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04月12日讯】我生活在上海，1988年毕业于中国纺织大学。曾在多家外资企业工作，1998年杜邦公司上海办事处派我到北京的合资企业做管理工作。2000年4月因修炼法轮功多次被关押，为了不影响工作，向杜邦公司提出辞职。当年7月被中共610抓捕，被非法判处2年劳教。
2004年8月我的太太出国留学，后来在澳洲拿到绿卡。自从太太出国后，我一直在申请护照，但在08年10月前始终没有被批准。当时我在上海浦东出入境管理处申请护照，但每次结果都是一样：2个星期后，我收到一封拒发护照的信，上面几行字，意思是根据护照法，我被划入7条不能出国的情况的第七条，就是：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认为出境后将对国家安全造成危害或者对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
那时，我找市公安局相关部门、人大上访，一听我是炼法轮功的，他们就显得很不耐烦，然后走走形式，也不愿意给你多解释。告诉我，他们会处理我的上诉，回家等消息吧。回家后，我知道不太可能批准我，但每次总还是抱着一丝希望，也许这些人这次良心发现，批准我了，但每次都让我希望彻底落空，我的心情在几天内都会很糟糕。太太一个人在海外生活很艰辛，非常不容易，学习和打工都很辛苦，她也因为修炼法轮功，不愿回到这个对她非常危险的国内。在四年半中我们只能用邮件互相联络，表达思念之情。眼看一年一年下去，不知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团聚。
由于向中共政府申请无法成功，我太太于2007年年底开始在澳洲当地寻求澳洲政府的帮助，终于有了结果，澳洲政府出于人道主义愿意提供适当的帮助，他们经过约半年对我情况的审核，包括这四年多里我们夫妻之间是否还在经常联系和我在国内是否仍然处境危险，我当时提供了很多相关的材料，包括我们的邮件通信和网络聊天记录，看得出来他们真的比较吃惊，我们夫妻分开四年多，我们之间一直感情伊始，从未因远隔重洋、分开四年而有一点感情变迁。
于是到了2008年6月澳洲大使馆给我发了一封信，表示澳洲大使馆已经同意给我签证。但他们告诉我，关于我的护照他们还是帮不了我的忙，只能靠我自己解决。只要一有护照，他们就给我办理签证。
于是我就开始给上海的几个副市长发信，还包括市人大和政协。信中我强调中国做为联合国成员国应该遵守的《世界人权宣言》。宣言的第十三条一──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二──人人有权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并有权返回他的国家。第十六条三──家庭是天然的和基本的社会单元，并应受社会和国家的保护。可是我和太太分居4年多政府部门却不给予护照而无法团聚，明显违背《宣言》的精神。现在中国老说自己人权状况改善，老宣传我们是和谐社会，但最基本的家庭团圆都因政府的干涉而无法实现，那怎么叫人权改善了，怎么叫“和谐社会”了？中国马上要开奥运会，你们也跟外国讲中国人权有很多改善，希望更多西方人来到中国看奥运，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中国人权没有改善。我已经申请了四年护照一直没有被批准，这次你们如果还是不批准我，我也没有任何办法，但是你们确确实实也伤害到了我的太太，她现在在国外，她会非常痛苦，她一定会在外国呼吁，希望引起社会关注，并帮助我们获得家庭团聚。她现在要在国外做什么，我也管不了，你们看吧。现在澳洲政府出于人道考虑同意给予我签证，希望中国政府也能给予护照。我同时附上了澳洲领事馆给我的信。
我的信发出去大概一个多星期后，他们破天荒的主动来找我。他们说，我们中国政府是人道的，一直在关心你们夫妻团圆的事。上面已经在讨论你出国的事了。然后假心假意的问问太太国外的生活情况。
他们这次态度180度的变化既让我非常吃惊，又觉得在情理之中。为什么呢？无非奥运是它的头等大事吧，当时中共为了奥运什么都可以谈条件了。只要能把一切他们认为的所谓麻烦事暂时平息下来、隐藏起来就行，这样表面上能让西方人感到中国很和谐，经济发展很快，老百姓很满意，而不惜花费老百姓的血汗钱对奥运作巨额的各种该有和不该有的投资，当赢得西方社会的认同后，就以此作为自己统治的资本，反过来胁迫人民接受它的独裁统治。
我记得当时在上海，很多经常上访的拆迁户被发补助金，但要这些人承诺这段时间不能上访。我当时在开奥运的2周内就被贴身“保护”，每天上班他们开车接送，公司和家门口都有人守着，他们像是进入了24小时全天候的一级战备状态，而行动对像不是外来侵略者，却是手无寸铁的遵纪守法的善良公民。我知道在上海有很多法轮功修炼者遭受这样的待遇。
