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12日讯】说起来奇怪，专制与经济繁荣似乎总能如影形随，法国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经济最繁荣的时期，德国的俾斯麦统治时期经济实现了腾飞，苏联斯大林统治时期也成为世界上第二超级大国。只是这个结论一不小心就能证伪，专制与经济衰败也是鞍前马后，这种情况可以在历史上寻找到踪迹，在现代社会也能列举一二，毛泽东之中国，如卡斯特罗之古巴，金正日之朝鲜。不过后者并不是不想发展经济，非不为不想也，实不能为也。毛泽东就想搞个大跃进在十五年内赶超英美，只是方法不当。如同高喊刀枪不入的义和团，见着洋枪洋炮只有被放倒的份儿。
专制国家在政治上总是名声不好，尤其是到了近现代。专制者爱好绝对权力、贪恋权力本性又难以改变，所以他们在保住权力的前提下，总是会找到挽回面子的方式，那就是发展经济，促进经济繁荣，用今天政治学的语言就是以经济绩效获得合法性。通过发展是硬道理的意识形态构建来取代政治进步和政治改革，总以为只要经济腾飞其专制政权就会稳如泰山、固若金汤，却不知跛足的经济发展最终使专制政权走上了不归路。
专制统治者这样做可以达到一箭双雕一石二鸟的目的，即一个方面通过促进经济发展维护其专制统治，另一方面“它使人们的思想从公共事务上转移开，使他们一想到革命，就浑身颤栗，只有专制制度能给它们提供秘诀和庇护，使贪婪之心横行无忌，听任人们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35页)，这样，专制统治者可以让人们过着狼一样的生活，也可以过猪一样的生活。专制社会一方面是“官式文化群氓支配的范畴”，另一方面则是：“市民趣味的、下意识的奴化形式”，(舍勒)，两种形式相辅相成，不是美美与共，而是丑丑与共，走向双重堕落。对此，托克维尔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自由的民主社会可能变得富裕、文雅、华丽，甚至辉煌”，但在专制社会中“绝对见不到伟大的公民，尤其是伟大的人民的。”(同是，第36页)只见到一个又一个快乐的猪，快乐的猪是不会关心政治的。猪的快乐与悖论是，人养猪的目的是为了吃它的肉，对此猪是不知道的，因为猪是猪脑子，专制统治者最大的心愿就是让人回归到猪的生活。
专制社会使人们私欲膨胀，每一个人都关心自己的个人利益，只考虑自己发财致富，他们生怕社会地位下降，拚命往上爬，为了金钱、为了社会地位，不顾一切、不顾廉耻获取金钱，人们拼着命去攒钱、赚钱。金钱成了人们活着的唯一动力，它把人们分为三六九等并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使得人们“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情感。”(同上，第35页)专制从本质上是支持和助长这种情感的，这样有利于专制者垄断权力并从中获得政治稳定和经济获益的双重好处。
令专制统治者没有想到的是，经济繁荣具有双刃剑的作用，经济既可推动专制政治，也可以毁了专制政治，用中国的话来说就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政府努力促进公共繁荣、发放救济金和奖励，实施公共工程，政府每天都增加开支，收入却没有相应地增长，政府只好靠举债度日。经济的发展、工业的振兴激发了人们对财产的热爱、对富裕的爱好与需求，可是“那些将部分财产委托给国家的人对合同法遭到破坏更难以忍受，而破坏者正是所有债务人中本应最尊严合同法的债务人。”(同上，第212页)托克维尔带着遗憾的口吻得出了专制者不愿意听到的结论和看到的结果：“一场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推促自己的毁灭。”(同上，第213 页)经济发展了，苛捐杂税也增多了，统治者获得利益的渠道也增多了，因此而产生的怨恨也随之增多。革命的发生，从来都是专制者惹的祸，都是专制者引火烧身。
本来经济发展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关注自己的生活了，人们的眼光也因专制者的努力从政治生活退出来关注经济生活的水平、经济生活的质量。事实恰恰非统治者所愿，专制统治者里的人对专制者并不因此感恩，恰恰在这个时候反而更容易忘恩负义，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更可能出现的结果是轻者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重者会因此发生革命。对一个坏的专制政府来说，当它以经济发展来挽救政治危机时，其后果更为严重，其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人天生是个政治动物，天生要过政治生活。专制者无时无刻存在的恐怖总是让人感到不安和难以忍受。摆脱恐惧追求自由，反对特权追求平等是人的天性和本能，人们寻求民主制度以使自由得到保障的思想观点经过那些思想家的宣传逐渐在法国人们的心中开花结果，与民主相对立的专制终归要成为历史的尘埃，尽管当时的人们对此还认识不深，还只是本能地感觉到，但这已经足够让一个专制政权失去统治的合法性。托克维尔分析到，在随着经济繁荣的过程中，人们的精神却显得“更不稳定”，更“惶惑不安”，公众不满在加剧，民族明显地正走向革命。因为“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 人是一个极其复杂而又奇怪的动物，“人可以耐心忍受苦难”，但一旦苦难减轻，“感觉却更加敏锐”，“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都比路易十四的整个专制制度更加难以忍受。”(同上，第211页)路易十六在推动经济繁荣的过程中使自己成了革命的对象，这是路易十六始料未及的，也算是偶然中的必然，专制者的宿命。
托克维尔的结论是：经济发展是重要的，但比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自由，自由是不可替代的，不能以经济发展的名义或别的名义取代自由。没有自由，经济发展就会被革命所取代，人类就会进入新的奴役社会。以追求平等的名义，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并不会使人类免于奴役进入天堂，更有可能进入人间地狱。
──转自选择周刊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