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06月03日讯】提起《红楼梦》的译者，当代中国著名的大翻译家杨宪益，了解他的人无不敬重他的学识和修养。他书香大家的出身以及与洋夫人珠联璧合稳坐中国翻译界泰斗的人生，在中国知识份子中堪称一绝。杨宪益于2009年11月去世，《杨宪益传》在大陆成为禁书，何也？因为这本书记载了他在大陆被刻意隐没的真实故事。
22年前的6.4那一天，电波将一个中国老人愤怒的声音传向全世界，杨宪益的名字刷新了人们的全部记忆。
1989年春夏之交，由北京青年学生发起的反官倒反腐败倡民主的爱国运动遭到中共的血腥镇压。6月4日凌晨，中共在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一带开枪屠杀平民和学生。据统计，至少3000多人被杀害，受伤者10倍左右。
1989年6月4日上午，75岁的杨宪益在接受英国BBC广播公司记者采访时说：
“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可耻的事！这样的血腥屠杀过去的任何反动政府都没有干过，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都没有杀过那么多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甚至连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北京的时候也没有干过这种事！很多人都亲眼目睹了这场杀戮。见证人看到一个7岁的小女孩在人民大会堂外被枪杀；还看见女学生的眼睛被子弹打穿；有的人被打掉一半脸；学生并非在抵抗，他们只是手挽着手地企图挡住军队的推进，但是士兵就用机枪胡乱扫射。学生走开的时候，军队还从后面追着向他们开枪。”
“我谴责戒严部队屠杀北京市民的罪行！中国人民是杀不绝也吓不倒的！他们可以将我也加在杀害的名单之上，但是他们不能够杀光我们所有的人！他们不可能摧毁整个的国家！”
在当局开枪后，还能发声呼吁谴责，一个学者视死如归的一腔正气划破黑暗的北京上空震荡世界。
北京浸透在无辜平民和学生的血泊中，戒严部队抢夺尸体搜查所谓暴乱分子的恐怖气氛笼罩京城。杨宪益为了避免戒严部队的抓捕，被迫离开妻子到朋友家暂避。后来住处附近出现搜查的戒严部队，杨宪益拒绝了朋友提出的用假护照出逃的建议，只身坐火车到东北亲属家暂避……
这一段经历出现在杨宪益英文自传《白虎星照命》（White Tiger）中。这部自传九十年代在香港出版，大陆的中译本名字为《漏船载酒忆当年》，其中凡是与政治有关的敏感内容都被删除，包括上述内容。
当年，有一个学生从北京逃到天津时，因为说了一句“天安门血流成河”，就被当局抓捕判刑。杨宪益没有被抓捕，德高望重的国际影响力再一次保护了他。中共没有敢拿杨宪益开刀，统战和思想改造是中共对这一类人的最主要手段，尤其是在要跟国际社会打交道时，总得保留一点装门面的资本。
将近1989年底，中共宣布：所有党员必须重新登记，同时每人要写一份关于”天安门事件”的自查总结。这是中共惯用的思想监控手法，自所谓延安整风运动开始，这种清党整人闹剧就不断上演。89屠杀之后的整党风一起，人们自然忆起“反右”和“文革”的光景，无形的屠刀似乎架在了脖子上，为了保命，跟着中共的调子走就成了大趋势。
杨宪益仍然谴责那些应对这起悲剧事件负责的掌权者，不承认自己有任何过错。所以他决定不参加“党员重新登记”。他写了一个纸条给党书记说：“我的认识仍然和以前相同，所以我要求退党。”
