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11月26日讯】 曹禺在少年时期就表现出突出的戏剧天分，曾被誉为“中国的莎士比亚”。他活了86岁，但代表作还是23岁时写的《雷雨》和26岁时写的《日出》，在1933年至1943年的10年间，他先后创作出了《雷雨》、《日出》、《原野》等7个剧本，虽然其中不乏反射出“左翼作家”的影子，但因创作颇丰以及作品切近时势而产生的艺术魅力轰动中国文坛，使他成为当时耀眼的巨星。
而从1949年中共执政到1996年曹禺去世，在这长达47年的时间里，且不说曹禺创作的作品《明朗的天》、《胆剑篇》（与人合作）、《王昭君》全属应景之作，仅仅是他的3部剧本这一绝少的创作数量，就足以让人探究其中不可思议的原因。
从7：10到3：47这一对貌似枯燥实则饶有深意的比例的转换，昭示的是一种常态与非常态的差异。7：10是曹禺创作常态的表征，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在风华正茂之时应该是创作高潮之际，如果没有非常态的原因，7：10的这一常态是应该可以长时间延续而不应该急转成3：47这样如此悬殊的差异的。
造成这个非常态的首要原因是，中共在1949年窃权以后，就开始了对知识份子的一系列的灌输洗脑和思想改造甚至残酷镇压，使曹禺这样的作家欲罢不能而又胆怯逢迎。
毛泽东一向将知识份子视为眼中钉，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他魔笔一挥将知识份子划进了“小资产阶级”范畴，这顶“小资产阶级”帽子对知识份子异常沉重，足以让曹禺这样的作家抬不起头来。《明朗的天》就是曹禺在毛泽东执政以后接受的第一个以改造知识份子为主题的剧本写作任务。据悉，为了写作这个剧本，曹禺到协和医院体验生活，和众多的医生接触，可是还是不了解知识份子错在哪里、为什么要改造？
中共通过宣传机器高调歌颂工人和农民，将工农的知识匮乏视为革命的动力。扬工农是假，抑知识份子是真，知识份子的形象通过各种符号化的脸谱受到丑化和抹黑，使知识份子从社会思潮的领导者、社会问题的发言人、传统文化的传承者论述者转为被嘲弄和批判的对象。
中共对知识份子的迫害以各种形式的大批判开始，之初批判武训；之后，将胡风打成反革命，这还只是杀鸡给猴看。而到了1957年，中共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知识份子给中共提意见，并诚恳地表示“言者无罪”。而对于中共作为外行却领导一切，以及在镇反和肃反中滥杀无辜早就心怀不满的知识份子们以为中共终于变得开明了，于是开始说出心里话，发言也越来越踊跃。但殊不知，中共是在引蛇出洞，以便最终一网打尽。
“文革”期间，曹家院子大门上写着“打倒反动权威、反革命文人曹禺”。曹禺被关入牛棚，早上要扫大街，一些顽愚儿童用石头猛砸他时，他曾说：“我羡慕街道上随意路过的人，一字不识的人，没有一点文化的人，他们真幸福。”其实，这难道是有文化的错吗？所有的事端都是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挑起！曹禺到死之前都没有弄明白这一问题的实质。
晚年的曹禺，曾想写一部《十年浩劫回忆录》，但写了一半就未能续写下去。曹禺在其中留下的最后一行是“当时，我整天担心随时被抓进去……”。可以想像，曹禺经历的是怎样的精神折磨。
中共有时也拉拢知识份子，对知识份子做着“党恩浩荡”的表演，以此严重腐蚀知识份子的道德良知和独立人格。有这样一则轶事：由于曹禺的结发妻子郑秀要求曹禺拿出500元的补偿金才肯答应离婚，而曹禺因缺少这笔款项而使离婚陷入僵局。当周恩来知道此事后，当即表示拨公款助曹禺解决这一人生难题。一场靠法律手段无法顺利解决的民事案件，通过中共的政治操作而迎刃而解。对于这种假公济私的官方操作，曹禺不仅毫不推辞和否定，还因感激涕零跪倒在周恩来面前，表示“今后共产党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于是，中共也就抓住曹禺这类文人的软肋。“文革”结束，曹禺复出，很快就被中共加上越来越多的头衔，参加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成为中共的传声筒。对太多的社会活动，曹禺一方面明了这是在消磨生命，另一方面也很热衷参加。每每一接到邀请电话，就精神抖擞；而出于尚存的良知和写作的习惯，在活动结束后又极为疲惫，对自己做着无聊的事、说着为中共贴金的话，扮演着“御用文人”的角色有一种难言的沮丧。曹禺在中共所编织的矛盾中生活着，长期在响应毛泽东用工农兵大白话创作的号召与无法放弃自幼练就的典雅语言风格的二难选择中，铸造着一个文人“写不出作品”这一最深刻的痛苦。
曹禺不过是中共治下所有作家的一个写照。正如他的女儿万方所说，这不是她父亲一个作家才有的情形。是一代人、一代作家共有的劫难！万马齐喑的时代让沈从文、钱钟书、巴金、老舍等曾经的文坛大家都患上了“集体失语症”。
中共自1930年在上海领导创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时，就提出“加强中共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当时是要与国民党争取宣传阵地；后经过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几代中共党魁的专政和软硬兼施，作家从显在的“御用文人”悄然变为不易为人所察的“体制内作家”。
近期，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国文联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协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既称赞“广大文艺工作者”“是一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队伍”，又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加强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这两层语意的逻辑矛盾使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昭示中共将变本加厉地控制民众自由言论、独立精神，给作家套上更沉重、隐蔽的精神枷锁。而由此产生也更让人担忧的是，在中共的高压态势下，哪怕一些良知尚存、笔力尚健的作家，会不会为了取得一点点可怜的既得利益，乖乖地俯首称臣，坦然领受中共对自己的控制？若如是，中国文人的道义何存？中国未来的希望何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