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09月07日讯】五、爷爷牺牲（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零年）
与导生接头失败回到北平后，奶奶便接受了共产党的重要任务——在自己家再次建立共产党地下联络站。日军占领北平后，北平有钱有关系的知识界人士纷纷南逃，年轻学生也面临着向何处去的抉择。共产党需要设立联络站把北平的左派学生和药品送到共产党根据地，于是北平共产党决定再次启用奶奶家作为输送学生和药品的地下联络站，同时可以利用爷爷的伪政府官员身份作掩护。
舍饭寺二十五号奶奶家的红漆大门外挂的户主牌改为：“户主：李德平。职业：北平市新闻检查所所长。”联络站的单线接头人是平西挺进军宣传部长杨春圃(注九)。
奶奶第一次与杨春圃接头的地点是北海五龙亭茶座。接头那天，奶奶手拿报纸，身穿紫色绸夹袍，带着两个女儿按时来到接头地点。到了五龙亭茶座，她发现预期应该在茶座看报的男人没到，正犹豫时，一个男人走上前来招呼道“刘先生”，奶奶明白他是自己人杨春圃。俩人像老朋友一样边走边谈，信步走出五龙亭。杨春圃告诉奶奶，一九三一年底他曾在她家参加过共产党会议，但是奶奶却记不得他了。
以后杨春圃成了奶奶家的常客。他经常下午来，头戴黑尼礼帽，身穿黑尼大衣，每次都直接进入北房小客厅。
奶奶家的联络站开始活动后，在一年内就先后从北平送走了八十多位年轻的左派学生和大量的药品。在这期间，奶奶的两家邻居——曲家和闵家——给了奶奶许多帮助和掩护。曲家主人是个寡妇，外号叫曲大寡妇，她是唯一一个不属于文化界却与奶奶极为亲近的朋友。闵家主人是留学日本的富家子弟，叫闵仲武，他欣赏奶奶的文笔而成为奶奶的好友。
曲大寡妇带着独生女儿在西便门外开大粪场。她雇了一批从山东来的掏粪工到各家各户的厕所掏粪，一方面赚取服务费，一方面把掏来的大粪晒成粪干卖给农民做肥料。这是个两头赚钱、一本万利的营生。
曲大寡妇后来在工人中选了一个老实能干又有点文化的霍姓年轻人帮她打理生意和管账。霍先生是江苏丰县人，和奶奶认了老乡，他又把奶奶介绍给曲大寡妇。霍先生生意上里里外外一把好手，帮曲家发了财，盖起明堂瓦舍，使曲大寡妇成为这一带有名的富人。曲大寡妇的女儿曲大姑娘是个娇生惯养的独生女，直到二十六、七岁时才物色到一个华北大学的大学生结了婚。
曲大寡妇把奶奶看成有文化、能通官场、遇到大事儿可以帮上忙的上等人。可是，自她认识奶奶以后，曲家一直也没遇到需要奶奶帮忙去通官场的大事儿，反倒都是曲大寡妇这位诚心的朋友在帮奶奶。
奶奶和导生经常把一些秘密文件报刊送到曲家保存，还把一些因搞共产党地下活动遇到危险的朋友藏在曲家。曲家知道其中的危险，但从不拒绝，每次都是一丝不苟地完成奶奶托付的事情。我的小姑姑在一九四九年作为中共的第一批接收人员进北平城时，到曲家取回了奶奶托付给曲家的物件，她惊奇地发现，所有物件和文字资料都完好无缺。那时曲老太太已经过世，曲大姑娘被丈夫遗弃，回到了娘家，霍先生还健在，成了曲家唯一管事的人。
闵家主人闵仲武是四川成都人，他在清末民初带着妻子和女儿到日本官费留学多年，回国后，始终找不到工作。他一家六口的生活全靠阔亲戚资助，阔亲戚中有的是盐业巨富，有的是银行老板。闵太太每次向阔亲戚求助，都请奶奶代笔写信。阔亲戚回信说，就冲着写信人这么好的文笔也不能不资助闵仲武。闵仲武的大儿子叫闵步瀛，长我爸爸两岁，俩人从小一起玩闹长大。一九三六年，闵步瀛受到邻居大学生的影响参加了共产党，“七七”事变前即去了山西共产党根据地。日本投降后他被共产党组织派遣回北平搞地下工作。中共建政后，任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
