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12月28日讯】如果说改革前的社会主义，是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极权社会主义，那么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权贵社会主义”。把这样一个社会称为“权贵资本主义”是不对的。即使是法西斯统治的资本主义，统治者的权力也不可能膨胀到如此程度，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做到这一点。从“自然历史过程”中产生的资本主义，是从经济发展中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的。从“人造历史过程”中产生的社会主义，是由国家政权制造出来的。共产党一党专政，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社会关系，就像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决定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社会关系一样。“后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在议会民主制度和混合经济制度下，为公平正义而奋斗。现实社会主义和“后社会主义”的区别，最根本的，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或曰共产党一党专政和议会制民主的区别。
赵紫阳，1919年10月17日出生，河南滑县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省委书记、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总书记。1989年“六四”民运高潮中被非法罢黜，2005年1月17日在软禁中病逝，享年八十五岁。
赵紫阳一生，经历了三重转变：从地方官到中共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从实干家到政治家；从社会主义的忠实信徒到“后社会主义”的探索者。从历史的角度看，三重转变中，最重要的，当属从社会主义到“后社会主义”的转变。
“后社会主义”是他一生经历、事业和思考的总结，是他思想境界的巅峰，虽然不能说已经形成完整的理论，但已经勾画出一个清晰可见的轮廓。他是当代中国当之无愧的大政治家、大思想家。他留给后人的遗产，除了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为坚持民主和法治理念而不惜牺牲一切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和超凡脱俗的人格魅力，最重要的，就是这份“后社会主义”思想。
一、 宏大的理论架构，丰富的思想内涵
赵紫阳的“后社会主义”观，是一种新的社会政治理念，有一个宏大的理论架构，思想内涵极为丰富。
“后社会主义”作为社会发展阶段，时间上在“社会主义社会”之后，赵紫阳有时称之为“社会主义后社会”。 作为社会类型或社会结构，它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后社会主义’即‘混合经济’的社会类型。”“后社会主义”的政治模式是多种多样的，“如同现在的资本主义国家各有各自的特色，各有各自的不同发展形式，有的是社会党、社会民主党执政，有的是其他党派执政或联合执政”，共产党如果能改变执政方式，也不是没有执政的可能。 简而言之，“后社会主义”的政治模式是议会制民主。
议会制民主，在赵紫阳的“后社会主义”思想中具有核心意义，他下了很大功夫进行研究。他从政治制度的历史发展中，作了深入的分析、对比和评论。他的结论是，这种制度也不是十全十美，也存在很多问题，但“现在还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这个结论，使人想起英国首相丘吉尔对民主政治的评论：“若不包括那些已被试过的政体，民主政治便是最糟的政体。”丘吉尔正话反说，肯定民主政治，含蓄而幽默，赵紫阳的结论和他有异曲同工之妙。以下是赵紫阳关于议会制民主的几段重要的论述：
“1989年我下台以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我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了一些新的认识。过去对西方发达国家所实行的会议民主制，认为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代表大会制，才能体现人民当家作主；这是比西方议会制更高级的、更能体现民主的形式。事实上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民主制度，完全流于形式，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是少数人、甚至是个人的统治。
“纵观20世纪以来世界上曾经有过的各种各样的政治制度，君主专制，德、日、意的法西斯独裁，都已被历史淘汰；还有一些军人独裁政权，也是昙花一现，或日益失去了市场。虽然现在很落后的国家还不断发生这样的事情，如南美国家也常常发生军人政变，但它也慢慢变为这些国家逐步走向议会政治的短暂的插曲。20世纪出现的，在几十年时间里与西方议会制相对立的所谓新兴的民主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在大多数国家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倒是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显示了它的生命力。看来这种制度是现在能够找到的比较好的、能够体现民主、符合现代要求而又比较成熟的制度。现在还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
“当然，这种制度也不是十全十美，它也存在很多问题。但比较来讲，只有这种制度比较符合现代文明，比较符合民意，有利于体现民主，并且是比较稳定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越来越显示出它的生命力。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实行的都是这样一种议会民主制。几十年来发展比较快的新兴国家，逐步地转向议会民主制的趋向也越来越鲜明。我想这决不是偶然的。为什么没有一个发达国家实行另外一种制度呢？这说明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要实现现代的市场经济，现代文明，它就必须实行政治体制上的议会民主制。
“不然的话，这个国家就不可能使它的市场经济成为健康的、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实现现代的法治社会。就像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出现权力市场化，社会腐败成风，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的情况。”
“后社会主义”是一种新的社会政治理念，但在价值论和社会进步指标方面，吸收了经典社会主义的某些思想元素。赵紫阳认为，“马克思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所包含的“人的解放”的理念，是应当肯定的。在谈到社会进步指标时，他说：“今后对社会进步的指标是否可以生态环境即生活品质，文化水准即人的素质，生活水准即富裕程度，以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城乡差别、劳动生产率、经济效益、人均收入、社会公平等为指标，不以社会制度如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界线来作为先进与否的指标。社会类型是否可以划分为发达的社会、欠发达的社会和发展中的社会，或后工业化的社会、工业化的社会、和欠工业化的社会。今后国家类型是否以生产力水准来划分，即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国家，中度发展的国家，与低发展的国家。”
