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12月06日讯】中共官场上的险恶已经世人皆知，但是官员之间、官员与商人之间、官员与自己的妻子之间或为自保、或为经济利益、或为向更高职位攀登、或为瞒着妻子在外面包养二奶，相互间的算计、窃听、偷拍已经成为普遍现象，最近重庆连续曝光的官员淫乱视频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近日，有窃听器检测专家披露，曾经在一周之内就为其官员客户拆除了40多个窃听器。
近日《南方人物周刊》刊登了一位名叫齐红的窃听器检测专家的人物专访。齐红在2011年，曾经从上百名官员的汽车、办公室或是卧房里拆出三百多个窃听偷拍器材。被拆除窃听器的官员有的惊呼“老子没有贪污”，有人还得表演出冷静，但当事人大都突然变得反应迟钝，尔后神情恍惚。在经历了太多的官员百态之后，齐红厌恶了这一职业，器材送人、远离了这一窃听器检测行业。
大陆官场窃听成风
双腿一软、瘫坐地上、久久不能说话，这是齐红第一次为官员拆出窃听器时，对方面对结果的反应。始料不及的是，从此齐红在官场上传开了名声。
官员们纷纷通过熟识的朋友来找他检测、拆除窃听偷拍设备。出于保险起见或是觉察到某种异常，比如，妻子得知某个秘密行踪，领导讲话“话中带话”等，他们都会找到齐红。最忙碌的一周，他拆出了四十多个。
这段神奇的经历起源于一次饭局。一名来自山西的官员带来了“官场窃听成风”的信息——官员们广泛使用间谍设备，彼此刺探，抓对手把柄，由此副职立刻升为正职……。这位官员说：“现在我们见面都要拥抱，趁机摸摸对方身上是否带设备，重要谈话得去洗浴中心。”
齐红考虑：“公务员队伍相互收集黑材料，将会带来什么后果呢?”几天后，他就找到一套检测仪器。检测工作先在朋友圈中进行。手握审批权力而又锋芒外露的处级干部成为首个检测对象。
“万一我私生活被发现，老婆不让我回家了怎么办?”听到齐红提出主动排查，这位“处级”还一脸轻松开玩笑。但很快，他就尝到了沉重的滋味——两个窃听器、一个针孔摄像头，藏在了办公室的空调里。
“脸顿时煞白了，直勾勾望着天花板”，两三个小时后才缓过神来对齐红说，不可能是家人装的。冷静之后是应对。接下来一周，他频繁拜访上级，给他们送礼，终于得到“点拨”——某副手能力超群，应该调去更富挑战性的岗位。他豁然开朗，将副手调离。
忧心忡忡的大陆官员
间谍设备主要来自他们的妻子、情人、同僚及竞争对手。在查出前二三十个窃听偷拍器时，齐红忍不住想：朋友们待在一块时，各抒己见，指点江山，谈起腐败还同仇敌忾。回归官场后，他们是怎样的形象?又是如何成为腐败一员的呢？当渐渐深入他们的隐私，他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尴尬。
齐红的朋友中，一位总是风度翩翩、侃侃而谈并且见解深刻的厅级官员，“像国家领导人”。一次闲聊中，对方调侃着说：“怎么不帮我检查检查，看看我是不是好干部?”