奶奶遵照共产党组织的严密规定，通过读书会等活动挑选合格的左派青年送往中共的晋察冀根据地。出走的学生先要把行李留在奶奶家，人先走，行李再由北平地下共产党交通员运送出城。奶奶家南房总是堆放着大堆的行李和药品，一批运走，又一批进来，从未间断过。这么多的行李和药品极易招人怀疑，幸亏日本兵从来没来搜查过。运送的青年学生中还包括后来在八十年代成为中国驻美大使的韩叙。爸爸后来到晋察冀根据地时曾与韩旭同睡一个炕，闲聊之中，韩叙才知道送他到晋察冀根据地的那个北平地下联络站竟是我爸爸的家。韩叙告诉爸爸，他认识的许多北平学生都是通过这个联络站来晋察冀根据地的。
一九三九年奶奶家发生了几件大事，它们改变了奶奶的生活方向。
奶奶和爷爷由于有共同的孩子，俩人又都喜爱祖奶奶，所以分居几年后又恢复了来往。但是，他们之间的政治分歧却随着时局的复杂而越来越水火不容，俩人之间的争吵反倒比离婚前更为激烈。
一九三九年一月除夕那天，奶奶带着两个女儿去爷爷家看望祖奶奶，并准备在爷爷家一同过除夕夜，没想到俩人又因为政治观点不和而大吵起来。爷爷指着奶奶大声喊：“你侄子刘导生是共产党！你也是共产党！”那时共产党名声不好，被看作恐怖暴力的化身，受人歧视。姨太太小香是个厚道的好人，她生怕外面有人听见，极力制止爷爷喊叫，试图从中劝和、平息双方的怒气。
在中国国力远远弱于日本国力的情况下，如何抗日已成了众说纷纭、毫无定论的话题。爷爷站在国民党一边，认为国民党才是真抗日，而奶奶却站在共产党一边认为共产党才是真抗日。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永远争论不休也争论不清。
汪精卫的和平救国主张成为当时最盛的争论话题，反对的呼声很高，民众骂他是汉奸卖国贼。汪精卫全然不顾反对的呼声，一意孤行地筹组“和平救国军”。一九三九年五月后，“和平救国军”在华东、中原一带的日本占领区相继成立，为汪精卫来年在南京另立亲日政府鸣锣开道。
爷爷又借此机会加入了和平救国军。他辞掉北平新闻检查所所长的职务，于一九三九年五月离开北平去了河南开封府任豫州和平救国军司令部秘书长。他的行动是配合国民政府军统头目戴笠发起的对日情报战，直接受国民党军统河南情报站领导。虽在开封上任，爷爷家仍留在北平，祖奶奶、爷爷的姨太太小香和姐姐李亚兰都还住在北平。
一九三九年九月中旬，爷爷从开封来到北平与奶奶谈判，要把他们唯一的儿子——我的爸爸——带走。爷爷开诚布公地告诉奶奶，他要送儿子去黄埔军校，参加抗日。
奶奶听了爷爷的要求后，大怒，把茶杯狠力掷在地上，摔得粉碎，大喊：“十八年了，你管儿子什么了？！你现在倒来要儿子了？！”
爷爷吵不过奶奶，只是平静地说：“以前我是没有管过儿子，但是现在我要管他，送他去黄埔军校，走抗日的路。至于儿子跟谁走，让小共自己决定。”
当时，我的爸爸和两个姑姑都在场。十八岁的爸爸面对着窗户站着，痛苦万分，不停地流泪。
屋子里静极了，爷爷和奶奶都在等儿子的决定。爸爸终于转过身，泪流满面地对奶奶说：“娘，还是听父亲的安排吧！”
奶奶万万没想到，自己溺爱至极的儿子竟在这时“背叛”了自己。爸爸也知道自己的决定会伤娘的心，但他太想去黄埔军校了。
爷爷带爸爸走了。他们先一起回开封府爷爷家，然后爸爸再带着爷爷的推荐信去黄埔军校。爸爸从小就向往军旅生涯，他小时候，家附近练兵场总是传来嘹亮的北洋军军歌，令他心情激荡：“三国战将勇，首推赵子龙，长阪坡上逞英雄。还有那张翼德，他在那桥上吼，辟哩啪啦响两声，大炮轰隆隆，喝退那百万兵。”
一九三九年时，黄埔军校已经扩大为九个分校，分布在中国不同的省份和城市。首建于广州的黄埔军校改为第四分校，而我爸爸要去的是黄埔第七分校——西安分校。西安黄埔分校是当时九个分校中最大的分校，校址原设在天水，后移到西安王曲，西安分校主任由国民革命军军长胡宗南兼任。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五年，西安分校共毕业学员三万七千三百一十七人，是培育军官最多的黄埔分校。