我还记得当时的地铁站内的商场几乎全部关门停业，说是安全考虑。我想世界所有的国家举办奥运都是全民狂欢，商店销售额大增，怎么我们的店主不得不面临关门的惨痛？！这是为什么？我当时还申请看奥运比赛，遭到陪同人员的严厉拒绝：“你在做梦是不是！”。我的很多同事还在奥运前几个月买了股票，说是奥运将给他们带来好运，说是所有的国家因开奥运而股票疯涨，我怎么劝都不行，最后没有一个不说，输的太惨了，悔不该没有听你的建议。我们的奥运赛场的狂欢也就是在这么一种背景中营造出来的。但有些不幸的是，我现在在澳洲，却有时还会碰到一些西方人还在夸：你们奥运怎么好，中国经济不错，一些长期在海外不太真正了解国内百姓真实疾苦的华人，也因一些西方人的夸奖而沾沾自喜，于是他们更愿意为中共说好话了。中共的目的达到了，而这一切都背后就是对生活在国内老百姓的利益侵犯和基本人权的剥夺。我觉得这是我们奥运会的耻辱，说到底是中共的统治手段的狡诈、邪恶。就像《九评》中形容的，中共是一个成熟的流氓。
在我被24小时监视这段时间里，有一个周末，我在家里，外面突然下起了暴雨，我探出窗外看看这些坚守岗位的人怎么样了，突然我看到他们人贴在一间临时搭建的小屋的墙脚下，上面伸出来的屋檐只是稍稍挡住了一点点雨，不一会儿他们全身都淋得像落汤鸡一般。我不禁心生同情，他们也是生活所迫做这个事的，我于是拿了伞跑了出去，让他们都进到大楼的里面了。我住的大楼都是有铁门24小时锁着的，进铁门直接就是楼梯上二楼，而旁边一楼的门有一个很小的过道，只要一楼的居民不抱怨，可以暂时坐2、3个人。我曾让他们进我二楼的家，他们说上面不允许的，于是我搬来凳子让他们就坐在过道。我马上又给他们送来热水和食品，他们说他们不敢吃东西，上面有规定，我听了心里真难过，这时我感到其实我和他们没有差别，都是很普通的中国人。
后来他们只喝了一下水。他们对我说，我们知道你们炼法轮功的是好人，我们没有办法，如果能找到其它差事，我可不愿意做这种事。等雨小了一点，他们马上出去了，说是可能负责的警察会来监督，如果不在岗位，他们就麻烦了。我听了又一阵心酸。
到10月份，我终于拿到了我的护照。一周内澳洲领事馆通知我，签证也弄好了，过来拿吧。
在我出国前不断有610找我谈话，希望不要在国外做不利于中国的事。我说我不会忘记生我养我的中国，我对我们国家和人民都是很有感情的。将来我在国外，不论在哪里，跑到哪里都是受欢迎，对任何一个国家和政府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都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我一定会为中国人增光，但我就是不明白在中国我们这些好人就要被迫害。他们也答不上来什么，就说：“我们是工作，我们不得不告诉你这些话。”
2009年2月7日我终于踏上了飞往澳洲的班机，回头看看我热爱的国土，我不禁想落泪。这10年我经历的太多太多。有3位我很熟悉的法轮功修炼者是在被关押期间迫害致死的。
这3位我尊敬的法轮功修炼者，我永远忘不了他们。一位叫赵昕，是北京工商学院的年轻女教师，当时年仅32岁，2000年6月初因为抗议中共剥夺信仰权力，在紫竹院公开炼功而被抓捕，在海淀区看守所关押仅仅3天，被一个女警察用棍子打断了颈椎骨，颈椎以下瘫痪，在医院昏迷6个月后去世。他父母从哈尔滨赶到医院，当时在将近37度的高温下跑遍了北京市法院、检察院，没有人受理，父亲当时病倒也住进医院，我当时有2个星期一直陪伴他们。另一位叫李白帆，是上海市华东师范大学的年轻教师，他被关进劳教所的开始2个星期，是关在我隔壁再隔壁的房间里，当时看管犯人组长是一个惯犯，人高马大，眼睛放着凶光，看管我的犯人告诉我，在其它中队时，警察也让他三分，我们眼睛都不敢看他。而李白帆是一个很文弱的书生，警察就是故意让这样一个最凶恶的人来管。李白帆进去几天后，就神情恍惚，目光呆滞。后来他给转到其它地方，一年后我从其他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那里知道，他已经被迫害死了。另一位叫马桂林是上海和平公园炼功点的阿姨，我就是在和平公园开始修炼法轮功，所以和她很熟悉。镇压后，她被非法判劳教一年半。在经历了八个多月的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后，原本身体健康的她得了绝症，不久离开人世。但更不幸的是她在澳洲的女儿，在母亲病危期间以及去世后，都申请回国签证看母亲最后一面和参加葬礼，但都被中共领事馆无理拒绝，理由是女儿也修炼法轮功，中共连基本的做人良知都丧失殆尽。
邓国平在坎培拉中国大使馆前抗议（图片由作者提供）
可是非常不幸的是，这种罪恶今天仍在继续，许多世人仍受中共谎言的欺骗。到了海外，我将做什么，我心里明白，我一定要让更多中国人明白中共的邪恶，我也会告诉我们可贵的中国人退出这个人类有史以来最邪恶的政治组织，从而会获得上天在大灾难来临时的护佑，我会告诉人们善恶必报的天理，在中共腐败治国而导致全社会道德崩溃的今天，我们中国人一定要坚守住我们人类的良知，不被这个中共魔教拉入人性堕落的深渊。上天对人类的大审判那天就会到来，坚守良知的人必得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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