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1月05日讯】(大纪元记者贵远编译报导)2011秋天，中共国营媒体因“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好一顿忙活，几乎每天都在喋喋不休地撰文讨论资本主义的道德失控，以及美国政府无法或不愿帮助普通民众–那些社会精英贪婪之下的受害者。
《纽约时报》近期在新闻评析中指出，对“占领乌坎村”抗议活动，国营媒体的表现则截然相反，他们集体失声。13,000名中国公民因利益被村庄的精英（村干部）多次侵占，愤怒地赶走了村官，“占领”了乌坎村，并击退了企图夺回乌坎的警察。北京回避乌坎被占是在走钢丝，中国至少有625,000个村庄可能成为下一个乌坎，这些自治的小村庄和乌坎一样存在种种引发抗议的不公正。
地方行政专家、亚特兰大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说：“乌坎发生的事情不是什么新鲜事，全国范围内都有。”
另一位分析师李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估计50％至60％的中国农村存在类似困扰乌坎的管理和责任的问题，尽管没有那么严重。李先生是“世界与中国研究所”的所长，该研究所是私人非营利性研究中心，总部设在北京，对地方选举和治理问题有广泛研究。
文章指称，乌坎抗议事件绝无可能在报纸上披露，中国的村委会应该算是全国最敏感的机构，因为它们是由村民自己选出来的。此外，政府已建成村庄管理过程中的保障措施，以确保花钱适得其所。
中央政府所谓村民自我管理，被许多外国人看作是中国的民主实验室，虽然选举可以被操纵、被扭曲，许多政治学家说，相对来说这是个良好的进步。
然而，政策在村庄的真正落实则是另一回事。村委会必须行使政府提供的服务机能，诸如卫生保健和社会福利等，但他们不能对其居民征税或收取很多费用，比如为发展经济额外筹钱，这通常需要得到其上级–共产党控制的乡镇或县城政府的批准。
实际上，由于村庄需要现金，加上他们对上级的依赖，导致村干部和他们的上级出现官官相护和腐败行为。中国土地交易的繁荣必然导致从村账上捞钱的机会增加。
由于村民会计委员管账，在重大决策的问题上，村庄立法机构拥有制衡的力量，但结果是这种机制很容易被那些真正有权力的人所操纵。
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的中国学者、政治学教授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卖地赚大钱，每一级别的官员都可以看到他们的上级得到的好处要多出多少，都与之看齐，也要生活得那么好；这种体制内有一种邪劲，使得人们觉得捞到自己应得的那份好处是天经地义的。”
显然，当权者捞到好处的机会极大。2003年，山西老窑头村村委会主任候选人为了当选花了2百万元人民币，当时中国的《法制日报》做了报导。
2011年12月初，乌坎抗议活动领导人在接受采访时说，当地政府和共产党官员花百万元人民币买潜在的肥缺，这是常识。他们认为，乌坎村委会把持领导权的秘诀之一是威胁任何挑战者。
这些指控无法迅速确认，然而，一个验证性统计结果引起人们注目，乌坎村委会的9名成员中，有5人自毛泽东的接班人邓小平掌权、村委制度建立以来就一直在位。村党支部书记薛昌，同样自1970年以来一直掌权，直到2011年9月抗议活动中被替换。
在法律意义上，乌坎村的规模比中国大多数村庄都大。它位于广东省汕尾陆丰市东海镇，毗邻太平洋一个天然港口，有理想的发展前景。导致乌坎抗议活动的起因，许多细节尚未明朗。在2011年12月11日村民驱逐他们的村委会领导之前，村委会的会计总账已经被取走，说是为审计。
抗议活动领导人声称，自1993年以来的18年期间，村委会卖掉或长期租赁近60％的村里的土地，约11平方英里。据称这些土地包括村里约五分之四的农田（1.5平方英里）和大部分林地。
土地如何被卖还不清楚。根据中国法律，这样的销售都应该获得村民的许可，他们集体拥有土地，应该分享卖地的收益。但获得许可的运作过程是不透明的，实际情况是，大多数决定是由当选的村委会或指定的立法机关代表村民作出的。
卖地还需要东海镇政府批准，东海镇政府是乌坎村的上级。在某些情况下卖地还牵扯到陆丰市的官员。被出售的土地用于建酒店、住宅、工厂、电力公司，甚至私营丧葬寺庙。一个富裕的村民陈文清（音译），获得了乌坎港口的一个经营项目和一个50年的土地租赁合同用于建养猪场。
2011年的一个计划是出售陈先生的农场和再加等量的村民耕地用于建豪华住宅及零售基地，这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导致村民抗议。除了要求该项目及类似项目公布账目外，愤怒的村民呼吁进行民主选举，替换现任村干部，他们其中的许多人已在位几十年。
村民们说，他们对土地销售或出租的收益去了哪里毫不知情。抗议活动领导者林祖銮说：“从1993年起，没有一次和我们说过，没有表决，没有任何补偿，什么都没有。我们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林先生说，大多数的村民对村庄的运作机制不熟悉，不知道自己的权利。情况似乎确实是这样，最近的一个学术研究的结论是，四分之三被调查的村民对于村财政没有概念。
乌坎村民们觉得不对劲，勇敢地发出不平之音，从2009年7月至2011年3月，7次向广东省官员、5次向陆丰市官员请愿，但这些投诉都没有回应。
乌坎村民以类似起义的反抗，使广东省官员陷入危机，被迫承认村民的抗议是合法的，并答应解决这些问题。乌坎的村民委员会主任和党支部书记正在被调查，最终可能会被严厉处罚。国营媒体赞誉广东的反应是将来政府应对和处理民众不满的楷模。
然而，一些观察家对中国的行政管理并不那么乐观。在他们看来，乌坎的起义凸显中国地方政府的制度性缺陷，只有大的改革，而不是无关痛痒的小打小闹，才能解决这些问题。他们说，麻烦的是，大的改革对当权者几乎没有任何好处，无论是村干部还是乡镇官员都在卖地和其他腐败交易中发家致富；如果上级官员无视下级的欲求，他们的权威就会降低。
弗里德曼说：“如果改变这种让官员致富的机制，情况将会发生变化。”他说，允许农民拥有和出售自己的土地，而不是让村委会作代表，这是打破腐败链条的重要措施，因此也打破了村庄和当地政府官员从卖地中受益的关系网络。
目前看来，类似的改革遥遥无期。他说：“现行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都非常强大，我不认为中国存在一位有足够影响力改变现状的类似邓小平的当权者。”
(责任编辑:张东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