爷爷和爸爸前脚走没几天，后脚紧跟着，奶奶的挚友赫洵的朋友黄绍岩小姐突然来了。黄绍岩小姐告诉奶奶，赫洵身陷囹圄，正在准备越狱，希望奶奶能在北平接应。赫洵在三十年代初曾与奶奶在北平一起搞共产党地下活动，一九三三年四月还与奶奶一起组织了为李大钊教授送殡的活动，从那以后他们就断了联系。
黄绍岩小姐还告诉奶奶，一九三三年年中时，北平地下共产党组织遭到政府镇压而停止了活动，赫洵和妻子何怡平只得从北平回到哈尔滨居住，赫洵在哈尔滨私立学校大陆中学找到教书职业。教书期间，赫洵经常向学生宣讲抗日道理，并自行成立抗日组织。一九三八年日本侵略军在东北发动了大搜捕，赫洵被人告发而入狱，酷刑之下没有口供被判无期徒刑。狱中还有一个叫于树功的老共产党员，他是一九三一年被苏联共产国际派回中国时被捕入狱的，也被判无期徒刑。赫洵和于树功俩人以抗日道理影响了年轻狱医赵绍先，赵表示愿意帮助他们出逃。赫洵家是大地主，赫洵想让家里用巨款来赎他。狱医赵绍先说：“不能把这些钱给狗日的！我带你们出去！”
狱医赵绍先刚被晋升为看守长，又是新婚燕尔，双喜临门。但是，事到见义勇为时，年轻血性的赵绍先甘愿冒生命危险，帮助赫洵和于树功越狱，并一起出逃。
他们商定好后，赵绍先立即找到赫洵的妻子何怡平，告诉她越狱计划，并让何怡平通知奶奶，如果越狱成功，第一个投奔之处就是北平刘静君家。何怡平马上找到赫洵的朋友黄绍岩小姐，要她去通知奶奶他们在东北这边的越狱计划。
奶奶得知消息后，考虑到赫洵几个人的情况复杂，须经杨春圃的批准才可接应他们，可她担心杨春圃会不同意。果然，杨春圃听了奶奶汇报的情况后，马上就表示不同意。他不信任地说：“伪满统治严密得像铁桶一样，监狱看管得那么严，怎么可能越狱逃跑？如果他们有问题，我们接待了他们，就可能给党组织造成损失。”奶奶态度强硬地说，她愿用身家性命担保赫洵。她坚持要接应赫洵等人，执意要求杨春圃批准她的要求，并要求杨春圃保证把赫洵一行送到共产党根据地。杨春圃看到奶奶这么坚决，只好同意奶奶的要求。
奶奶一得到批准就立即通知黄绍岩小姐，黄小姐又通知哈尔滨的赵绍先医官马上采取行动。一个星期天，赵绍先医官点了两个犯人赫洵和于树功做劳力，去各监狱官家里杀虫子消毒。无期徒刑的犯人服劳役是狱中常规，他们去监狱官家里杀虫子绝不会引起怀疑。
赵医官在前领路，赫洵和于树功两人提着装满消毒液的桶，跟在后面走出了监狱。一出监狱，他们三人就直奔火车站。赫洵的妻子何怡平已等在那里，把准备好的路费、洗漱用具、西服皮鞋一人一份交到每人手中，并口头告知他们奶奶家的地址，要他们牢记住。三个人立刻走进厕所，刮胡子洗脸，换衣服，然后西服革履地走了出来。为防敌人抓获，三人决定分头走，赵绍先上了开往山海关的火车，赫洵去朋友处躲了起来，于树功则走得不知去向。
日本人很快发现赵医官和两个无期徒刑犯人不见了，当即全城搜查，并印发了通缉令，贴在各个路口。赵绍先走得快，在通缉令发出之前已经到了山海关。到了山海关就像在两个国家的边界，关外是“满洲国”，关内是中国华北。赵医官一到山海关就给北平等待的黄绍岩小姐发了封信，通报越狱成功，让黄小姐到北平火车站接人。赫洵的妻子何怡平也给奶奶发了一张明信片，信上字迹娟秀，说是二姐的病已经好了，现在出院了，想到姑母那里疗养一下。
赵绍先一到，奶奶就把他送到西便门外的曲家粪场安顿下来，日本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在那个偏僻的晒大粪的场子里会藏着被通缉的要犯。赵绍先在粪场住了一段时间后，奶奶担心时间长了会引人注意，又把他转移到朋友闵仲武家的香山别墅去了。
