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09月26日讯】2010年6月8日，明慧网刊登了我写的《西安科大前副校长杨恒青父子冤案》一文。我只是就自己所知道的有限的情况，对杨先生因坚持自己的信仰、修炼法轮功而遭受迫害和儿子受株连被诬罪重判的基本事实作了大概的披露。紧接着，明慧网和大纪元又先后就此发表了几篇重要评论。
这在当地以至国内震动较大。北京方面很快派人到陕西彻查此事，他们甚至怀疑该文是杨先生所写，企图追究责任，继续加重迫害。据朋友透露，大概是由于找不到确凿的证据，加之经过了解，强加给杨先生儿子的“贪污”罪名根本不能成立，这在政法机关内部也有明确的反对意见，于是便悻悻而归。但是在他们走后，有关方面对杨先生的监控明显加剧，他的人身自由受到严格的限制，居住、电话、出行、交往都处在严密的监视之中。显然，对杨先生的迫害不仅没有放松，反而在升级和加剧。
近几天，有朋友给我送来了杨先生撰写寄发的一封“诉冤”信（打印复制本，见本文附录）。我反复阅读了几遍，觉得这封信不仅佐证了我6月8日文章中披露的基本事实的真实性，更使我对当今司法公正的荡然无存和政法界某些人起码良知的丧失而感到悲哀。我想任何一个善念尚存的人，看了这封信，都会看到一个法轮功修炼者不同寻常的善良无私的胸怀和境界，也会明白法轮功为什么是不可战胜的。他不仅会为之感动落泪，而且会拍案而起，仗义执言。
坦率地讲，像杨先生这样为数众多的法轮功学员之所以长期遭受迫害，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当然是由于奉行“假、恶、暴”的中共无法容忍法轮功的“真、善、忍”而执意要将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做好人的亿万中国人推向对立面，但为数不少的参与迫害的政法干警由于中共的长期洗脑而在思想和行为上善恶不分、盲从紧跟、助纣为虐不能不说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法轮功被迫害，是一场空前的历史悲剧。回顾十一年法轮功受迫害和反迫害的历史，确实需要我们每一个在国内的政法工作者认真反思。正如“大纪元时报”在发表《九评共产党》时的公告中指出：“反思这段历史，是为了让这样的悲剧永不再发生。同时我们每一个人也能由此省思自己的内心世界，是否很多本不该发生的悲剧却因为我们的懦弱和妥协而得以成全。”
由此我想起了明慧网二零一零年六月二日发布的一个录像《明慧焦点：选择》。这篇录像篇幅不长，但它发人深省，唤人警觉，催人选择。
录像根据一九八九年一个东德卫兵英格．亨里奇枪击两个通过柏林墙企图逃向自由的东德青年而致一死一伤，不久柏林墙倒塌，九个月后这个卫兵因杀人罪而接受法庭审判的事实，揭示出一条深刻的道理：即“任何人都不能以服从命令为借口而超越一定的伦理道德界线”。就像审判东德卫兵的法官西奥多．赛德尔所说：“当你代表权力机构来杀人的时候，任何人都无权无视自己的良心”。否则，任何犯罪者都不能以“执行命令”或“领导指示”为借口而逃脱正义和法律的审判。
在这篇录像中，还特别提到：在当今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的惨无人道的迫害中，很多在司法系统工作的人，比如检察官、法官、甚至基层的公安人员都在自觉不自觉地推波助澜，他们为自己开脱的借口就是：“我只是在执行‘上面’的命令，根本就没有选择”。这些人面临着柏林墙卫兵同样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对待政府或是上级下达的违背道义的命令。
