回你广西去！你到哪里我们不管，但只要我们发现你还在杭州或者见到你再来，我们就不客气了！见你一次就关你一次。”我向国保的人抗议道：“我在杭州做事才十多天，你们这样逼我离开是没有道理的？警察狠狠吼道；“我们不管你那么多，你的生存问题你自己解决，我们只‘关心’你不离开我们就会很麻烦！”国保的人继续向我吼道。
沉默了几分钟，我当时的脑子都完全乱了。我再次向他们讲明白我的处境，希望他们能宽容一些时间，等我积攒一点路费，我一定马上离开杭州。“我们帮你买票。”一个国保警察的人很不耐烦地打断了我的话。我被他们的横行霸道激怒到了极点（我心里大骂：“这些混蛋！”） 停了一、二分钟，他们又接着说：“这是给你一条‘最好的出路’。 你想在杭州打工，你想都别想！你能做得长久吗？我们会让你呆得住吗？我们有办法天天去整你，去搞你！我们有大把的时间‘陪着你玩’。我问你，你敢呆在我们杭州吗？”我被这一联串的恐吓流氓手段给确实震住了！要不是我亲耳听到，我还真不敢相信这些话是从一个“国家的执法人员”嘴里“吐出来”的！
此前，我虽然了解一点这些“披着羊皮的狼”的可恶嘴脸，但我还是为他们“赤裸裸的坦言相劝”而竖起毛孔！我清楚，再与他们抗争或讲道理都是毫无用处的。他们目的就是要把我“赶”出杭州！在派出所里我一直与国保的人“据理力争”，但还是起不了丝毫的作用！到了12点半，他们把我拉走，边走边说：“离开车还有一个多小时，你还有什么要做的？”我说，“我想打一个电话给单称峰和王荣清先生与他们道个别！”他们说不行，但同意我的妻子晚一天离开杭州。
在马上被国保警察驱赶离开杭州之前，我把身上仅有的500元钱给了我妻子300元，我自己留200元。随后我只拿了一点行李就与妻子告别了！杭州国保的人一直押送我到火车站，直到把我送上车，才把没收的手机等物品归还了我，还叫一个火车乘警24小时看守我，以防一路上节外生枝。我见车子就要开动了，但国保警察并没有兑现他们“承诺”地那样帮我买好火车票，而是让我用自己仅仅剩余的200元去补一张票。我被这些出尔反尔、说话就像放屁一样的国保警察搞得哭笑不得，就这样30个小时饿着肚子，饥肠辘辘回到了广西。
最后，车子开出不久后，我立刻联系王荣清先生，把我所遭遇的一切，如实地告诉了他。王荣清先生听了我的诉说后，怒火中烧，大骂杭州的国保“混账”！我也知道此刻与王荣清先生才取得联系是晚了点，但我没办法，当时身陷困境。对这种严重侵犯公民的生存之道及对人身自由残酷的剥夺和肆意潜踏，我表示强烈的不满！在中国的现时，不知道还有多少像我一样到处在受打压的异议人士，工作与生存的空间都被挤压得无法想像；人身自由与政治空间几乎没有。在此，我们谴责这些政治警察的无人性的地方，同时也告诉全世界，中国的人权丝毫没有改善，因为，我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目睹了中国政治警察是怎样粗暴对待自己国家之公民。
中国民主党（广西）负责人：李志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