赫洵在深秋时也来到奶奶家。他在监狱里受尽酷刑拷打，身体垮了，需要调养，而且他能不能去共产党根据地，还需要由杨春圃审查决定。大姑姑在她的回忆录中记述了赫洵写审查材料的情景：“赫洵住在我家接受杨春圃的审查，他每天深夜坐在大写字台前，把台灯压得低低的，在灯罩上盖着报纸，只留出一点亮供他写材料。他用特别小的字书写他在东北的情况，特别是他被捕后受到敌人拷问的情况，以及越狱逃跑的经过，每天写一部分。第二天下午，杨春圃来的时候，娘就让我去拿赫哥写的材料，送到北屋交给杨春圃，我也顺便溜一眼。赫洵呆在南屋，杨春圃在北屋，他们是不见面的，因为审查还没有通过。杨春圃每天看完材料就销毁了，几天后，全部材料都写完，初步审查就算通过了。赫洵被请到北屋和杨春圃见面，他们本来就认识，赫洵原来是北平市共产党外围组织赤色互济会的秘书，杨春圃抗战前一直在北平、天津、保定一带做共产党地下工作。”
奶奶还安排赫洵与狱医赵绍先在西单十字路口西边的一个杂货店秘密见了一次面，互报平安。然后她又把赵绍先再次转移到比较高级的花园饭店里住。花园饭店里的房客大多是日本官员，赵绍先会说流利的日语，在日本人鼻子底下住更安全。
最近，我在互联网上竟很容易搜索到赫洵越狱事件的详细报导，在此引用其中一篇名为《吉林监狱越狱事件》报导的开头和结尾。
开头：“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三日，伪《大同报》披露一条惊人的消息：吉林省第一模范监狱的两名在押‘政治犯’越狱脱逃。这个爆炸性新闻轰动了全东北，伪吉林省警务厅连发三道十万火急的‘通缉令’，吉林省城的警、宪、特倾巢出动进行大搜捕，结果一无所获。”
结尾：“后来，赵、赫、何三人辗转到达目的地北平，而于树功却流落到西安辽源煤矿，隐姓埋名，成了一名矿工……一九四五年东北光复后，赵绍先、赫洵被共产党组织派回东北工作。赵绍先改名为赵公民，曾任永南县县长，中共建政后任吉林省卫生厅副厅长，一九六七年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赫洵曾任吉林省科委副主任，省人大常委会委员，一九八四年病故。于树功后来回到北平，一九五零年重新入党，曾任北京市文物考察队队长，一九八五年病逝。”
赫洵和黄绍岩小姐在奶奶家还陷入了短暂的热恋。他们早在一九三三年前就认识，那时他们同在北平上学，又一同参与赤色互济会的活动。当时，黄小姐是有名的美人，有许多崇拜者，她却只爱已与何怡平结婚的赫洵。何怡平知道后请求黄小姐不要把赫洵从她身边夺走，黄小姐郑重地答应了何的请求。可是在赫洵经历了生死大难俩人又在我奶奶家重聚之时，双方的感情一发不可收拾，这段刻骨铭心的短暂爱情令他们终生难忘。奶奶却对赫洵这次动情颇有微词，她认为赫洵有妻子又移情黄小姐，真是不应该。
黄绍岩小姐也向杨春圃要求去共产党根据地。她告诉杨春圃自己曾被捕入狱，她的母亲替她在报纸上登了悔过书才出的狱。为了考验黄绍岩小姐，杨春圃交给她一项艰难任务：把共产党一笔巨额活动经费带到哈尔滨交给东北抗日联军在日本占领区的地下联络站。可是，山海关外是伪满洲国，用的是伪满的钞票，山海关内是中国华北，用的是华北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联银票，如何把这么一大笔联银票兑换成伪满币成了极大的难题。
另外，一个年轻女子带着一手提箱数目巨大的款项上路，还要通过许多路检，别说进山海关，就连北平城内的普通路口都出不去。黄绍岩小姐想让当时只有十五岁的我的小姑姑与她同行，做个掩护，奶奶犹豫再三没有同意。出乎大家意料的是，黄小姐竟出色地完成了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四十年后，杨春圃见到大姑姑时还说黄绍岩小姐那次任务完成得很好。当时奶奶怎么也想不出黄小姐是如何完成这项任务的，严格的党组织纪律也不允许她多问。