党书记本以为如果杨表示悔改的话，他们可以考虑从宽处理，以显示党的宽容伟大。但是没想到杨提出来退党，于是他们就召开会议，决定将杨开除出党。总共只有十二人的会议，出席者中有一半人认为杨的所作所为应该受到批评。他们批评杨说，作为一个党员不应该反对党的决定，特别是对外国记者发表谈话，引起了那么大的国际影响，违反了党的纪律；不应该把党和北洋军阀以及残暴的日本侵略者相比。但他们并没有说天安门的杀戮是正当的，也没有说“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一个人”。共产党即使比日本侵略者更残暴了，他们也是要拥护服从的，这就是党性的需要。而这正是杨宪益跟他们的不同，杨不愿意出卖自己作为人的人格和良心。最后举手表决，所有的人都举了手。然后，他们要求杨宪益发言表态是坚持自己的观点还是表示悔悟。杨宪益只是简短地表示服从决定，会议就结束了。
杨宪益出身名门望族，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父亲曾留日，担任过天津中国银行行长。他的夫人戴乃迭是英国人。夫妇二人于1940年回国，支持在抗战中贫弱的国家，他们一直在民国从事教书和翻译工作。这样的身世，想加入中共是很难的。直到1985，杨宪益的扛鼎资历和健硕，足可以让中共以优秀人物来炫耀队伍，他才被批准接受为党员。那时候在一般人眼中，入党是一个难得的殊荣。进入实属不易，但是要退出更难，那无异于反党，更有被整治剪除的危险。杨宪益舍得一身剐，弃之如敝履，表明决不屈于强权、决不屑于与杀人者为伍的态度，这份气魄、勇毅和良知，到今天仍然令人高山仰止。
对比今天仍然不敢化名退出中共组织的人，杨宪益是何等的高迈可敬！
杨宪益是一个才华横溢性格温和的天才翻译家，24岁在英国留学期间翻译了《离骚》，名噪一时。中共掌权后，杨宪益夫妇从事外文翻译工作，架起了中国与世界文学之间的桥梁。在文革期间，杨宪益伉俪曾被莫须有地指控为英国间谍，遭到长达四年的监禁，热爱中国文化的戴乃迭宁愿被单独关押，也没有选择回英国。1971年，英国保守党议员戈斯特(John Gorst)在下议院提及戴乃迭的困境，之后，英国政府出面与中共当局交涉。一年后，杨氏夫妇才双双获释并恢复工作。
不幸的是文革批斗造成的人伦悲剧，落到了他们头上。杨宪益夫妇的独子杨烨非常优秀，但中英混血的身份使他在学校饱受欺凌，因为中共的文宣将他的西方脸孔与殖民主义连结在一起。杨宪益说，他儿子完全没有办法接受父母都被关进监狱的事实，把矛头指向自己，跟自己怄气，最终精神不行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文教授詹纳尔(Bill Jenner)说，中英血统最终使杨烨发疯。他有三十年的时间拒绝英国的血统，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他却又否定中国的血统。他强调他是英国人。精神分裂的杨烨于1979年在英国自焚身亡。这是戴乃迭永远不能释怀的悲痛。
10年后“六四”的恐怖再一次降临，戴乃迭已经被残破的理想这时彻底破灭。杨宪益通过BBC电台向全世界谴责中共军队的暴行后，她整天担惊受怕度日如年，身体垮了下来。在担心着杨宪益安危的一场大病后失去了记忆，丧失读写能力，再也没有恢复过来，直到1999年离开人世。而杨宪益在夫人离世后，再也没有翻译过任何东西。
杨宪益去世后，大陆写杨先生的文章不少，一家很有影响的报纸撰文称他是“最后的士大夫、洋博士兼革命者”，在赞扬杨宪益的同时更往中共的脸上贴了一块金——一个被刻意删除了真实人生的学者，甚至连被开除党籍这一事实都被故意隐没，留在公众眼前的就是一个热爱中共的革命者了。这或许不是文章作者的首创，而是作文者也不知道真相才以谬制谬。这是中共文宣一贯擅长“制作事实”的效应。
诙谐达观平和的杨宪益，从来不把自己看作名人，也从来不在意名。越到年老他活得越明白，越不想讲假话。在很多人眼中，他有着魏晋士大夫的真性风骨。他的晚年正如他好友题赠的对联：“从来圣贤皆寂寞，是真名士自风流”。
这六月，一个真名士会被许多人记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