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12日讯】(大纪元记者李明慧、吴俊婷香港报道)社区发展动力培育联同Roundtable Community早前合办“80后现象”研讨会，自反对兴建广深港高速铁路运动开始，社会各界对80后现象都有不同的诠释，12位来自不同界别的学者及民间团体，分析有关议题的看法。研讨会集中就公共政策对80后的不公义进行讨论。
以集会游行表达不满
社会各界认为政府政策不足，导致“80后”起来维护自身权益。社区发展动力培育成员陈士齐表示，“80后”表达香港人的心声，透过维护社会公益，改变社会现存态度，以社会公平为目的，他们是表达诉求的方式倾向集会游行。“其实社会各界对80后或者对大家都有不同的权益，有些人视公共政策不能满足80后，或者是置业问题，人工够不够买一尺楼等等问题。”
陈士齐引述今年3月发报的“80后”最新研究报告指，由于年轻人对生活的不满，主要是忧虑社会的贫富悬殊、政局的稳定性、教育及环保等问题；他们对港府向利益财团倾斜表示极度不满。“如果要研究现在80后，需要将香港的最后20年的历史写上，才能全面去分析80后一代。”
是一种争取公平的思潮
Roundtable Community总干事林辉认为“80后”是一种思潮，就如反高铁运动的出现一样，是反思社会发展的一个路向；对争取空间，讲历史，人际关系，反对纯发展及大商场的回流，“包括我们的政治权力是否公平，整个运动用一个字去形容，就是公平，争取公平的运动；包括政治权力公平，空间公平，对年轻人尊严上的公平。具体的反高铁运动，‘80后’三种运动的回流：民主运动的回流，反对特权阶级，反对官商勾结及争取政治上的公平。”
他说过去1年，政府不重视年轻人的困难：大学生、律师、医生都买不起楼，去年中开始发生，在社会上反应很热烈，而反高铁等以上3种思潮，就好似一个爆发点。
是自主回应社会转变
前香港大学学生会会长、绿色和平项目主任张韵琪认为“80后”是社会互动的一种思潮，每个年代都有，与社会有一个埋身肉搏过程。“每一个年代都有压迫，有抗争，你选择用什么抗争的手法，同生理年纪有密切的关系。80后不是指年龄的分别，是自主回应社会转变的一个方法。特别是80后，因为这个时代是网络的时代，互联网可以快速将发生的事连接在一起，年轻人做的方法，回应社会的敏锐和触觉，和以前的时代是不同的。”她强调，“80后”的问题不要定年龄的界限，不同的年龄都会用自己的方法回应社会发生的事。
问题出自政府
她说，有些人行为激进些，但能体会整个讨论的包容性，这是重要的。“这种多元化也是因为我们容纳‘激进’才有这种多元化出现，如果不容纳激进，基本社会就没有多元化。”又强调，如果政府激进过示威者，谁会说示威者激进，问题是现在的政府不激进。“问题是讲它（政府），它都不听，讲它都像石头一样，它冥顽不灵的体系，只积极看阿爷（北京政府）有什么‘法落’，看有什么可接班，有利益就算了，是因为现时的政权太不激进，太固步自封，才显得所谓冲激的人激进。”她强调问题不是出自这班年轻人，而是政府。
经过讨论深思熟虑才行动
资深时事评论员陶杰指出，一连串政府政策的不当，激发年轻人的情绪。“最低工资不包括大学的实习生，不是说最低工资对不对，立法时需有一个公平原则，有什么理由阻拦大学生在外面抗议曾荫权。反高铁爆发出来，年轻人开始觉得有足够发挥和表达心声的机会。”
他指有些年轻人真想去从政，有人搞运动，希望将自己的声音表达出来，用正常渠道发声，他们不违反自己的原则，不想被现有的政治框架束缚，所以出来抗争，“我们走出来的一班自发行动者，其实背后做过好多，是讨论好多才走出来，不要乱想。一班人想去做，同时也有好严密的讨论，想好所有的事才去做。”
普遍觉得政府施政不公平
香港城市大学公共及社会行政学系客座教授王永平认为，政府永远将问题简化。“80后的现象，几年之后，一代比一代更厉害，更有创意、有组织、有激情，这是美好的，这个跟过去抗争的文化不同，近来80后的抗争，创意，最值得欣赏。”他指要对80后的政治影响力要重新思考，包括公共空间、土地意识、集体回忆。“抗争”是一个好深的概念，“要重新再考虑，政治的关系，公共空间背后的官商勾结。”
他引述调查指，80后有七成，40、50、60后有五成人认为政府的施政不公平，他指这个数字令人担心。“如果平均百分之六十，即有六成香港人跨世代觉得政府施政不公平，这个问题是非常的严重，政府不要简化80后的问题。”
王永平说，全港市民认为政府的施政出现不公义导致问题丛生，包括：贫富悬殊、贫困、官民矛盾。他指有学术界调查指，香港是一个好多元化社会，问题不是出在某一个基层，如80后，而是政府应该处理所有年龄的问题。他希望当局关注80后青年，除了尊重，与他们沟通和了解他们，“不但是80后、70后、60后，因为大部分市民都不觉得政党可以完全代表他，政府是可以够大胆有勇气，不是只看一个星期的施政，看长远一点，就可以将一个危机变为一个挑战，就会做到事。”他希望所有80后的前途好过60后。“以大多数压小数一定是错，争取公益要成功一定要争取大部分人，包括50后，60后，40后的支持。”
前立法会议员陈淑庄表示，最令她觉醒有关80后的事，就是高铁事件，她在任立法会议员的时候，知道改变不到通过拨款的事实，当时强烈感到无力感。“最感动是整个高铁事件的争取是好有计划有步骤，他们无灰心，从0开始，没有太大的期望，一步步做到，由苦行开始，到之后的断食（绝食）。”她指这班年轻人可以带动这个社会，是因为他们对这片土地有很深的感情，他们纯洁，去争取直接的利益。这就是年轻人可以去动员市民的原因。她赞美反高铁的成功。另外，她批评政府处理所有事情的简单化。“政府没有全面了解‘运动’，很多关于年轻人的问题，一班年轻人对政府敲响警钟。这个地方是属于我们（香港人），什么是本土，政府不可以再用简单的手法处理。”
带动香港转变的力量
时事评论员陈景辉表示，虽然自己不是“80后”，但认同他们，“我自己认为80后是一个关于身份认同的计划，不是属于2009年开始的。其实香港作为一个经济城市，如果香港这个城市要有另一种生活，我们每一个人要有另一种可以决定这个城市计划的胸襟、气魄、能力以至资源，我们首先要动摇到旧的那套对香港的想象。”他认为“80后”尝试一种突破，他们可能会失败，但30年后的历史会说，2003年至2010年发生香港最重要的事件。
陈景辉说“80后”尝试用不同的方法去面对社会的改变，并强调旧的政治政策不能完全承载改造社会的时候，世代的经验说明，究竟你愿不愿，或者我们运动成不成功，可以把那种经验变成改变我们城市的力量。我们的任务就是重新定义这个城市，香港人普遍的利益，“我们一起去进行这件事，而每一个愿意去的人，带动转变的人都是这个新的身份认同实验的一部分，80后只是这种转变的力量。”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