柏林墙卫兵杀人案的例子，就是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那些人的一个前车之鉴。即使柏林墙卫兵手里有上面开枪杀人的正式命令，都没有能够逃脱法律和正义的制裁，而只靠口头指令就去具体执行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这些人，又会面临怎样的结局呢？
其实在历史的审判到来之前，每个人都有用良知选择未来的机会。已经有许多良知复苏的警察，选择了事先通知法轮功学员，使他们免遭抓捕；更有一些监狱警察、看守不但选择了善待法轮功学员，而且积极为自己赎罪：比如把行凶作恶者的罪证悄悄记录，作为将来对罪犯审判的证据。同时，不断的有中共体制内的人走出来揭露迫害。
英格．亨里奇的故事虽然是发生在德国的昨天。但类似的审判，会不会发生在中国的明天呢？在这样的审判来到中国之前，如果您有认识的朋友、亲人直接或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话，请您把这个故事告诉他们，请您告诉他们，还有别的选择。
以上这些既严肃认真又心恳意切的提醒和警示，足以振聋发聩，值得大陆每一个政法工作者警觉和深思：在长达十一年对法轮功的迫害中，我们每个人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扮演的这个角色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杨先生及其家人遭受迫害的过程，是法轮功受迫害的一个生动例证和缩影。杨先生在信中发出的仰天长叹：“做好人为什么这样难？”正是对当今中国专制暴虐、法制无存、是非混淆、善恶颠倒而导致的贤良受辱，犯罪猖獗、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社会不公正所发出的控诉和呐喊。只要还有一点做人的良知，都会与之发生强烈的共鸣。那些曾经或正在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政法干警，也许是慑于上级指示或“大人物”的压力被动而为，也许他们会以所谓“党性”作为盾牌来掩护和保全自己，可是党性一旦背离了人性，就会变成兽性和魔性，它不但会害己害人，而且会像瘟疫一样为害社会。
从法轮功网站和各类真相资料中所披露的法轮功学员在洗脑班、看守所、劳教所、监狱遭受的近百种酷刑和性侵犯，直到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高价出售等等，这难道不是兽性和魔性的大暴露吗？这样发展下去，除了为邪恶殉葬，受正义审判，落千古骂名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结果吗？。
从杨先生的信中得知，他的自由和安全目前受到了限制和威胁，他只能在较小的范围通过有限的渠道向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诉冤，这样就使他及一家所经历的不公和磨难不能为更多的人所了解，因而不能更充份的发挥传播真相，分清是非和扬善除恶的作用。为此，我决定将杨先生的这封“诉冤信”转发给明慧网（国内网站发不出去，也不会登载，即使能上网也会很快被删除），我真诚地希望，陕西乃至全国政法系统的朋友们，能有更多的人看到这封信，并通过这件事从一个侧面了解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和法轮功修炼者坚韧、顽强的意志和慈悲、宽广的胸怀；同时，我也希望大家能认真的看一看《明慧焦点：选择》这篇录像，以利于保持清醒的头脑，秉持正义，远离邪恶，在善与恶的较量中理智的做出自己的正确选择。
二零一零年九月十日
附：杨恒青先生的信件原文
做好人为什么这样难？
——向各级领导、相关部门及单位诉冤
文/西安科技大学 杨恒青
