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0年11月15日讯】前些天，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邀约参加一个讨论，谈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布的2010年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蓝皮书》的看法。社科院的这个蓝皮书显示，中国“百强企业”的社会责任发展指数，平均为17分。
外来的和尚不会念经？
耐人寻味的是，虽然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是从西方引进的，而中国到今天都没把企业和政府完全分开，但蓝皮书对国有、民营、外资各百强企业的研究结果说，在华外资企业百强的社会责任指数平均为8.1分，不到整体得分的一半。也就是说，外资企业在作为负责任的公民方面，按中科院的说法，远不如国有和民营企业；外来的和尚不会念经，不如本土的和尚念得好。
蓝皮书认为外企“表现差”，主要是因为外企在华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严重不足”，对公益捐赠披露较多，而对伙伴责任以及企业成长性、收益性和安全性等财务指标披露较少。
蓝皮书的解释，透露了微妙的讯息。评估的依据，不像是真实的绩效表现，而仅仅是公司披露的程度。而那些伙伴责任、企业成长、收益和安全等财务指标，应多属商业运作的机密。抱怨这些讯息披露不够，只能加深外企对中方由来已久的窃密举措的疑虑。
外企在中国一直被当“外姓人”来看待，经常“被行善”、“被捐款”，也经常登上“国际铁公鸡排行榜”。这回可好，铁公鸡的原因被揭示出来了，原来是社会责任心太少。在西方的人们都知道，欧美公司大都具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大部分是优秀的社会公民。难道他们到中国之后，居然淮南淮北、化橘成枳了吗？是南北土壤的差异，还是另有原因呢？
企业的社会责任和义务，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图为2008年4月在柏林举行的企业社会责任大会上，德国副总理兼外长斯坦迈尔在发言。德国官员建议对承担社会责任的德国企业进行表彰。（Getty Images）
什么是企业社会责任（CSR）
所谓“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或CSR），是说企业必须对它的行为对人类、社区、和环境造成的影响承担责任。作为经理人，必须在承担社会责任时，均衡相应的付出和收益。除了“股份持有者”（stockholders）的权益，现在人们更关注“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的权益。消费者、社区人士、生态环境，都与企业的利益相关，都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 。
世界最大的两百家企业富可敌国，在国际事务中举足轻重，其经济规模总和占世界经济的四分之一。但与巨大权力相对应的，是“责任的铁律”（Iron Law of Responsibility），亦即从长远来说，那些在社会看来没有善用、妥用其权力的企业，一定会失去这些权力。
“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从历史上看，是因为企业变得太大、太强，所以在正常社会，人们用反托拉斯法、消费者保护条例等，来制约这些硕大无朋的巨人。具有远见的企业家如卡内基，很早就开始捐助教育和文化事业。亨利‧福特则投入资金，赞助工人的社会和健康需求。渐渐的，西方企业主管普遍树立了所谓的“慈善原则”（Charity Principle）。就是说，商界领袖的责任不仅仅是赚钱，而是有更高的社会责任。
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社区的慈善需求开始转向，他们不仅仅向一小群富豪求助，而是向所有的企业要求赞助。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提供非营利和慈善项目，帮助亟需资金的事业。企业变成了“受托人”（trustees）或“理事”和“董事”，开始在这些非营利机构中为公众利益工作。“企业社会责任”中的“慈善原则”，也渐渐变成“管家原则”（Stewardship Principle）。
企业应该有社会责任？
企业责任包括经济、社会和法律责任，以及三者的平衡。但企业应该承担社会责任吗？这是企业的职责吗？虽然支持企业社会责任的呼声很高，反对的声音也很强。全球调查发现，84%的高管认为企业首先应该为投资者创造高回报率，同时兼顾为大众做出贡献。
支持企业社会责任的人们认为，它可以平衡企业的权力和责任，使政府减少监管，会带来长期利润，会抬高企业的声誉，也会纠正企业造成的社会问题。反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观点则认为，它会减低效率、降低利润，造成竞争者之间成本不均，会导致隐性的成本转嫁到“利益相关者”身上，会迫使企业做不擅长的事，也会把责任推到__企业、而不是个人身上。
管理学者也在研究，那些负责任的企业会不会因为促进社会公益而牺牲了自己的利润。GSK生物制药公司（GSK Biologicals）总裁吉恩‧史帝雰（Jean Stephenne）决定帮助南美的穷人和病人，提供免费或低价的药品，但有人怀疑这个做法是否值得。公司在短期内确有亏损，但公司对中低收入的拉美居民的社会责任感，打开了新的市场。
定量统计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着中等程度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投资于企业的社会和环境责任的公司，这类的投资是不会赔本的。
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
中国企业开始谈论企业社会责任，是很好的开端。但人们在看到这些与国际社会努力“接轨”的举措时，必须意识到要成为国际社会的正常公民，有些先决条件是必须具备的。
社会责任的建立，根植于社会道德的基础。中国政府法国撒金、大肆购买空客（空中巴士）之际，利用经济手段达成政治目的，而牵涉其中的国企，考虑到了金钱诱饵和政治交换的过程中，企业的社会责任已经被抛弃了吗？从法国总统名酒招待、屈意奉承的势态看，这法国人一百亿美元就可以搞定；但中国人在付出百亿美元搞定法国人的时候，中国社会和法国社会的道德底线都被戳破了。
中国目前通货飞涨，消费者面对的食品、住房、能源价格高昂的窘境，是国企垄断专行的结果。企业社会责任要在中国实现，首先应打破中共太子党、裙带人士的控制和垄断。唯有如此，最基本的民生费用才会降低。中国企业别的不说，雇工的歧视就离奢谈企业的社会责任相距甚远。招工时那些诸如“年龄限45岁以下”、“不得雇用炼法轮功的”等公然的歧视，对人类、社区的恶劣影响，有社会责任的企业法人会这样做吗？
等到有一天，这些基于人权、信仰的歧视不存在了，中国企业才有初步的资格，可以真正的谈及企业的社会责任等道义上的问题。 ◇
本文转载自《新纪元周刊》第198期【商管智慧】栏目(2010/10/28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