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0年12月03日讯】奥巴马总统最近制造一句警语，叫做“缺乏自由的繁荣是另一种形式的贫困”。这句话可以当做一个公式到处套，比如“缺乏民主的繁荣是另一种形式的贫困”，“缺乏正义的繁荣是另一种形式的贫困”。实际上奥氏使用的这个句式在西方语言中是一个非常“陈腐”修辞法，一千六百年前奥古斯丁说过“缺乏公义的国家不过是一帮强盗”，四百年前帕斯卡尔说过“缺乏正义的武力就是暴政”。今天我把奥巴马总统的这句话稍微变通一下，也制造一句警语，叫做：“缺乏心灵生活是另一种形式的贫困。”
阅览、编辑黑五类的故事，一个最大的感受是，故事的当事人，无论是施害者还是受害者，心灵生活都极度贫乏。施者心灵生活固贫乏，所以只剩毒手段、无心肠；受者心灵生活亦贫乏，所以只剩无奈、麻木和绝望。信神的人遭遇凭一己之力无法抗拒的祸患时，尚可以求告自己的神，心中连神都没有的人，只能伸脖子等刀落，连求告的对象也没有，连缓解自己痛苦的“精神鸦片”也没有。
把思考的范围再扩大一些，不止是黑五类故事里的施者和受者，中国人整体说来就是一个缺乏心灵生活的族群。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中国传统文学作品里几乎没有心理描写，比如四大名著，有称得上心理描写的内容吗？没有。人物的心灵是白版一块。如果说他们的思维还活着，也只是琢磨人，想法子对付人、应付人，想法子害人或逃避被人害。这些心理活动不能叫心灵生活，只不过是厚黑、谋略或心计而已。所谓心灵生活，是思考真理、正义、平等、博爱的生活。相反，西方文学作品中却有大段大段甚至成页成页关于真理、正义、平等、博爱的心理描写。
再一个例子是我们切身的反思。毛泽东有句话：“一事当先，先替自己打算。”我提请我们每个人想想，“一事当先”时，我们自己内心可曾掠过一丝真理、正义的影子？ “一事当先”，我们考虑的只是如何托关系，走门子，送礼上供，不择手段地去解决我们遭遇的问题，从不问这个解决方式是不是公义，是不是合乎道义，是不是对对方太不公平。这种思维和行为方式只有一个结果：势强时欺负人，势弱时被人欺，压根儿不知公平、正义的滋味是甜的咸的。
比较而言，士大夫群体在中国人中算是心灵生活相对丰富的，比如文天祥死前能写出《正气歌》，司马迁因受刑写出《报任安书》，可是请看毛泽东时代的士大夫们受难时脑袋里在琢磨什么东西：
邓拓的遗书这样写道：“许多工农兵作者都说：‘听了广播，看了报上刊登邓拓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气愤极了。’我完全懂得他们的心情。我对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你们（妻儿）永远不要想起我，永远忘掉我吧，我害得你们够苦了，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傅雷遗书的这一笔是：“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共产党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是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该自动推出历史舞台了！ ”
翦伯赞没要留下正式的遗书，只在他口袋里搜出两张字条。一张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去（出）来，走了这条绝路。我走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另一张写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三位这么大的士大夫“大腕儿”，他们的遗书里有可以称之为心灵生活的东西吗？没有。完全失血，完全脱水，完全苍白，完全空心化了！西哲有言：“如果我们不愿受上帝的统治，我们就必受暴君的统治。”我接着推理这句话：受上帝统治，死前还能考虑考虑真理、正义这些心灵元素；受暴君统治，死前就只剩我罪该万死、毛理当万岁这些意识垃圾了。
2010年11月29 北京
－－本文转自《黑五类忆旧》第八期，焦国标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