直到六十多年后的二零零四年，黄小姐才有机会告诉大姑姑实情。原来，她在北平有一位有钱人家出身的好友，这位好友家在哈尔滨，家里经常给她往北平寄钱。了解到这点，黄绍岩就把这一箱子联银票交给好友验收，让好友写一封亲笔信，待黄小姐到哈尔滨时凭信去好友家支取金额相等的伪满币。黄小姐既不用冒去银行兑换巨款的风险，也不用冒随身携带巨款的风险，就顺利地把伪满币送到了东北抗日联军在敌占区哈尔滨的地下联络站手中。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下旬和十二月上旬，赵绍先和赫洵、黄绍岩先后去了河北一带的共产党根据地。由于赫洵有过被捕入狱的可疑经历，还要接受共产党组织的考验，被送到河北根据地最艰苦的地区去了。黄绍岩小姐去了华北联大学习。赵绍先狱医成为晋察冀根据地八路军的军医，以后他又被送到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学习。中共建政后，赵绍先和赫洵两家结成儿女亲家，以纪念他们的生死之交。
赫洵一行刚走，奶奶的二弟刘尔孟带着长子刘源来了，他要把十二岁的刘源托付给奶奶抚养。奶奶二话没说就答应了，把刘源当成了自己的亲儿子。刘尔孟与张清茹结婚十七年后才生下长子刘源，不幸妻子生产时染上产褥热撒手人寰。在儿子刘源两岁时，三十六岁的刘尔孟与一位小自己十二岁的、不识字的谭姓家乡姑娘再婚。婚后，生下长女刘迎秋和二子刘文德。此时奶奶的大弟弟刘尔静已在几年前病死，他的两个儿子刘导生和刘德振早已离开家乡跟随奶奶走上了共产革命路，刘小营老家只剩下奶奶的二弟刘尔孟一家人，“四大门”家族彻底没落了。
半个月后，奶奶又决定把我的两个姑姑也送到河北的共产党根据地去。杨春圃告诉她们，著名作家成仿吾（中共建政后任人民大学校长）从延安选拔了一批出色的、有正式学历文凭的知识份子，从延安长途行军来到晋察冀根据地，在晋察冀建立了华北联合大学(简称华北联大)。这个消息吸引了奶奶和两个姑姑，奶奶立刻决定送两个女儿去华北联大上学，并定于十二月二十五日成行。
临走的前一天，两个姑姑先去西单商场与地下交通员郇宇见了个面。那时，大姑姑的慢性中耳炎一直反反复复，导致左耳朵后面形成一个流脓的瘘管，要贴上橡皮膏盖住瘘管。走的那天，奶奶给大姑姑带上一卷粘耳朵瘘管用的橡皮膏，并交给大姑姑一个爷爷当年定做的三钱重的赤金结婚戒指，又给了小姑姑一个白金戒指，还在每人棉袍口袋里装了五十元联银票，用别针别住。
十二月二十五日上午，奶奶按照约定的时间把两个姑姑送到西单的面包房前，看着两个女儿上了去西直门的公交车，交通员郇宇也上了同一辆车，同行的还有两个女学生，车中还坐着一个手持上了刺刀步枪的日本军人。郇宇上车后，假装与安若姑姑她们不认识，大家一声不吭一直坐到西直门终点站。下车后，郇宇带着四个女孩子走了近两个小时走到了一个叫青水尖的村子，进了一个人家，主人热情地叫郇宇“老叔”。在这家吃了晚饭，天黑以后，郇宇带着四个女孩子上了妙峰山。
两个姑姑从来没有爬过这么高的山，又穿着棉袍，棉袍外面罩着尼大衣，走了没多久就都气喘吁吁、大汗淋淋，累得躺在了地上。郇宇连催带吓唬，说，天一亮日本人就出来巡逻了，再不赶快走就走不成了。就这样，四个女孩子极为艰难费力地爬到妙峰山山顶一个叫大风口的地方，从大风口又下到半山腰，进了一户人家。这家主人叫鲍凤亭，他家是去共产党根据地的必经之地，也是共产党的一个联络站和招待所。他们在鲍凤亭家住下过夜，次日继续下山往西走就到了共产党的占领区。到了那里，她们都被安排在共产党华北联合大学上学。那年，我的大姑姑十七岁，小姑姑十五岁。
