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12月24日訊】我的一本口述歷史新書《我們曾歷經滄桑》出版了。做這本書的圖書公司讓我和讀者開個小型座談會。回答讀者感興趣的問題。
那天，來了十多個讀者，年齡大約都在四十歲以裡。他們問得最多的問題，就是文革。當然還有延安整風、反右及其它。大體是自已的爺爺奶奶、父母都不願意談這些往事。對於文革，他們所知道的，除了教科書上根據《若干歷史決議》上關於文革的那段話外，就是影視上出現的一些今天人們看來很滑稽的鏡頭。而文革究竟是甚麼樣子，何以億萬人民那麼熱情高漲地湧上街頭幹著今天看來侵犯著人權、觸犯著法律的事情。大多數人，不願意告訴後代自己當年幹了甚麼，因為都做過傷害別人和被別人傷害的事。是誰讓他們這樣去做，為甚麼他們會去做，目的是甚麼？結果又怎樣？我一邊回答著他們的問題，一邊在想，沒有經歷過文革的人，之所以有如此混沌的感覺，和歷史的屏蔽有著多麼大的關係！我的學生曾告訴我，關於文革，他們的政治課老師只讓他們背誦決議中的那麼一小段。但那小段畢竟也是否定了文革了呀？「右派」也是被平反了呀？幾十年來，除了和領導文革一脈相承的當局，及歷屆按照當局意志掌管宣傳的部門外，除了老師，除了家長，還有多少人在自覺地、甚至是已經習慣性地參與著這種屏蔽呢？從我這次出書被刪去的內容，即可看出。這種刪去的動作，實在是強弩之末之舉了。
《李大同：我的蒙古歲月》一文被刪內容：
1、1943年，父親參加了在山西偏關的延安整風（搶救運動）。差不多被整了一年。
邢：整風中，他的處境如何呢？
李：托派，馬上就成了托派，從白區到延安的嘛。我父親氣死了：我們在前方浴血奮戰，怎麼倒成了托派了！他那時年輕氣盛，差點把眼睛都氣瞎了（後來用針灸治了很久）。
邢：因為他是來自四川的嗎？當時把那邊的人打成了「紅旗黨」。
李：就因為他是小知識份子，是城市人，就要懷疑你。延安也發過來被迫「揭發」出的材料。父親氣得半死，說我退黨！後來毛澤東在延安脫帽道歉，一風吹了。我父親要退黨的那一句氣話，卻進入了檔案。文革時還被翻出來當作罪證。
2、八路軍大青山支隊還有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往延安運鴉片，用騾隊往延安送。被毛澤東高度評價：你們為延安送來了黑金子。內蒙有種大煙的傳統，就在河套地區。
3、邢：中國青年報可打了不少右派。
李：當時為了保總編輯張黎群和副總編輯陳模，要犧牲一些人，也不可能完全實事求是。黎群說話冒了，說「黨報是傳聲筒」，登在人民日報頭版上，讓小平注意上了。虧了毛的大秘書、他的好朋友田家英為他說話，團中央耀邦這邊又力保他，沒有把他打成「右派」，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他被撤消了團中央常委和中國青年報總編輯的職務，發配到了大西南。陳模是小八路，團中央也想保，怎麼保？他當過彭真的秘書，就想讓彭真出面說一句話。結果，不向彭真匯報還好，一匯報，彭真說：「陳模不是右派，還有誰是右派？」這下鐵板釘釘了。
4、邢：文革初，學校斗老師時，你參與了嗎？
李：我沒有參與。我們的校長高萬春，跳樓自殺了，他是14級幹部。我沒有參加，這可能和自己的出身有點關係。看不慣。相比之下，匯文還是比較溫和的。當時，有傳說，崇文門一個中學的紅衛兵把一個老太太的頭削了一半。全北京的紅衛兵蜂擁去看。但我本人和我們這個圈子的人很少接近暴力。我們也去看過北京六中的「紅色恐怖萬歲」，感到很噁心。我們這類地方幹部子弟，受父母熏陶，政策意識特別強，我們當時堅決反對「老子英雄兒好漢」的口號。馬、恩、列、斯、毛，就斯大林還能湊合，林彪、總理出身甚麼？父親母親也是例子，知識份子幹部哪有幾個出身好的？他們是為了理想參加革命，不像多數老紅軍是為了有飯吃參加革命。我父親去延安時，身上帶著一百大洋啊！他對我爺爺說，你給我也走，你不給我也走，爺爺當然得給。我當年插隊，帶的是高級羅盤——軍用指北針。一個羅盤25元錢，那時25元是甚麼概念？老太太一邊買這買那，一邊數落：你們這叫插隊嗎？我離開北京時也帶了100「大洋」，人民幣，那時也是個不小的數。
