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06月05日讯】（大纪元记者马有志旧金山报导）2011年的6月4日是“六四”22周年纪念日，在旧金山中国城国父纪念馆举行的纪念活动中，当年六四学生周锋锁向观众展示了开花子弹的实例照片；那是从死于天安门事件的于地先生身上取出的子弹。周锋锁还向观众公布了一些由于地的夫人许力平提供的证据，包括有医生签名的医院病例、死亡证明等材料（死于天安门事件的于地先生的夫人许力平的描述见附录。
周锋锁说，大家看这颗子弹，它的头部不是流线形的，而是不规则的，是呈开花形的。“中共的行为是兽行，他们还是人吗？”
周锋锁说，六四是中国人民在没有组织下、自发的对民主自由渴望的表示。学生们要求的只是希望中共实践它对于人民的承诺，包括新闻自由和公布官员的私人财产。可是中共对于这样和平、理性的要求，采取了邓小平所谓“杀20万、保20年”的没有中国宪法依据的法西斯手段。
周锋锁说，今天，卡扎非想用当年中共邓小平的屠杀手段为自己辩护，遭到了联合国的否定和制裁；20年前在中国所发生的屠杀，也逃不过兑现的一天！
在纪念活动中，多位各界人士发言。旧金山的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林牧晨表示，对六四，“平反不如造反”是对六四思考上了一个台阶。回顾100年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中共从苏共的一个支部开始，到在抗日战争中与日本勾结，最后到中华民国在抗战后力尽；中共做得一切都是对革命的反动，中共代表的是真正的反革命。
林牧晨说，中国现在的矛盾，是中共特权集团与人民的矛盾；中共的本性，一贯如此，从井冈山开始就这样。人民要解决这个非法政权的办法，只有采取正当的革命手段，就像美国容许人民有枪保护自己一样，只有正当防卫，才有人民的权利。“等了22年，不能再无休止的等下去了！”
附：死于天安门事件的于地先生的夫人许力平的描述：
我叫许力平。我先生于地是在1989年6月4日的天安门事件中被政府军队枪杀的。
1989年，中国爆发推动民主自由的学生运动，百万北京市民支持学生要求中共放弃独裁统治，建立民主自由制度。为此，中共调动三十万野战军使用坦克等重型武器屠杀示威抗议的民众和学生。
1989年6月3日晚间6时，先生告诉父母下午在西单看到的惨景，激动并含着泪说，“我从没见过老人和孩子跑回家拿着棍子出来自卫？！如果今后是这样的政党，我会考虑退党。”，吃过晚饭，我丈夫让我为他准备了一个湿毛巾，放在朔料袋里，以防军队下午使用的瓦斯催泪…，也为防被万一，他把自己姓名和联系电话写在一张很小的纸条上装进兜里，走了……再没有回来。
1989年6月3日晚8时戒严令后我跑出去找先生，先去了历史博物馆北侧小树林第三棵树寻找（现在那片小树已经没了）那里曾是我和先生来天安门广场停放自行车车的地放。没找到，只好放弃赶回照顾锁在家里还年幼的儿子。
6月4日凌晨三点左右，我接到一儿童打来的的电话（约8-9岁）他说“我找许力平……于地受伤了，叫你快来。”我问：伤哪儿了？不是橡皮子弹吗？男孩说“好像是肚子，他说可能不行了……我们在协和医院……”
什么叫不行了？怎么不行了？为什么不行了？……？？
我和他弟弟一同赶往北京协和医院。位于王府井大街西的老协和医院，当时门口和院子里数百头戴钢盔的武装士兵紧紧看守着大门不许进入“是大夫通知我们来的……”当晚，五楼手术室已从原来的35个床位扩展到75张；太平间已经容纳不下尸体，开始向外转。
我在寻找先生时，看到楼道和医院空地成了临时病房，大量的伤残者躺着或坐在垫子上呻吟或骂着什么，惊恐和失望印在每个人脸上。五六个白衣实习生，推跑着一辆简易手术车擦身而过，躺在上面的正是我先生。由于失血过多，脸色灰暗的几乎认不出来，为了便于抢救他的上衣已经被剪掉扔了，左手一直攥着那个出门时我给他装东西用的深绿色尼龙兜…谁也不给，直到看见我才松开手（大夫说）里面依旧有那个用塑料袋包着的湿毛巾和照相机，但整体或从内到外已经是血染的了。
受伤后的自始至终，先生他没掉过泪，开始冷静的告诉大夫子弹进、出的位置，当时麻醉师惊讶的发现：他已经没有血压（大脑应处于深度昏迷状态）居然还能清醒的告诉大夫子弹穿透位置！因此，先生枪伤的重度和0血压依旧清醒打破协和医院百年史的二项医学记录（外科史最重一例枪伤和麻醉史的记录）。
先生手术历时7个半小时，内脏几乎全部翻出来进行修补（我在手术室侧窗看着陪着他眼泪不住的流）。手术中，数十次传来要血库备血送血“于地、血型A型、200cc”“于地、血型A型、400cc”……手术中，几次大夫们走过来安慰坐在地上的我“你要有准备…要做最坏的准备！”我总是站起来固执的央求着大夫“你们一定要救救他，家里需要他，他是家里的柱子！孩子太小，公公和妹妹是残疾，婆婆重病……柱子塌了我们怎么办？”
先生在痛苦中顽强的经历了四次全麻手术之后，终因多功能衰竭，于6月30日晨9:00辞世，卒年31岁。这是先生去世后，医生从他右臂取出的子弹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