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12月24日讯】我的一本口述历史新书《我们曾历经沧桑》出版了。做这本书的图书公司让我和读者开个小型座谈会。回答读者感兴趣的问题。
那天，来了十多个读者，年龄大约都在四十岁以里。他们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文革。当然还有延安整风、反右及其它。大体是自已的爷爷奶奶、父母都不愿意谈这些往事。对于文革，他们所知道的，除了教科书上根据《若干历史决议》上关于文革的那段话外，就是影视上出现的一些今天人们看来很滑稽的镜头。而文革究竟是什么样子，何以亿万人民那么热情高涨地涌上街头干着今天看来侵犯着人权、触犯着法律的事情。大多数人，不愿意告诉后代自己当年干了什么，因为都做过伤害别人和被别人伤害的事。是谁让他们这样去做，为什么他们会去做，目的是什么？结果又怎样？我一边回答着他们的问题，一边在想，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之所以有如此混沌的感觉，和历史的屏蔽有着多么大的关系！我的学生曾告诉我，关于文革，他们的政治课老师只让他们背诵决议中的那么一小段。但那小段毕竟也是否定了文革了呀？“右派”也是被平反了呀？几十年来，除了和领导文革一脉相承的当局，及历届按照当局意志掌管宣传的部门外，除了老师，除了家长，还有多少人在自觉地、甚至是已经习惯性地参与着这种屏蔽呢？从我这次出书被删去的内容，即可看出。这种删去的动作，实在是强弩之末之举了。
《李大同：我的蒙古岁月》一文被删内容：
1、1943年，父亲参加了在山西偏关的延安整风（抢救运动）。差不多被整了一年。
邢：整风中，他的处境如何呢？
李：托派，马上就成了托派，从白区到延安的嘛。我父亲气死了：我们在前方浴血奋战，怎么倒成了托派了！他那时年轻气盛，差点把眼睛都气瞎了（后来用针灸治了很久）。
邢：因为他是来自四川的吗？当时把那边的人打成了“红旗党”。
李：就因为他是小知识份子，是城市人，就要怀疑你。延安也发过来被迫“揭发”出的材料。父亲气得半死，说我退党！后来毛泽东在延安脱帽道歉，一风吹了。我父亲要退党的那一句气话，却进入了档案。文革时还被翻出来当作罪证。
2、八路军大青山支队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往延安运鸦片，用骡队往延安送。被毛泽东高度评价：你们为延安送来了黑金子。内蒙有种大烟的传统，就在河套地区。
3、邢：中国青年报可打了不少右派。
李：当时为了保总编辑张黎群和副总编辑陈模，要牺牲一些人，也不可能完全实事求是。黎群说话冒了，说“党报是传声筒”，登在人民日报头版上，让小平注意上了。亏了毛的大秘书、他的好朋友田家英为他说话，团中央耀邦这边又力保他，没有把他打成“右派”，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被撤消了团中央常委和中国青年报总编辑的职务，发配到了大西南。陈模是小八路，团中央也想保，怎么保？他当过彭真的秘书，就想让彭真出面说一句话。结果，不向彭真汇报还好，一汇报，彭真说：“陈模不是右派，还有谁是右派？”这下铁板钉钉了。
4、邢：文革初，学校斗老师时，你参与了吗？
李：我没有参与。我们的校长高万春，跳楼自杀了，他是14级干部。我没有参加，这可能和自己的出身有点关系。看不惯。相比之下，汇文还是比较温和的。当时，有传说，崇文门一个中学的红卫兵把一个老太太的头削了一半。全北京的红卫兵蜂拥去看。但我本人和我们这个圈子的人很少接近暴力。我们也去看过北京六中的“红色恐怖万岁”，感到很恶心。我们这类地方干部子弟，受父母熏陶，政策意识特别强，我们当时坚决反对“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口号。马、恩、列、斯、毛，就斯大林还能凑合，林彪、总理出身什么？父亲母亲也是例子，知识份子干部哪有几个出身好的？他们是为了理想参加革命，不像多数老红军是为了有饭吃参加革命。我父亲去延安时，身上带着一百大洋啊！他对我爷爷说，你给我也走，你不给我也走，爷爷当然得给。我当年插队，带的是高级罗盘——军用指北针。一个罗盘25元钱，那时25元是什么概念？老太太一边买这买那，一边数落：你们这叫插队吗？我离开北京时也带了100“大洋”，人民币，那时也是个不小的数。
