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5日讯】（大纪元记者海宁编译报导）今年一月，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夫人发表强硬讲话，支持中国的互联网自由。但是，美国国会在2008年就同意给互联网自由项目拨款，但是国务院却迟迟不见动作。《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克罗维茨（L. Gordon Crovitz）对此提出批评，敦促国务院采取行动，并分析了几个可能原因。
克罗维茨说，当一个政府部门拒绝支出国会拨付的款项时，通常都会有隐情。当该款项是用于毫无争议的网络自由上时，则隐情必然存在。为什么国务院自2008年以来拒绝拨付四千五百万美元用于在专制国家中增进信息流通？志愿者们相信，如果有资金支持，他们提供的突破国家封锁技术可以惠及从伊朗到中国的更多人。
国会的一个两党小组愿意提供资金，试验给生活在严控互联网的封闭国家用户推广突破网络封锁软件。最成功的反封锁软件是由全球互联网自由委员会（The Global Internet Freedom Consortium）开发的，包括自由门和无界浏览。去年当伊朗的抗议者们通过推特（Twitter）组织起来并传播来自外部世界的镇压消息时，他们主要通过自由门来登录外部网站。
编写反封锁软件的成员们知道他们的作品极具颠覆性。全球互联网自由委员的副主任周诗雨说：“互联网防火墙是21世纪的柏林墙，被专制国家的独裁政权用来隔离和压制其人民”。专制政府把互联网看作是天然的外部威胁，因为互联网是民众交流和组织的有力工具。专制政府甚至把互联网当作镇压工具，监控邮件和其他网络通信。谷歌离开中国的部分原因正是人权活动家的谷歌邮箱遭到中共入侵。
为了对抗政府的监控和检查，突破网络封锁软件将网民们同世界各地的加密代理服务器连接起来。一组志愿者不停的改变代理服务器的地址，有时候一小时要改变一万次。该组织自2000年以来一直活跃，专制政府至今尚未能找到有效对策。去年6月，使用该系统的伊朗用户超过百万，曝光伊朗政府镇压的图片和录像四处流传。
周先生告诉我其组织需要资金来购买设备和雇佣全职技术人员来支持志愿者。他估计，五千万美元可以帮助5%的中国网民以及10%的其他专制国家网民，这是目前用户人数的三倍。那么为什么国务院不肯给这个组织资金，甚至不愿试验一下这个方案是否可以扩展呢？有几个可能的解释。
第一，全球互联网自由委员会是由美籍华裔法轮功学员建立的，该精神运动受到中共的镇压。这也许不合美国外交官的口味，但是又有谁更有奉献精神来运作这些软件？正如当年前苏联被拒绝移民申请的犹太人同当局抗争一样，某些时候只有受到迫害的少数族群才会对抗一个专制政权。
第二，技术专家中存在分歧。一些人认同基于专利技术的突破封锁软件，另一些人则钟爱开源软件。哈佛大学贝克曼中心去年的一项调查支持开源软件，因为软件技术人员仍在不停争论保守实施细节的秘密是否是牢靠的安全战略。但不管理论上的不同意见，专利技术也同样能反封锁。
最后一个可能因素是实用政治考量。不管一月份国务卿克林顿支持互联两网自由的讲话如何强硬，官僚们很可能反对美国去干涉伊朗和中共政权的信息封锁。里根年代的官僚甚至试图篡改里根1987年呼吁戈尔巴乔夫“推倒这堵墙”的讲话。
突破封锁并不解决一切问题。互联网自由研究者和支持者麦金农（Rebecca MacKinnon）说：“‘翻墙’不是最终的解决办法”。因为翻墙虽然可以让网民接触外部世界，但却不会改变专制国家的检查制度。但冷战期间，西方世界曾下大力气传播书籍、录音带、传真机、收音机信号以及其他信息到专制国家。翻墙则是数位时代的替代品。
如果国务院拒绝支持互联网自由，也许私有企业能提供解决方案。今年早些时候，一个网名为“chinese.zhang”的网民在谷歌公告板上说，谷歌应当给全球互联网自由委员会提供资金来反击中共的检查制度。他说：“我觉得谷歌提供一些服务器（给全球互联网自由委员会）来突破中共‘大防火墙’实乃举手之劳”。
（克罗维茨先生曾担任《华尔街日报》发行人以及Dow Jones公司执行副总裁。目前他是《华尔街日报》“信息时代”专栏的主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