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1月05日訊】(大紀元記者貴遠編譯報導)2011秋天，中共國營媒體因「佔領華爾街」抗議活動好一頓忙活，幾乎每天都在喋喋不休地撰文討論資本主義的道德失控，以及美國政府無法或不願幫助普通民眾–那些社會精英貪婪之下的受害者。
《紐約時報》近期在新聞評析中指出，對「佔領烏坎村」抗議活動，國營媒體的表現則截然相反，他們集體失聲。13,000名中國公民因利益被村莊的精英（村幹部）多次侵占，憤怒地趕走了村官，「佔領」了烏坎村，並擊退了企圖奪回烏坎的警察。北京迴避烏坎被佔是在走鋼絲，中國至少有625,000個村莊可能成為下一個烏坎，這些自治的小村莊和烏坎一樣存在種種引發抗議的不公正。
地方行政專家、亞特蘭大卡特中心中國項目主任劉亞偉說：「烏坎發生的事情不是什麼新鮮事，全國範圍內都有。」
另一位分析師李凡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估計50％至60％的中國農村存在類似困擾烏坎的管理和責任的問題，儘管沒有那麼嚴重。李先生是「世界與中國研究所」的所長，該研究所是私人非營利性研究中心，總部設在北京，對地方選舉和治理問題有廣泛研究。
文章指稱，烏坎抗議事件絕無可能在報紙上披露，中國的村委會應該算是全國最敏感的機構，因為它們是由村民自己選出來的。此外，政府已建成村莊管理過程中的保障措施，以確保花錢適得其所。
中央政府所謂村民自我管理，被許多外國人看作是中國的民主實驗室，雖然選舉可以被操縱、被扭曲，許多政治學家說，相對來說這是個良好的進步。
然而，政策在村莊的真正落實則是另一回事。村委會必須行使政府提供的服務機能，諸如衛生保健和社會福利等，但他們不能對其居民徵稅或收取很多費用，比如為發展經濟額外籌錢，這通常需要得到其上級–共產黨控制的鄉鎮或縣城政府的批准。
實際上，由於村莊需要現金，加上他們對上級的依賴，導致村幹部和他們的上級出現官官相護和腐敗行為。中國土地交易的繁榮必然導致從村賬上撈錢的機會增加。
由於村民會計委員管賬，在重大決策的問題上，村莊立法機構擁有制衡的力量，但結果是這種機制很容易被那些真正有權力的人所操縱。
威斯康星．麥迪遜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的中國學者、政治學教授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在接受電話採訪時說：「賣地賺大錢，每一級別的官員都可以看到他們的上級得到的好處要多出多少，都與之看齊，也要生活得那麼好；這種體制內有一種邪勁，使得人們覺得撈到自己應得的那份好處是天經地義的。」
顯然，當權者撈到好處的機會極大。2003年，山西老窯頭村村委會主任候選人為了當選花了2百萬元人民幣，當時中國的《法制日報》做了報導。
2011年12月初，烏坎抗議活動領導人在接受採訪時說，當地政府和共產黨官員花百萬元人民幣買潛在的肥缺，這是常識。他們認為，烏坎村委會把持領導權的秘訣之一是威脅任何挑戰者。
這些指控無法迅速確認，然而，一個驗證性統計結果引起人們注目，烏坎村委會的9名成員中，有5人自毛澤東的接班人鄧小平掌權、村委制度建立以來就一直在位。村黨支部書記薛昌，同樣自1970年以來一直掌權，直到2011年9月抗議活動中被替換。
在法律意義上，烏坎村的規模比中國大多數村莊都大。它位於廣東省汕尾陸豐市東海鎮，毗鄰太平洋一個天然港口，有理想的發展前景。導致烏坎抗議活動的起因，許多細節尚未明朗。在2011年12月11日村民驅逐他們的村委會領導之前，村委會的會計總賬已經被取走，說是為審計。
抗議活動領導人聲稱，自1993年以來的18年期間，村委會賣掉或長期租賃近60％的村里的土地，約11平方英里。據稱這些土地包括村里約五分之四的農田（1.5平方英里）和大部分林地。
土地如何被賣還不清楚。根據中國法律，這樣的銷售都應該獲得村民的許可，他們集體擁有土地，應該分享賣地的收益。但獲得許可的運作過程是不透明的，實際情況是，大多數決定是由當選的村委會或指定的立法機關代表村民作出的。
賣地還需要東海鎮政府批准，東海鎮政府是烏坎村的上級。在某些情況下賣地還牽扯到陸豐市的官員。被出售的土地用於建酒店、住宅、工廠、電力公司，甚至私營喪葬寺廟。一個富裕的村民陳文清（音譯），獲得了烏坎港口的一個經營項目和一個50年的土地租賃合同用於建養豬場。
2011年的一個計劃是出售陳先生的農場和再加等量的村民耕地用於建豪華住宅及零售基地，這是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導致村民抗議。除了要求該項目及類似項目公佈帳目外，憤怒的村民呼籲進行民主選舉，替換現任村幹部，他們其中的許多人已在位幾十年。
村民們說，他們對土地銷售或出租的收益去了哪裡毫不知情。抗議活動領導者林祖鑾說：「從1993年起，沒有一次和我們說過，沒有表決，沒有任何補償，什麼都沒有。我們甚至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林先生說，大多數的村民對村莊的運作機制不熟悉，不知道自己的權利。情況似乎確實是這樣，最近的一個學術研究的結論是，四分之三被調查的村民對於村財政沒有概念。
烏坎村民們覺得不對勁，勇敢地發出不平之音，從2009年7月至2011年3月，7次向廣東省官員、5次向陸豐市官員請願，但這些投訴都沒有回應。
烏坎村民以類似起義的反抗，使廣東省官員陷入危機，被迫承認村民的抗議是合法的，並答應解決這些問題。烏坎的村民委員會主任和黨支部書記正在被調查，最終可能會被嚴厲處罰。國營媒體讚譽廣東的反應是將來政府應對和處理民眾不滿的楷模。
然而，一些觀察家對中國的行政管理並不那麼樂觀。在他們看來，烏坎的起義凸顯中國地方政府的制度性缺陷，只有大的改革，而不是無關痛癢的小打小鬧，才能解決這些問題。他們說，麻煩的是，大的改革對當權者幾乎沒有任何好處，無論是村幹部還是鄉鎮官員都在賣地和其他腐敗交易中發家致富；如果上級官員無視下級的慾求，他們的權威就會降低。
弗里德曼說：「如果改變這種讓官員致富的機制，情況將會發生變化。」他說，允許農民擁有和出售自己的土地，而不是讓村委會作代表，這是打破腐敗鏈條的重要措施，因此也打破了村莊和當地政府官員從賣地中受益的關係網絡。
目前看來，類似的改革遙遙無期。他說：「現行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都非常強大，我不認為中國存在一位有足夠影響力改變現狀的類似鄧小平的當權者。」
(責任編輯:張東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