送走两个女儿，奶奶没哭也没难过。她和身边的侄子刘源、仆人李妈、李妈的女儿、李妈的丈夫一起度过新年。奶奶没有离开北平有两个原因：一是要继续共产党地下联络站的工作，二是等待儿子的消息。我爸爸离开北平跟爷爷去开封已经四、五个月过去了。战乱年头信息不通，奶奶几个月都得不到儿子的消息，心中不免担心和猜想。但是她万万没想到，爷爷和爸爸那边已经出了大事。
爸爸九月中旬跟着爷爷到了开封住了几天后，就带上爷爷给驻西安国民革命军高官的引见信，兴冲冲地去了西安。到了西安后，他失望地得知，爷爷引见的那位国民革命军高官一时不在西安，大概要过些时候才回来。爸爸只好在旅馆住下，耐心等待。他每天在街上游荡，在餐馆吃饭，还去书店翻看和购买左派书刊。他满怀着抗日激情，又口无遮拦，在餐馆吃饭与人交谈时说的全是抗日救国的大道理。由于他长期受奶奶的影响，言谈话语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对共产党的赞赏。年轻幼稚的爸爸根本想不到，当时的西安，到处都是国民党的便衣特务。特务一直跟踪监视着他，在书店看到他购买左倾读物，在餐馆又听到他发表左倾言论，便怀疑上他了。
一天，爸爸又在餐馆与人边吃边聊时，来了几个警察说他有共产党嫌疑，要他去警察局走一趟。年轻热血的爸爸被警察架住往外走时还激昂地向吃饭的人们高声呼吁：“国难当头，一致抗日！”警察把爸爸押到警察局就不由分说地把他当作共产党奸细暴打了一通，他分辩说自己是带着父亲的引见信来投考黄埔军校的。警察到他住所找到了引见信，但仍然将信将疑。折腾了两个星期，他们从这个十八岁少年身上实在找不到任何共产党证据，最后只好把他放了。
这牢狱之苦对爸爸打击不小，去黄埔军校的热情一下子就被打光了，随身带的钱也都光了，更何况一身伤痛如何去军校上学，爸爸决定回开封与他父亲商量后再做计宜。他找到爷爷在西安的另一个朋友要了路费，买了回开封的车票上了回头路。
没想到这一回头，前面等待的竟是更大的灾难。爷爷已经被叛徒出卖，他的国民党谍报人员的秘密身份已经暴露，灭顶的灾难正悄悄地逼近他。
爸爸回到开封爷爷家刚住下，一天，一队日本宪兵冲了进来，进屋子就翻箱倒柜地搜查，什么都没找到，他们就把爷爷和爸爸父子俩人一起铐上抓走了。
到了宪兵队，日本人就给爷爷用了大刑，还让爸爸在旁边看着。日本人见爷爷死扛不吐口，就转而用酷刑拷打爸爸，让爷爷也在旁边看着。爸爸听到爷爷忍受着极大的痛苦以极其微弱颤抖的声音说：“我的儿子只是一个十八岁的孩子，他什么都不知道，你们还是放了他。这一切都是我一个人做的，别人都不知道。”大刑中，爸爸被日本人打断了两根肋骨，爷爷伤得更为惨重。
日本人又把豫州和平救国军司令部的几个头头都抓进了牢房。爷爷暗地里给这些同僚传话，让他们转告国民党方面，他没咬任何人，把一切都揽在自己身上了，还说他挺得住。果然，爷爷在监狱三个多月，受尽酷刑，始终没有吐口。
国民党方面为营救李亚先父子竟组织了一次攻打开封府的战役，可是开封府当时是日本军队的驻军重镇，把守十分严密，易守难攻，国民党军队的攻打没有成功。
日本人从爷爷口中什么也没得到，留着他又担心国民革命军再来攻打营救，便尽快地以活埋方式处死了他。这个身形瘦小的男人，到死都没有向日本人屈服，死时只有四十三岁。爷爷死后，他的国民党朋友们四处奔走，竭尽全力把爸爸保释出狱了。一九四零年二月爸爸回到北平，他悲痛地给奶奶讲了这几个月来的经历，之后他发高烧大病了一场。
南京国民政府把爷爷封为抗日烈士。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在南京隆重举行了追悼抗日英烈大会，列出了一个庞大的烈士名单，爷爷的名字也在其中。国民党还在西安也为爷爷召开了英烈追悼会。