我是西安科技大学一名从事教育工作近四十年的退休干部。从1989年开始，我担任原西安矿业学院、西安科技学院（现西安科技大学前身）的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副厅级）十一年，是电气自动化学科教授。因儿子蒙受奇冤，三年来我曾向各级组织申诉冤情，也曾给国家领导人写信，但都如石沉大海，至今不但问题没有解决，而且当地有关部门对我的监控愈加严厉。无奈之中，我写了这份材料，现寄给各位领导、朋友，希望能对我一家的遭遇和冤情有所了解，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
（一）修炼法轮功祛病做好人，我被诬判七年刑，家人受牵连
在大学任职期间，由于我的为人和工作得到了上级和大家的肯定，所以我连续三届当选为校党委委员，是该校成立五十多年来迄今唯一被师生选举为人民代表的校级领导。我在工作中患了严重的冠心病、高血压和萎缩性胃炎等疾病，虽经多年的医治但病情无明显好转，一直影响着我的工作和生活。
1997年，我有幸修炼了法轮功。不长时间，所有的疾患不药而愈。当我认识到了法轮大法神奇的健身功效、高尚的精神境界和超常的科学理念，明白了法轮大法的洪传是在教人修心向善做好人时，我坚定了对“真、善、忍”的信仰。从此，要求自己也教育家人和学生一定要做一个真诚、善良、宽容、坚韧的好人。
1999年7月对法轮功的迫害使我震惊和不解。由于我被省上确认为陕西地区法轮功学员中行政级别最高的干部而被推到了这场迫害的浪尖上。一开始，由于自己的怯懦和顾忌，在重重压力下违心地服从组织、保持一致。不久，当上级要求让我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对法轮功公开“表态”时，我为难了!我请省委组织部某领导出面为我推辞，但他却厉色言道：“这是组织交给你的政治任务，必须完成!”为了写出第二天的“表态”文稿，我在痛苦的两难之中徘徊了一夜。一边是党纪的残酷无情，一边是良知的严厉拷问，我该如何抉择？接近天亮，稿纸依然空白。情急无奈之中，趁着家人睡熟，我忍着剧痛制造了一起“摔伤”事故。家人发现我前额及面部血流不止，以为我不慎跌倒摔伤，当即送我去医院包扎伤口。第二天，当两位央视记者见到我头扎绷带、脸挂伤痕时，看了医院的诊断记录才悻悻而去。我虽然躲过了一劫，但却为自己不敢堂堂正正的为法轮大法说句公道话而深感羞愧!
2000年5月中旬，省委组织部通知，由于我已进入60岁，决定让我退出校领导班子。我如卸枷锁，立时消除了怕再连累学校的顾忌。第二天，我亲自向省委呈送了一封长信，如实表达了自己对法轮大法的认识和对这场镇压的看法，诚恳的希望中央尽快纠正这一错误。几天之后省“610”将我的信(摘录)在全省各系统通报批判，我被定成为法轮功鸣冤叫屈的典型。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邓文龙当面指责我“反党”，省委副书记艾丕善在大会上点名说我“反动”。很快，省上派出的一个旨在搜集我的“罪证”的调查组来到了学校。但令他们始料不及的是，在第一次调查会上主持人刚刚讲明来意，一位老教授当即发言：“我们杨院长是炼了法轮功，不过他是我们学校最好的一个人!”一下子噎得主持者说不上话来，“调查会”被迫改换了话题。就这样，一个想挑动群众搞“揭批”的计划流产了。
