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1月30日讯】《炎黄春秋》发表文章称，在1957年中共“整风鸣放”言论中，像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对国家大政方针提出意见的，只是极少数，而大量的“右派”言论则是来自基层反映民众“今不如昔”的生存状况的。与官方宣传的截然不同，当时广大民众对“社会主义”并不认同。
东北网27日报导，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海光曾在《炎黄春秋》发表题为《1957年的民众“右派”言论》的文章称，从1957年的“整风鸣放”言论中可以看到，像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能够对国家大政方针提出意见的，只是极少数，而大量的“右派”言论则是反映基层民众“今不如昔”的生存状况的。这类言论可谓车载斗量，是各地所谓“右派言论”的主体方面。
主要反映的是对统购统销、合作化、农民生活和城乡政策等方面。言论者并不限于民主党派和知识份子，社会上的三教九流，工人、农民、职员、干部和其他劳动阶层都在其中。这些关于民生的大量言论，反映了社会真实的生活状况和鲜活的民间舆情，是“右派言论”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它们发自于言论者亲身感受的生活现实，其意义并不亚于那些大知识份子的治国宏论。
从中可以看到，广大民众对于刚刚进入的所谓“社会主义”是不认同的。
而正是看到这一点，毛泽东才气急败坏地运用权术，从党内到党外发起一场反右运动，严厉批判干部群众，把所有敢于发表意见的民众都打入“地狱”，从此中国“政治黑暗、经济落后”，真所谓“一穷二白”了。
农业合作化“搞糟了”
文章披露，当时关于农业合作化“搞糟了”的言论，全国各地非常普遍，但大同中又有小异。大同是都反对舆论宣传对农业合作化的颂扬，不承认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不承认农业合作化是自觉自愿的等等。小异是论证合作化“搞糟了”的个体经验是不同的。
工人每月四、五十元 农民每年四、五十元
来自山东的言论说：“农业合作化以来农民缺粮，要求退社，有的抢粮闹事，到底是优越不优越？”“工人每月四、五十元，农民每年四、五十元，我坚决说不优越。农民不参加合作社不只四、五十元。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民收入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了。”
农民收入被国家和干部掠夺
安吉县有干部形象地说了合作化后的农民负担重的问题：“一个农民种五棵稻：一棵是给国家种的，一棵是给社长种的，一棵是给会计种的，一棵是给五保户、公积金种的，一棵才是给自己种的。”
农业合作化有什么优越性
浙江基层干部的言论，除了一般性地说明合作化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外，对合作社和单干的优劣做了详细比较。如定海县有干部说：“合作化有七多六缺：（七多是）一、荒田多，二、粮食浪费多，三、生产懒汉多，四、盲目急躁推广先进经验多，五，砍伐森林多，六、争工分吵架多，七、负债多。（六缺是）一、养猪缺，二、粮食缺，三、产量收入缺，四、烧柴缺，五、零用东西缺，六、零用钱缺。”
分了地不如以前帮工 以前还能吃饱饭
安徽的言论也是如此。如淮南市粮食局保管组长杨培成说：“农村里从贫农到上中农，都对农业合作化有意见。”合肥师范专科学校的学生王义超说：“有农民说：现在分了地反不如以前帮工，以前还能吃饱饭。”
遂昌县的干部具体说了合作社空头收入多的问题。即：“一、造水库化工分多；二、社务开会误工多；三、调换种子差价多；四、打稻机等废物花钱多；五、搞副业损失多；六、社内开会旅费多；七、旱灾减产空头收入多；八、技术推广工分浪费多。”
单干优越性
诸暨县有的干部说：合作社看不到优越性，单干倒有十大优越性：“不用开会、不卖余粮、不交农业税、勿用排生活（即生产）、勿用评工分、用钱自由、休息自由，水利不做、修桥铺路不管。”
转社后农作物减产
江西临川县的干部对合作社也是怨言多多。如临川县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傅瑞林讲：“转社后比过去增产我就不相信。入社前我家禾长得钵子大，过去每年都能收四十多担谷子，入社后禾长得还没点点大，收入减少了，生活不如入社前。”
（责任编辑：孙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