5、李：后来，团中央给北京各个区的中学派了工作组。丁东，你在哪个学校？
丁：我们师大一附中在宣武区，工作组就是团中央派的。我们学校工作组组长叫勾德元。他好像是团中央部长级的干部。我们学校工作组有刘平平，所以他就直接和刘少奇挂上了钩。
李：哦，勾德元，我知道这个名字。崇文区是团中央候补书记李淑铮去的，她是团中央工作组组长。我当时是年级文革组长，所谓“靠得住”的孩子（哈哈）。这时我们是拥护工作组，配合工作组的。文革一开始角色是“造反”，在工作组进入学校时就转换了。老红卫兵又基本上进入了革命委员会，或筹委会班子。毛泽东“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出来后，老红卫兵被打下去了，到1966年底，这时家里也地震沦陷了，父母亲都受到严重冲击。一天晚上，父亲正在办公室洗脚，一群造反派冲进来，把袜子往他嘴里一塞，就抬走了，再无音讯。从此我父亲竟然失踪了一个多月。
邢：实际上弄哪儿去了？
李：每隔两三天转移一个地方。一开始，我天天陪我母亲站在中南海西门，等着往里给总理递信，别的也顾不得管了。人在哪儿呢？一个月了，没有音讯，后来我一个人经常去中南海西门口递信。谁都递，主要给总理。我父亲是农林口文革8人小组成员，谭震林是组长。总理后来下个命令：必须保证农林口黄天祥和另外一人的生命安全。北京卫戍区部队准备出动搜索了。总理下令后，很快，一天夜里11点多，我们家楼下汽车喇叭响了几下，我们趴在凉台上一看，车没了，老头给送回来了，坐在地上，已经站不起来了。他的腿被打断了，耳朵里流着血，全身衣服哪儿都是血，整个臀部青黑一片（我当时还拍照作为罪证）。放他回来前还强迫他把衣服上的血迹洗掉，我父亲就是不洗。父亲太硬，太倔，打游击出身的人，什么苦没吃过？你不是不下跪吗？造反派就迎面踹过来，那腿还不断？！
文革开始后我听过他和梁步庭（原团中央书记，此时为国务院农办副主任，后任青海、山东省委书记）在我家的一次谈话。步庭说，老黄，走资派就走资派吧，只要不是“死不改悔”的就行，反正是跟着他（指毛）走的嘛。我父亲说：“那可不行，这是原则问题……”谁跟你讲原则呀？那时老头儿如果“中庸”一点，不会遭那么大罪。
邢：当年腿就被打断过，这次又断了，太残忍了！
李：老头是条铁汉，可这次，回家躺在床上，眼有点湿，说：当年被日本鬼子弄断，这次被娃娃们弄断了。
邢：不是怨，不是恨，是伤感。
李：但是父亲和我专门谈了一次话，对我和我弟弟说：“你们要相信，你们的父亲绝对不是走资派，不是反革命。是跟着毛主席走过来的。你们要相信这一点。”当时团中央机关里，书记王××的孩子已经贴出大字报，声明和他父亲彻底断绝父子关系。某书记，大院里那么多他的大字报，回家和妻子交流不够，妻子绝望之极，在图书馆上吊自杀了。还有两个书记也跳楼自杀了。我相信父亲的话。那时，我和我弟弟，护着父亲到处转移，带着大口罩、墨镜，今天到一个老朋友家，明天到一个战友家。我们家的实木门，这么厚，三道插销，愣能给踹开，闯进来。天花板撬开，地板撬开，人没有办法呆了。白天不来，经常是夜里一两点，一伙人突然来了！
邢：冲你们家，主要是农林口的吗？
李：农大的造反派。这种日子大概有一年多吧，逐渐平静下来了。
6、李：那时中苏边境有些紧张，有点要打仗的意思了。珍宝岛事件是在哪一年？
丁：1969年。（未完待续）
——转自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