2002年9月初，一桩受西安市“610”（编注：610是中共为迫害法轮功而专门设立的非法机构，凌驾于公检法之上，遍及各级政府）指使、由户县“610”和公安局挑起的迫害大法弟子的“八二”大案牵连了我家，我一家三人被绑架。开始他们对我“客客气气”。“610”的人告诉我：“对你们的人(指被绑架来的大法学员)都像对你一样的关照!”但是数天后传来了30多位同修都遭受酷刑、我的老伴和儿媳也被刑讯的消息，接着又发生了与我一起被绑架的挚友王大卫(红安公司的高工)同修在刑讯中被活活打死(当局对外却扬言是自杀)的事件，他们才撕下了“关照”的面纱，以“监视居住”名义把我们投入一个荒僻的腊家滩戒毒、拘留所。我和其他同修一样，被关在一个有十多名被刑拘人员的拥挤、肮脏的小号里。警察看守、铁门紧锁，每天只有总共不到一小时的放风时间；一日两餐的极差伙食还要逼着家人支付每日10元的伙食费。三个多月的非法拘禁、虐待、摧残，终于引发了我们反迫害的集体绝食抗议。
随后，我们又被绑架到西安市“610”的洗脑班。每个法轮功学员被两名“帮教”24小时监视、强逼转化。我被折磨得旧病复发而住进了医院。西安市“610”的张兆云主任到病房对我说：“考虑到你对党和国家的贡献，我们可以……；但是要有所认识！”我完全明白他的意思：你如果能够转化，不再修炼法轮功，就可以放你回家。我当然不会放弃自己的信仰！所以在半月后的一个风雪夜里，我被骗到西安曲江监狱（劳改医院）。当我表示坚决不进监狱之门时，他们才掏出《逮捕证》让我签字。我在上面写下了“我无罪。镇压法轮功的人才是真正的罪人!”最近我才知道，对我的非法逮捕有主持中央“610”办公室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刘京的批示。
2003年5月，我们被秘密非法审判，以所谓“破坏法律实施罪”非法判我七年，儿媳被判四年。然而至今没有一个人能给我说清楚我们破坏了哪个法律的实施？后来由于健康状况恶化、卧床不起，我于2003年10月被保释回家。
为了欺骗那些对我家的遭遇表示同情的人们，有人就编造了所谓“杨恒青一家贩卖法轮功资料赚了数万元”的谣言。这种谣言不仅在学校没有市场，就是在他们内部也没人会相信。有两位参与查抄我家的干警告诉我：“你知道吗？在开车去你们家的路上大家都设想一名厅级干部的家该是多么富丽堂皇；但一进家门，显得清贫的家境却令人感到意外。当发现你们家的积蓄总共只有六千多元时，我们都意识到原来抄出了个廉洁干部!”
即使如此，对我的迫害不但没有放松，反而很快延伸到了我的子女身上。我的三个孩子在工作单位表现都很出色。女儿在某校的办公室工作，上边有人要求学校把她“调离”，在部门负责人的强烈抗争下才保住了她的岗位。小儿子在某图书馆工作，当领导和同事们推举他担任业务副馆长时，省委组织部派去的考察组却要求他对法轮功表态。他坦然答道：“我的父母修炼法轮功，我以他们为荣!”从此提拔的事便无果而终。大儿子刚被西科大聘为机电厂厂长一年，省上就要求学校将他撤掉，学校以无合适替代人选为由保住了他的职务，但这却为他后来的被诬陷留下了祸根!
（二）父修法轮功，为学校盈利数百万元的儿子遭诬陷判刑，申诉无门
西安科大机电厂是一个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校办三产企业，实行着厂长个人总承包的管理体制。2002年我的大儿子杨昭俊在厂子连年亏损的困难情况下接任厂长。学校要求他保障全校本科生的金工实习，还要自己挣钱给全厂70多名职工(包括他本人)发工资和劳保福利，还得偿还上百万元的债务。学校无钱给厂子补贴也不要厂子向校方上缴利润，学校赋予他对厂子的人、财、物管理以及经营和利益分成的自主权。
2003年底，朋友给他提供了一套极具市场前景的矿用热风炉的技术资料，希望他自己开发、个人赚钱。在父母的鼓励下，他决定将这套技术贡献给厂里，为职工、为学校创造效益。2004年产品试制成功后，为了尽快将产品推向市场，他主持组建了广圣公司(经省工商局批准的私营公司)，在总代理商让出的陕北部分市场上顶替着代理商的职能为厂子营销热风炉。三年来，他和同事们牺牲了寒暑假和节假日奔劳在陕北高原，售出了150多台热风炉(是总代理三年售量的10倍)，为机电厂创造了上千万元的销售收入，使机电厂扭亏为盈，达到了建厂来效益最好的三年。截止2006年底，六年来杨昭俊圆满完成了承包任务并将六百多万元的经营盈余贡献给了学校。所以，西科大连续四年(2003～2006)将他评为优秀处级干部予以表彰奖励。
