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03月29日讯】低价房影响官员利益，安抚政策难出中南海。
伍凡：最近中共召开两会，政府报告中提出了要建一千万廉价房，控制房地产泡沫。这个话题引起了很多百姓的关注，中共房地查调控政策已经出台很多个了，也历经了很多年，中共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有效吗？Flv下载观看 WMV下载观看
草庵：1998年的23号文件终止了福利分房的制度，拉开了货币化分配和房地产市场化的改革大幕。引发了房地产投资高潮，结果中国政府就连续数年出台了房地产调控政策。自2003年对房地产的宏观调控开始，一个明文出现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国家经济重要的支柱产业逐渐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甚至连国家的总理都在怀疑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是否流着道德的血液。
伍凡：首先，我们要知道中国为什么要改革福利分房制度？名义上的福利分房实际上是附属于旧的工资体系中的劳动报酬的一部分，因此其对应的是货币化的劳动工资分配的改革。所以分房要依靠于工作关系、依赖于工作单位的财力、工会、职务等所有与劳动报酬相关的背景条件。
因此住房限制了工作的自由、缺少了劳动报酬中的鼓励的机制作用也让特权在这种分配中无偿的占用资源、浪费资源和侵吞财富。房改售房之后，货币化的劳动报酬分配才落到了实处，让住房实物分配的福利变成了归属于个人的财富，还原了劳动报酬的实质，也终止了权力的腐败在实物分配中的地位和作用。
草庵：福利房本是中共在早期建设中答应给企业职工的福利。当时，中共压低职工工资，把职工中的部分工资收集起来，然后再以福利房的方式分配给企业职工。
但是，由于中共一直在欺骗百姓，1949年时城镇居民的人均住房使用面积为4.7平方米，而建国三十年后尽管中国采取了大量的去城市化运动，如三线下乡、知青下乡等城市向农村的移民运动，但1978年改革之前福利分房的结果是人均住房使用面积下降到了3.6平方米，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了。
伍凡：改革之后，邓小平指示加快了城镇住房的建设工作，但大多数单位的职工平均分房年龄为42.7岁，从住办公室到住筒子楼、再到合居一套房逐次过渡到单元住房，同是并存的住房差别则是中央机构、单位或大国企等有钱或有拨款的单位可以优先分配；而地方的、集体的企业则无能力解决职工的住房问题，并让这种劳动分配的收入差别在住房上不断扩大。各种贪污腐败在其中，权利成为贪污腐败的最好工具和手段。
草庵：货币化是给人们平等和自由权利的前提，中国住房制度的改革并非中共自愿进行的改革，也非中共善心大发。这个住房制度的改革实际上是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中国试图用房地产的市场化拉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共在面临财政危机的时候，是出于财政无能力支付全民的住房分配，不得不用市场化的方式发挥各界的力量多渠道的解决住房问题，中共需要将自己一个无法完成的承诺抛向社会，甩包袱，就如同医疗市场化，教育市场化一样，为了自己的利益，将自己的责任抛给了百姓。但是，这个政策却成为中国要打破计划经济的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以实现自由的合理配置。
伍凡：过去的收入分配依赖于统一工作分配的企业条件，而今天劳动力有了选择权、有了劳动资本价格、有了创造性和激励机制、有了劳动技能与资本的__结合、有了投资市场、有了资本市场和财产性收入，也因此有了更大的收入差别。但市场中的房价并不是由无购买能力的收入群体决定，而是由收入较高的群体选择，这就是市场竞争与淘汰的结果。
草庵：市场经济让大多数人成为了受益者，获得了自由、尊严和日益增长的物质消费的满足。 1998年非市场化阶段房地产开发的投资仅占全部房地产业投资中的20%，年生产的住房套数仅为130万套；但到2010年房地产开发的投资占到了房地产业投资的78%，而住房竣工的套数翻了几倍达到了560万套左右，占到了全部住宅建设的70%多。可见是市场化、商品化、货币化的改革让更多的人解决和改善了住房问题。
全国城镇在城市化率不断提高的过程中，让人均住房面积不是在缩小而是在逐年的扩大了；住房私有化率不是在降低而是在大大提高了；城市住宅的总存量不是在减少而是大大的成倍数增长了，这本是件全世界都公认的飞跃发展与进步的过程，但为什么在中国内部反而成为一件不光彩的事情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在中国，这个国家并非是一个公平制度下竞争的国家，也非是一个有合理制度和体制的国家，相反，他是一个充满了黑箱作业的采取野蛮掠夺的社会，有一部分失败者，一部分刚刚参与竞争的弱势者，一部分正在努力攀登的中途者，他们缺少了保障与过渡。
伍凡：中国不是一个从开始就是市场经济的国家，中国有五十年计划经济住房实物分配制度的历史，而房改一刀切的将全部住房房改并货币化分配之后，出现了一个严重的断层，即原有租赁的住房全部变成了私有住房，私有住房中用于出租的比例仅占2~3%，并不能有效的形成租赁市场。
同时二手房交易市场形成的速度缓慢、税费极高且许多房改房无法进入市场交易。这样就将所有的压力和出口都集中于仅有全部城镇家庭户数2~3%的商品房身上，而每年1000万户的新增家庭面对500多万套的商品房的战争。
草庵：当很多人提出要在市场经济中加强政府的保障功能并建立住房保障体系时，政府认为应用购买型的经济适用住房和小户型的普通商品房来代替，政府把应承担的责任推给市场。
当很多学者提出应“居者有其所”而非“居者有其屋”时，政府仍将注意力关注于“两限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香港的房价很贵，但中国百姓并不知道，百分之五十的香港居民居住的是政府提供的廉价公屋，而非自己购买的高价房屋。结果，在中国，本来是一场以解决居住条件改善为主的改革变成了一场以拥有家庭住房财富为主的争夺战，房价成为了住房制度改革的拦路虎。
伍凡：住房制度改革到是改善居住条件让“居者有其所”，还是为增加家庭财富让“居者有其屋”，这不仅是个目标也是个路径的问题。从全球情况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实现全民的住房财富拥有的目标，即使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美国和德国也无能力实现这种梦想，但许多国家都分别用商品市场、租赁市场和政府保障的不同方式较好的解决了公民在居住权利问题。而中国却在试图用拥有家庭财富的方式满足所有家庭的住房欲望。这就是中国政府推卸责任的结果。
实际上，中共在这几年的房地产问题上根本就没有解决问题，所谓的调控都是针对房地产买卖上，他从来没有涉及自己的根本责任，这就是社会上急需的廉价公屋问题，中共实际上是偷梁换柱欺骗百姓，把自己的问题和责任推卸到了房地产商上。各位观众，今天的时间到了，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谈这个问题。再见。
草庵：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