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8月02日讯】这几日，中国大陆16岁的女子泳将叶诗文成为伦敦奥运会的焦点之一，不是因为她包办了200与400公尺混合泳两面金牌，而是在于她是以完全超人的速度刷新了奥运会记录夺取金牌的。对于她非同寻常的表现，一些媒体记者、游泳运动员和教练提出了质疑，暗示其是服用禁药所致。比如兼任女子世界游泳教练协会行政总监的美国资深教练雷纳德就表示，从未见过有选手在世界级比赛有如此“难以置信”表现，他形容叶诗文像女超人，“但历史显示表现如超人，其后都被揭发服禁药”。
对于外界的诸多质疑，中国官方给予了否认的回答，叶诗文的回应是：“我的成绩来源于勤奋和训练，不会使用任何禁药，中国人是清白的。”“我们运动员只坚信一点，坚决反对兴奋剂，坚决不用兴奋剂。”
同诸多中国人一样，我本能上愿意相信叶诗文的卓越成绩来自于其刻苦的训练，来自于把运动员当成机器一样的中共训练体制。然而，在理性上，我必须要找到可以说服自己相信的理由，尤其是在有着东德举国体制下服用兴奋剂的前车之鉴，以及曾经爆出过不少中国运动员服用兴奋剂的丑闻情况下。
而就在伦敦奥运会即将举办之际，曾经担任过中国奥运会代表团首席队医的陈章浩，接受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采访时披露，他在上个世纪70至90年代曾经在中国的50多名顶级运动员身上尝试过使用包括霍尔蒙、血液兴奋剂和类固醇在内的各种兴奋剂，刘翔和姚明两人都在各自职业生涯的关键时刻都曾找过他。此前，中国体操队队医薛茵贤亦披露，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运动员使用违禁药物是中国官方的政策，官方将之称为“科学训练”的一部分，。
据悉，当时陈章浩和薛茵贤在国家体委训练局率领的医学小组就是研究禁药和生长激素的，“中国体育界的所有禁药和生长激素，都出自陈章浩之手”。运动员必须接受这种做法，而他们常常并不知道自己被注射了什么，拒绝与当局合作的通常被排斥。
从两名国家队前队医的证言中，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至少到上个世纪90年代，运动员服用或“被服用”禁药并非个别现象，而是中共官方默认的有意行为。那么叶诗文说的“中国人是清白的”、“我们坚决不用兴奋剂”有多少可信度呢？或许，如果叶诗文换成“我是清白的，我没有服用兴奋剂”的说辞会更让人相信。
是谁让叶诗文有如此胆量敢于为其他运动员打包票呢？一种可能是，她真的知道自己的确没有用过任何违禁药品，由己推之，自然想当然地认为其他人也不可能服用禁药。这只能证明她的天真和无知。这方面她不妨请教上述两位前队医。另一种可能是她是“被服用”了禁药而不自知，因此才理直气壮并为其他运动员叫屈。还有一种可能是她明明知道曾服用了某些药品，比如某些中药，但因不属于已知的兴奋剂的名单中，所以她也丝毫不认为自己违规。
那么，是什么动力促使中国运动员“被服用”或主动服用某些有助于提高竞赛成绩的药品呢？想必很多人都不会否认，中国的运动员绝大多数是根本享受不到竞技体育的真正快乐的，因为他们训练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夺得奖牌，为党和国家争光，当然自身的身价也会暴涨。基于这几个目的，运动员们甚少有自主决定的权利，自然也包括吃什么东西、吃什么药的权利。而为了取得上佳成绩，为自己谋得更大利益，许多体育官员和教练更是不择手段，运动员也只好无奈或主动地配合。
无疑，提高成绩的最佳方式除了刻苦训练、合理饮食外，服用有助于增加肌肉力量和促进红细胞生长素的药品也成了重要的辅助手段。事实上，运动员为了提高成绩而服用类固醇是个全球性的问题。有专家称，在所有的奥林匹克运动项目中，迄今还未听说运动员服用雄性合成类固醇的，仅仅剩下乒乓球、男女花样滑冰和女子体操等几个少得可怜的项目。问题的关键是，如何防止服用的兴奋剂被查出。
尽管随着人类技术的发展，关于兴奋剂的检测越来越严格，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杜绝运动员服用兴奋剂，因为兴奋剂的发展永远领先于反兴奋剂发展，使用案例的下降并不代表兴奋剂的消失。比如合成类固醇药物被查出后，生长激素和红细胞生长素开始被广泛运用，在这两种激素被确认后，又有新的无法查出的兴奋剂出现。猫捉老鼠的游戏就这样不断上演着。
记得知名媒体人李承鹏曾经说过：“我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我所知道的中国冠军，至少1/3是服过兴奋剂的。也许实际数量远远超过我刚才所说的1/3。”因此，谁又能百分百地肯定参加伦敦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的运动员是真正地清白？只能肯定地说，在目前兴奋剂的检测条件下，并没有查出中国运动员叶诗文等服用任何违禁药品。至少，在一切无法查证的前提下，我们可以保留怀疑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