爸爸在一九七五年以杂志总编的身份采访了中共政府释放的最后一批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见到了当初曾经为他取保释放而四下通融的军统河南情报站少将站长岳烛尘。采访时，岳烛尘对我爸爸说，他最佩服的人是李亚先（李德平），因为当时他们是单线联系，李亚先咬住不说就保住了那一条线上的二十多个国民党情报人员，使他们能够活下来。岳烛尘感动地对爸爸说：“我终生钦佩和感谢这位牺牲个人保全组织的烈士。”
文化大革命时，造反派让爸爸交代他和爷爷坐日本大牢的详细经过。爸爸写完交代材料拿去给安若姑姑看，并对她说：“父亲少年时期经受苦难所磨练出的优良品质，在生死关头都显现了出来。”爸爸那时正遭整肃，还敢这样正面评价爷爷，说明爷爷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壮举对他的巨大震撼。老年时，他两次试图告诉我爷爷牺牲的详细经过，每次开口都只说一句话就说不下去了，那句话令我难忘，他说：“你爷爷的毅力是超人的，受日本人的酷刑，他连吭都不吭一声。”他还说：“爷爷那代知识份子从小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士大夫精神根深蒂固，这种精神如今已经被共产党连绵不断的整人运动整得完全看不到了。”
爷爷的牺牲使得奶奶的地下联络站失去了保护伞而变得不安全。一九四零年四月，北平共产党组织指示奶奶马上转移到晋察冀根据地。接到指示后，奶奶只用了三天时间安排家事、准备行装。她把家里所有重要文字材料、有价值的物品和银行存折都托付给了曲家，嘱咐曲大寡妇和霍先生，以后如有人来取款，一定要见到盖有奶奶专用印章的亲笔信。可是爸爸却不愿意离开北京，他想留在北京上大学，还埋怨奶奶忍心抛弃北京的家。奶奶厉声告诉爸爸说，他们没有任何选择，只有去共产党根据地。在离开北平前，奶奶带着爸爸去向我的祖奶奶作了道别。最后，她把自己精心置办下的舒适住宅交给了北平共产党组织，共产党想再试试是否还有可能把这个地下联络站维持下去，便把它交由北平地下党工作人员大黄接管。
大黄带着他的弟弟住进了舍饭寺二十五号，门上的户主牌仍照旧不动，秘密联络站仍留用奶奶的女仆。如果大黄和他的家人也像奶奶那样处事低调，不引人注意，也许这个地下联络站还能维持下去。可是大黄的弟弟是个轻浮张扬的人，他总是向人炫耀他哥哥地位多么高，显示自己住所多么豪华，还招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家里吃喝，连说大鼓的也招到家中，引起外人的注意和怀疑。两个月后，日本人来查抄，大黄被捕，这个共产党的秘密据点就此被破坏。
一九四0年夏天，赫洵的妻子何怡平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从哈尔滨来到北平投靠奶奶，想打听赫洵的下落，可是舍饭寺二十五号已经人去楼空。何怡平因为在这个共产党秘密据点露面而暴露了身份，随后便在暂住的一家北平旅馆被捕。她入狱后受刑不过，夜里用长筒丝袜挂在铁窗上上吊自杀了。奶奶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难过。她特在共产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追悼英年早逝的朋友何怡平。
奶奶是在一九四0年四月离开北平的，她抛弃了苦心经营的家，带着十九岁的儿子共子和十二岁的侄子刘源毅然地走了。他们走的是两个姑姑年前走的相同的路线，乘车直出西直门，步行到青水尖村吃晚饭，半夜上妙峰山，过大风口，下到鲍凤亭家过夜，再进入北平以西的平西根据地。那年奶奶整五十岁，拄着枴杖，还是一双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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