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能力较差的经理人，投资功力深厚的经理人较少分散投资，绩效也比较出色。华伦寻找的投资，需要具备长期的竞争优势且处于稳定的产业，决策者还要抱持“从一而终”的展望。
华伦并不将企业区分为价值型或成长型；他找寻的公司必须能创造大量的现金流量，而且拥有无穷的营收成长潜力。
当市场以低价送给他一家绩优企业时，华伦会感到欣喜，但是他也满足于以合理价格收购这样的企业。
在我们会面时，华伦的操盘绩效都胜过“成长型”与“价值型”经理人。根据史福伯登公司（Sanford C. Bernstein, Inc.）针对共同基金产业于一九六九到二○○四年之间的操盘绩效所做的调查显示，价值型经理人的表现优于成长型经理人。
波克夏企业轻而易举地击败两者。举例来说，波克夏在同期间的年化报酬率是24.1%，而价值型经理人的成绩则是12.3%，两者的年化差距是11.8%。不管从任何一段期间来看，波克夏的绩效都远远超越共同基金（表2.1）。
戴维斯‧史文森（Davis Swensen）负责的耶鲁基金（Yale Endowment）可能是比较理想的比较对象。
耶鲁基金以投资精准闻名，在大型法人投资机构中名列前百分之一。在以二○○三年六月三十日为止的十年期间，该公司的私募资金投资的年获利率是36%，主要来自其创投资金的投资。
但是耶鲁基金的整体投资组合的报酬率是16%，在相同的十年期间，波克夏的报酬率是16.8%。
（从二○○三年六月二十日到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耶鲁基金的年化报酬率是23%，波克夏同期间的绩效则是10.8%。）一般投资人无法投资该公司的免税基金，但是可以在公开市场中购买享有租税优惠的波克夏股票。
此外，耶鲁基金的规模比波克夏小很多。波克夏的投资组合规模比耶鲁基金庞大许多，而且能在这样的基础上持续创造更高的报酬率。
华伦认为，管理资金的规模较小，比较容易创造较高的报酬率。耶鲁基金的资产只有110亿美元，而截至二○○三年六月三十日为止，波克夏的资产几乎高达1730亿美元。
我的建议是：利用电脑整理数据，找出低本益比（price-to-earnings ratio）且高资产报酬率（return on assets）的企业，并在符合这些条件的标的中找寻价值。
华伦说：“不，我不这么做。”我重复道，这种搜寻方式可以节省时间，心里想到我自己的投资组合。
时间慢了下来，华伦静静地望着我，眼光似乎暗了下来，就好像我们刚刚一直在慢跑，而我突然停下来系鞋带一样。他正在等我。
必须在慢跑途中停下来等你的伙伴，可不是件好事，但如果他们能够跟得上你的速度，你就会在原地跑步并耐心等待。
我在自己的记忆中打开一扇熟悉的门。葛拉罕说过什么？如果你希望有“安全边际”（margin of safety），那么，如果某个无法预见的问题造成企业未来的净利下降，该公司过去有能力创造远远超越所有必要支出（包括负债的利息）的获利这项事实可以对投资人提供保障。
但葛拉罕并不十分支持任意选择评量基准。一档股票不会光是因为交易价格接近资产价值，就自然成为一项理想的投资—光是股价吸引人还不够，企业本身在产业中的地位必须胜过竞争对手，财务状态要稳健（负债低或在可以轻易控管的范围内）而且拥有卓越的经营团队（没有哪一项财务比率可以反映这一点）。
这类型企业的长期基本优势包括“令人满意的本益比……至少可以在未来几年内维持获利。”葛拉罕并不将股票区分为“价值型”或是“成长型”，他知道价值与成长密不可分。
我最后终于了解华伦的意思。由于华伦见闻广博，因此不需要依赖“系统”。他接着说，我也不需要这么做。
我阅读每一家企业的财务报表，高资产报酬率与低本益比有可能只是一时的扭曲现象，未必能真正反映企业的财务状态。
我有足够的经验，自己可以找到机会。咻！我将一套我显然不需要的工具丢到记忆宫殿的窗外。
华伦对企业及其财务状态的深入了解，也有助于他找寻衍生性商品的投资机会。只有当华尔街犯错、对衍生性商品订出错误价格的时候，华伦才会出手。
华伦告诉大家，只有在衍生性商品的订价错误时，他才会进行这类交易。他甚至在致股东的信中说明这一点。
他讲求公平，不会设法占别人的便宜；他警告华尔街，如果有人跟他交易，那就是对方将价格弄错了。
我了解这一点，但直到跟华伦见面之后，我才真正体会其中的道理。现在回想起来，我或许是在跟华伦见面之后，才真正相信这件事情。他很乐意地提供我相关的讯息。
华伦说：“（财务界的）每个人的智商至少都是140以上”—我想像在波克夏的电梯里有一部碎裂机，会评量并淘汰所有未达这项门槛的人（而我之前只是担心自己有没有调整裙子）—但是智商高的人未必就是出色的投资人。
华伦是个绝顶聪明的博学者，但他并未将自己的投资成就归因于这项因素；坚守基本的财务原则更加重要。华伦的长年伙伴曼格告诉他，他们两人的共同挑战是要保持稳定。
华尔街的衍生性商品交易员在建立交易模型时，并不真正了解自己在做什么，华伦会善加利用此一事实。
我认识一些替投资银行建立模型的人士，这些人受过数学与科学的高等教育，却从未阅读过自己要建立模型的标的企业的财务报表。
有些信用衍生性商品的交易员也是如此。全球商业的成长速度过快，市场严重缺乏相关的经验，建立模型的人能够操控许多数据，却不知道如何解读结果。
华伦认为，伦敦金融时报指数（FTSE，伦敦股市的指数）与道琼工业指数（DOW）等股市指数的长期（到期日为十五到二十年）卖权的订价错误。
投资银行根据波动率替这些选择权订价，却不管这些指数的绝对水准。投资银行根据市场的成交价格—当今的市价—买卖这些非常长期的卖权；这些选择权是欧式选择权，也就是只有在多年以后的到期日当天才可以行使。@(待续)
摘编自 《巴菲特亲自帮我上的一堂课：看见未来、超越价值的投资学》 脸谱出版社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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