5、李：後來，團中央給北京各個區的中學派了工作組。丁東，你在哪個學校？
丁：我們師大一附中在宣武區，工作組就是團中央派的。我們學校工作組組長叫勾德元。他好像是團中央部長級的幹部。我們學校工作組有劉平平，所以他就直接和劉少奇掛上了鉤。
李：哦，勾德元，我知道這個名字。崇文區是團中央候補書記李淑錚去的，她是團中央工作組組長。我當時是年級文革組長，所謂「靠得住」的孩子（哈哈）。這時我們是擁護工作組，配合工作組的。文革一開始角色是「造反」，在工作組進入學校時就轉換了。老紅衛兵又基本上進入了革命委員會，或籌委會班子。毛澤東「我的第一張大字報」出來後，老紅衛兵被打下去了，到1966年底，這時家裏也地震淪陷了，父母親都受到嚴重衝擊。一天晚上，父親正在辦公室洗腳，一群造反派衝進來，把襪子往他嘴裡一塞，就抬走了，再無音訊。從此我父親竟然失蹤了一個多月。
邢：實際上弄哪兒去了？
李：每隔兩三天轉移一個地方。一開始，我天天陪我母親站在中南海西門，等著往裡給總理遞信，別的也顧不得管了。人在哪兒呢？一個月了，沒有音訊，後來我一個人經常去中南海西門口遞信。誰都遞，主要給總理。我父親是農林口文革8人小組成員，譚震林是組長。總理後來下個命令：必須保證農林口黃天祥和另外一人的生命安全。北京衛戍區部隊準備出動搜索了。總理下令後，很快，一天夜裡11點多，我們家樓下汽車喇叭響了幾下，我們趴在涼台上一看，車沒了，老頭給送回來了，坐在地上，已經站不起來了。他的腿被打斷了，耳朵裡流著血，全身衣服哪兒都是血，整個臀部青黑一片（我當時還拍照作為罪證）。放他回來前還強迫他把衣服上的血跡洗掉，我父親就是不洗。父親太硬，太倔，打游擊出身的人，甚麼苦沒吃過？你不是不下跪嗎？造反派就迎面踹過來，那腿還不斷？！
文革開始後我聽過他和梁步庭（原團中央書記，此時為國務院農辦副主任，後任青海、山東省委書記）在我家的一次談話。步庭說，老黃，走資派就走資派吧，只要不是「死不改悔」的就行，反正是跟著他（指毛）走的嘛。我父親說：「那可不行，這是原則問題……」誰跟你講原則呀？那時老頭兒如果「中庸」一點，不會遭那麼大罪。
邢：當年腿就被打斷過，這次又斷了，太殘忍了！
李：老頭是條鐵漢，可這次，回家躺在床上，眼有點濕，說：當年被日本鬼子弄斷，這次被娃娃們弄斷了。
邢：不是怨，不是恨，是傷感。
李：但是父親和我專門談了一次話，對我和我弟弟說：「你們要相信，你們的父親絕對不是走資派，不是反革命。是跟著毛主席走過來的。你們要相信這一點。」當時團中央機關裡，書記王××的孩子已經貼出大字報，聲明和他父親徹底斷絕父子關係。某書記，大院裡那麼多他的大字報，回家和妻子交流不夠，妻子絕望之極，在圖書館上吊自殺了。還有兩個書記也跳樓自殺了。我相信父親的話。那時，我和我弟弟，護著父親到處轉移，帶著大口罩、墨鏡，今天到一個老朋友家，明天到一個戰友家。我們家的實木門，這麼厚，三道插銷，愣能給踹開，闖進來。天花板撬開，地板撬開，人沒有辦法呆了。白天不來，經常是夜裡一兩點，一夥人突然來了！
邢：衝你們家，主要是農林口的嗎？
李：農大的造反派。這種日子大概有一年多吧，逐漸平靜下來了。
6、李：那時中蘇邊境有些緊張，有點要打仗的意思了。珍寶島事件是在哪一年？
丁：1969年。（未完待續）
——轉自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