接下来，又是一串转折。齐红果真在车上查出了插卡式窃听器，还看到了一张前所未有的扭曲的脸，“突然间给你的感觉是皮肤都皱起来了，就好像突然核武器爆炸，被辐射到了。”二十多天后，他找到齐红，严肃地说：“我承认，我有两个情人。我马上终止交往！”
与这位“厅级”官员不同的一名局长迅速接受了结果，并断定：情人装了窃听器。随后他和情人果断分手。“太厌恶了，”再提起此事时，局长仍咬牙切齿。听多了石榴裙下栽跟头的故事，他甚至怀疑起情人的背景，“是不是被谁安插在身边的？是不是被利用了？”压抑和不安之感，长久笼罩着他。
那些没检测出问题的幸存官员呢，能松一口气吧？他们忧心忡忡，成天怀疑，是不是检测设备不够先进啊？
“要不要告诉他呢”。慢慢地，当齐红检测到窃听偷拍器，他都在心里犹豫一番：不说，不知他们会走上哪条路?我不愿看到凄惨的事发生。说了，看到这么多的表情，得病的，沉默的，我还得去安慰他们。但安慰的话也没法说，总不能问你做了什么你交代吧、你捐了吧？
较清廉的官员也被窃听 后悔没有早日堕落
不可避免，“凄惨的事情”发生了。查出窃听器一周后，齐红的一名朋友（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主任），算是一位比较清廉的官员，但因涉嫌受贿，被双规了，后悔没有早日堕落。
这位主任讲原则，待人和气，厌恶亏欠他人，是吃顿饭都要抢着买单那种人。他提出帮他检查检查。因为，“他在工作中不容易跟坏势力同流合污，又处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很多势力包括他的上级很难通过他来获得更多利益。”
当时，齐红就对他说，你很容易被看作危险的异己分子，一块利益集团的绊脚石。对于这一警告，“主任”只是再次强调“原则”的重要性。然而，与这反应不相匹配的是，当看到齐红从办公室的台灯揪出窃听器后，他陷入了沉默。
“不是愤怒而是沉默，”齐红用尽管看透世事依然失落但其实也没什么的口吻说。他曾反复琢磨其中意味，直到再次见到了他。
那时“主任”已经在监狱了。“只收过一次钱，就出事了！”他愤怒又哀怨地断定，窃听是一个预谋，行贿是一个陷阱，为的就是除掉他！
一切都已不可挽回。齐红说，那次见面，他得知，仅在拆出窃听器一周后“主任”就出事了。他还说主任之所以受贿，是因顶不住压力，是因他意识到一直都没与局长一致，而惟有一致，才能让上面和下面的人顺畅地“办事”。因而“主任”后悔了。并不是后悔受贿，而是“与其这样，还不如早早堕落，和他们一块。”
齐红曾为此感慨良久，随后他发现，“主任”并不是孤岛，他眼中的正直人——一名大学校长，也被安上窃听器了。在他那些愁苦的案例中，校长是惟一保持冷静的人：谁能对我这样呢？是党在考验我吗？还是单位其他的同事在观察我呢？
窃听或是偷拍并不一定来自对手或是“恶势力”。即便踏在同一条船上，他们也要接受来自同伴的考验，以确保共同利益的安全与稳固。经过一番讨论和缜密调查，这名当事人确定窃听器来自“防患于未然”的同僚们，最终加强了“忠诚意识”，巩固了联盟。
各自的应对之道
大多数时候，这些官员们会积极寻求应对的方案。齐红由此见识人性的丰富多彩——有人终止了地下生活，更加认真工作；有人小心翼翼，加强信息保护；有人要求给对手反装窃听监视器；有人意识到结成联盟寻求庇护的重要性；有人想到“分权”以壮大自己人马；有人则想到，不如为自己找一个“代理人”……
饭桌上，齐红听到一名局长说：“现在嫉妒心这么重，又安窃听器，又装偷拍机，说不定我上下班就有人跟踪；我躺在床上，说不定就有一个人的眼睛在我头上看来看去。干脆这样，我也不掌权了。但是你说，我当局长，辞职也不实际，还涉及到整体利益，还有上级安排的问题呢，不是那么简单的。那怎么办呢？为了减少嫉妒、减少别人的攻击，我把权分了，就没人恨我了。”
随着检测的深入，他开始对这一切习以为常。重新建立是非标准，用以区分人群。他说，对于“明显的坏蛋”，他会坚决拒绝帮其检测的要求，虽然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另一名局长则在看到拆出来的窃听器后，轻松地指出——那是我妻子装的。“他觉得自己在单位太受欢迎，不会有人监督他的，因为全单位都被他带动起来搞腐败，每个员工都得到很多好处”。
齐红提醒他，国家还是有法律的。“我在我们单位，就我说了算！我说的就是规章制度!”
这些时候，齐红总会感到一种厌恶感在迅速蔓延。慢慢地，他发现自己对这件事完全丧失了兴趣。他曾对朋友们努力分析窃听偷拍现象背后的原因，也曾希望通过检测窃听器，起到提醒并让其悬崖勒马的作用。但他等不及看到效果了。当有人劝他将此发展为职业，他选择了远离，将器材都送给了别人。
（责任编辑：肖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