广圣公司在为机电厂创造效益的过程中，三年来自身从市场上挣得了51万元的利润，这是公司的合法收入、私有财产，公司有权自主分配。但西安市检察院却于2007年9月底强行认为成立广圣公司是为了“套取”机电厂的公款，杨昭俊把公司的积累分给大家属于“贪污”。数天内仓促立案、抓人、没收公司的近百万元的资产。接着就对杨昭俊等人起诉和审判。
为了替儿子申冤我四处奔波。当我拿到能够证明杨昭俊对机电厂实行个人承包的学校文件、领导证言、承包业绩和其它许多证明杨昭俊有功无罪的证据后，我向各级领导和刑法学专家们求助。中国政法大学的曲新久教授、西北政法大学的杜发全、宣炳昭、张国伟三位教授分别在对该案的《法律意见书》和《专家意见》中提出了“不宜以贪污罪追究杨昭俊等相关人员刑事责任”、“杨昭俊等6人的行为不构成任何犯罪”的结论性意见。2008年12月，中经前沿管理研究中心《领导参考》内参编辑部西北办事处以红头文件向陕西省高院发函转呈专家意见，提出了“望贵院领导高度重视，审判法官明鉴”的意见并将此文抄报陕西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纪委等。
然而这些证据和专家意见对西安市检察院、西安市中院、陕西省高院毫无作用。他们强行起诉、强行判决和裁定，以十年有期徒刑的重判将杨昭俊投入监狱(其他涉案三人均判缓刑)。
2009年初，我在监狱的会见室里见到了别离一年半的儿子。我们泪眼相对，他倾诉着自己的委屈，其中有两段谈话不仅发人深省，而且令人心碎。他说：“如果当初我听朋友的劝告把热风炉的技术不献给厂里、留着自己发财，如果不去组建公司推销热风炉，仍像以往那样等客上门，代理商能卖多少算多少，虽然厂子效益不好、哪怕亏损，我照样平平安安的当厂长；结果我做了贡献、付出了辛苦、创造了效益却成了罪人，法律到底在保护谁？看来好人做不成呀!”“我最痛苦、最难以承受的还不是自己的冤屈，而是他们故意把你扯到案子里来、肆意造谣中伤。他们用你修炼法轮功的事逼我‘认罪’，在看守所里他们逼得我曾两次想到自杀!”我鼓励儿子要坚强，做好人永远没有错!
在案件的侦察、审理阶段，都有着检察官和法官利用我修炼法轮功的事威胁律师、威胁证人和对我进行诬陷的行为。检察官为阻挡我为儿申冤取证，以“干扰公务”为借口强行对我进行了一整天的“传讯”；公诉人在法庭上公然诬我为了救儿请人作“伪证”；一审法官不顾律师和我强烈要求对质的申诉，竟在判决书上指名道姓的对我诬陷，直到二审裁定时为了掩盖原判中对我造谣的露骨和拙劣，才不得不将这些污蔑之辞统统抹去。
最令我深感不解的是陕西省委教育纪工委的反常行为。在2007年与杨昭俊同时期被西安市检察院带走的还有西安科大的另外两名处长。为了营救那两个人，省教育纪工委的领导积极的帮着学校跑关系、找门子，不惜一切代价去保人；但对杨昭俊，省教育纪工委的态度却完全不同，指示学校不得对案情自行调查，要求密切配合西安市检察院的工作。意思就是不许学校去营救。所以，那两个原本有事的处长被保回来了，而有功无罪的杨昭俊却被推进了蒙冤的泥潭。就这样，本应是由西安科技大学出面为自己的优秀处级干部讨还清白的营救行为，却变成了由一位年近七旬的人为了替儿申冤，面对着庞大的权势之网而进行的长达三年的苦苦抗争!
更令人无法理解的是，省教育纪工委的一位书记在案子还未查清、尚未起诉的时候就早早的在许多学校，后来又在大会上大肆通报“西科大杨昭俊私分公款、集体贪污”的“案情”。谁都明白这个“通报”的弦外之音：杨恒青这个法轮功的顽固份子自己虽然廉洁，但他教育出来的儿子却是个贪污份子!我与这位书记素不相识、无冤无仇，他为什么要昧着良心、不计后果的去阻挡学校营救并要迫不及待的把杨昭俊炒作成贪污份子呢？解释只能有一个：他是秉承上司的指示完成着交给他的“政治任务”!
