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08月12日讯】谁还记得七岁的自己？是谁说过第一名是个荣誉？一篇攸关生死的文章，该写什么？又该隐瞒什么？作文比赛，真情流露竟惹祸上身，谎话连篇却大受青睐。而我从没得过第一名，直到说了第一次谎。
讲述上述故事的影片《第一名的烦恼》（台译，原片名The Prize），是北美新锐导演宝拉‧玛可维琪（Paula Markovitch）的自传性电影，忠实还原极权统治下的白色恐布，以及童年记忆见证的军事独裁的切身剧痛。
军队认为儿童是最好的宣传，透过学校作文比赛积极寻找代言机器。
在一个由谎言设计的日子，没有火灾，却尖叫着失火，军队靠着混乱盘据大街小巷。从此枪弹武器在你左右，谎言批斗占领你的耳目，恐惧成为人们仅有的情绪。我不知道白色恐怖有什么好害怕，但母亲再三叮咛：“家人安危端赖我的沉默”。
我七岁了，我上学了。上学第一天，老师反复告诫：“诚实会让学校大难临头”。老师也说有些东西必须从小开始学起，比如写一篇美丽的文章；而英雄、伟大、勇敢都是描述军人最好的形容词。但是，我在门缝看到军队到处抓人乱杀人，口是心非的我只能趴在窗边偷骂着军人是神经病、大坏蛋。
从此，我的字典只剩谎言，我的功课只有撒谎，从被迫说谎到习惯成自然，正如大人所愿，我成功让周遭的人赞赏我的谎。直到，我期盼生活中的友好和善意，却被手牵手一起上学的同学所粉碎，她的告发获颁“功不可没”，却使我的父亲生死未卜，母亲性命垂危。
1968年出生于阿根廷的导演宝拉，多年以后谈到童年往事：“当虚假已成生命一部分，将来的我会是什么样的人？甚或只是一台机器？”对抗谎言架构的世界，小小心灵仅有的反击是不再认同：“我终极一生都要这样错乱下去吗？”
不论是以商业或艺术为出发点，好看的电影不在复制现实的浅薄，而是呈现真相的核心。
导演视为影片灵魂的两个元素，一个是饰演她的小女孩。演员训练班的儿童并不符合她的期待，但绝望之际，就在影片开拍前三天，她奇迹般的“撞到”了她心目中“七岁的我”。而要如何让完全没有经验与遭遇的童星，在情感上同时传达天真又恐惧。导演宝拉说：“苦难让我早熟，而这部分无法去教导，我只能深深祝福角色扮演者，如果是对的人，他们自然会涌现内在本有潜力。”而童星传神的诠释，也证明了她的慧眼独具。
电影另一个灵魂是事件发生的真实地点，圣克莱门特雷图尤（San Clemente del Tuyu），一个靠海的地方，她和母亲相依为命的逃亡隐居处，也在此走过童年。当孤单无助的时候，她看海听海，那往往安慰了极度的不安，也蓄积了面对虚伪世界的力量。她用极简的镜头柔藏海景的千变万化，象征她内心深藏勇气的投射：在海的那一边，是否有不同于谎言铺盖的真天地。
而善于运镜的她，用高低起伏的视角带出成人虚构的假象与童稚目睹的事实。在充满敌意的时代，在谎言弥漫的学校，军人杀死无辜学生，当众人异口同声否认“没有尸体，没有人死”，那透过七岁小女孩身高看出去的是，没有任何语言比一个真实画面说出更多的真相：前一分钟还乐音飘扬的钢琴上面都是洞，那深深浅浅、大大小小让钢琴无一处完好的洞，不是别的而是满满的扫射弹孔。
对不曾经历的人而言，这样的情节令人倦惑：“同样的故事要说几遍？”
极权要专制，谎言成为存活的必然，它让军队禁锢人民身体，用教育控管人民思想。但最令人难以承受的悲哀是：独裁少了社会主体支持是无法生存，像配合当局的老师，像服从权力中心的学校，都是集体盲目的拒绝看穿谎言。
而极权的暴力谎言不曾远去，集体盲目助长令人痛心的罪行也没有过去。时至今日，它们一直都是持续不间断的现在进行式。导演语重心长的是：“人们付不起将这个教训丢在一边或将它遗忘的代价。”
七岁的她用谎言写作文，得到第一名。四十二岁的她用电影说真话，获柏林银雄奖。前者是恐惧的产物，没有荣誉可言；而后者是穿透人心引起共鸣的真实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