三年来的申冤历程使我清楚看到，某些人之所以千方百计的要对杨昭俊进行构陷定罪，并通过舆论炒作、法庭枉判、阻挡鸣冤等办法，最后铸成“铁案”，是因为他们有这样一个唯一的理由：杨昭俊他爸是炼法轮功的!问罪杨昭俊、搞臭杨恒青、抹黑法轮功，正是他们的真实目的。
后来所发生的事情更加佐证了我的上述判断。就在中经前沿管理研究中心《领导参考》内参部西北办事处向省高院发函不久，办事处就接到了上级指令：不准再管杨昭俊案的事情。显然出面阻止的人来头不小，阻止的原因当然就是“杨昭俊他爸是炼法轮功的。”2009年6月，在杨昭俊向省高院提出申诉之后，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和最高法院同时向省高院发出了对本案的督办函。按理，省高院就应对申诉的事实和理由重新进行核实并做出判断；然而经过八个半月的“审查”，却发出了一份对原申诉的事实和理由只字不提的《驳回通知书》，实际就是一份《不许申诉通知书》。省高院敢于对省人大和最高法院的督办不屑一顾，说明支持这一举动的背后人物一定有着更大的权力。不言而喻，驳回申诉的真实原因当然也是“杨昭俊他爸是炼法轮功的。”
今年7月初，当我准备去北京向最高法院替儿子进行申诉时，省、市“610”就派人来到我家阻止我的赴京申诉之行，理由很明确：“因为你是炼法轮功的，不能去!”我向他们说明这是宪法和《刑事诉讼法》赋予我的权利，任何人无权阻挡。事后三天，7月10日上午我突然接到一个女声录音电话：“我是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你有一张传票，这是最后一次通知你，你必须在今天下午4点到中级人民法院，否则将强制执行。”因为这天正好是星期六，我想有谁会在法院等我呢？显然这是不怀善意的诱骗和恐吓，我没有理睬。数天之后，我发现我家门前不远的地方停放了一辆摘掉车牌的警车，楼门口附近设立了岗哨，四、五个人，24小时对我监视。我的人身安全和自由受到了威胁。
（三）做一个好人为何如此之难？
三年来，为儿申冤我曾向各级组织、部门(包括检察院和法院)呈送材料、申明冤情，但都无回音；本欲通过《领导参考》向中央领导反映，却遭阻拦；我投给媒体的材料无人敢登。我曾把儿子被政治株连、无辜蒙冤一事向各级纪检部门反映，得到的回答是：我们管不了!而西安市“610”的人一方面对我赴京替儿申诉强行阻挡，同时又大造“一定要把杨昭俊的案子和杨恒青炼法轮功的事分开”的舆论，强要学校和我承认杨昭俊没受株连，言外之意是我在无事生非!
面对掩盖真相的欺人谎言，面对重重威吓和阻拦，我别无选择，只有将我全家的遭遇和儿子受株连被诬功为罪的事实原原本本的写出来，让领导和朋友们评判。这就是促使我写这份“诉冤书”的直接原因!
我们全家都是善良、守法的公民。我只是因为坚持了自己的信仰却遭到迫害而且被株连了家人。从2002年至今，先后有四口人被绑架、三人被非法判刑，平均每年都至少有一个人被屈押在监狱里，大儿子被枉判10年的明显冤案却因为某些人的政治需要而不能昭雪。十年来，灾难使我们这个原本团圆和谐的家庭常年煎熬在冤屈和痛苦之中!我在常人中还曾小有职位，只是因为一家人为了做好人却有如此的苦难遭遇，可想而知，那些无职、无权和我一样只想做好人的人，他们的命运该有多么悲惨!
回首近十年一家人的遭遇和不幸，我悲情难抑；想想被诬功为罪、屈押三载的儿子，我心如刀绞；面对监视我一月有余的警车和岗哨，我欲哭无泪。我不禁仰天长叹：在偌大的中国，做一个好人为什么这样难？！
我渴望正义的帮助!
谢谢!
西安科技大学 杨恒青
二零一零年八月廿二日于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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