没有证据表明，赵紫阳在软禁中接触过国际上在苏联、东欧剧变后迅速升温的“后社会主义”（Post-socialism）研究资料，造访他的客人，也没有带给他这方面的信息。这个概念完全是他独立提出来的。在缺乏相应资讯的情况下，思想的发展竟能和国际学术界最前沿的研究同步，实属难能可贵。这与他的睿智和对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深刻把握分不开。
二、 杜汉纳和德里克的“后社会主义”
“后社会主义”概念最早是由法国著名左翼社会学家阿兰•杜汉纳（Alain Touraine）提出的。1980年，他出版《后社会主义》一书，宣称社会主义已经死亡，人类社会正在步入后社会主义阶段。杜汉纳的后社会主义理论具体包括以下三点：（1）人类社会分“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个发展阶段；工业社会既包括资本主义社会，也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它们都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和表现，并且随着工业社会的衰退而进入“后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意味着社会主义的消亡。（2）随着社会主义进入后社会主义社会，工人阶级不再是一个独立的集团，不再是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工人运动逐渐衰落。革命的主体变成了由熟练技术人员组成的“新工人阶级”，它与妇女运动、地方自治运动、生态运动、反核运动和全球发展运动相结合，逐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建立“公平、正义”，实现后社会主义。（3）后社会主义应以发展人的个性、民主和文化伦理为目标，废除物对人的奴役，使每个人成为自由的人。 杜汉纳的后社会主义理论中既有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元素，也有新马克思主义的成分，还明显地受到新社会运动的影响。虽然他宣布“社会主义已经死亡”，但他实际上还是传承了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的东西。在这方面，赵紫阳的“后社会主义”和杜汉纳的后社会主义，有不少内容不谋而合。
虽然最早提出“后社会主义”概念的是杜汉纳，但是真正使后社会主义概念流行起来，成为许多学科广泛关注的热点的，是美国杜克大学历史学教授、著名汉学家、左派学者阿里夫•德里克(Arif Drilik)。德里克的观点，与杜汉纳不同。他并不认为后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死亡的结果，而是现实社会主义在实践中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以后，不得不转而和资本主义相结合的产物。他认为，在中国，“文革”结束，实行改革开放，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意味着从传统社会主义进入了后社会主义。
早在1989年，德里克就发表了《后社会主义？——反思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文，力图“探讨从概念上解释中国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德里克注意到，当时的中国，现实状况与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以至原有的概念，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无法解释和把握中国的现实，因而用了“后社会主义”这个词。他说，他用这个词，“既要认真对待中国的社会主义，又不能回避由于它与资本主义相结合而产生的问题，同时还不会迫使我们必须在其自我形象（社会主义）与否定其自我形象合理性的另一个形象（资本主义）之间做出意识形态的选择。”简单地说，他使用后社会主义这个词，是试图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既定概念之外，为这个由二者结合而来的“混血宝宝”设定一个姓氏，以便世人能够认识它。德里克既不赞成“中国当前的历史发展道路是资本主义”的说法，也不赞成“中国是一个正在走向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说法。他认为，前者是试图“塑造现实”，即暗示和诱导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后者是“用理论上的套话掩饰对社会主义的歪曲”。“无论用哪个范畴来表达今日中国的现实，都不免陷入空想，从而无法回答由于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而向目前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理论提出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 的确是这样，固守现成的概念，是无法把握正在急速变化的现实的。
2009年，德里克就同一个主题又写了一篇文章《重访后社会主义：反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文章认为，二十年来，“中国经济出现了巨大的增长。尽管中国抵制了来自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但它对全球经济的贡献却在很大程度上把这些政策合法化了。作为融入全球经济的结果，经济发展使中国变成了全球化的主要动力和倡导者。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工厂’的战略中心，生产出全球消费的商品，但是它首先成了全球资本主义的中心。”虽然如此，德里克认为，“中国并未放弃它的社会主义信念或者革命的意识形态遗产。对于这种模棱两可的状态，‘后社会主义’是一个恰当的反思起点。按照‘后社会主义’的观念，改革开放是中国对社会主义目标及其实现手段的反思，并不意味着抛弃了社会主义及其对未来的想像，而是意味着以前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已经结束。就未来的想像而言，社会主义仍然是构想多种可能性的源泉；就作为一种社会结构而言，社会主义仍然是可供中国选择的道路。然而，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历史条件下，要实现社会主义的未来，革命的历史遗产仍然是寻找线索的源泉之一。”
经过二十年的观察和思考，德里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看法，有了明显变化。二十年前，他主张不必急于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一个“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结论，现在他下结论了。他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现在”这个维度上，是“资本主义”，不仅是资本主义，而且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中心”。但就其对“过去”的关系而言，中国并未抛弃“革命的意识形态遗产”；就“未来”的前景而言，中国也没有抛弃“对未来的想像”，也就是对共产主义的憧憬。德里克非常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极为复杂的矛盾，给它下结论，必须动态地描述，不能把它当作一种固定的状态，而要把它当作一个流动的过程。因而不能只说一句话，必须说三句话，既要说它“现在”是什么，还要说它与“过去”和“未来”的关系怎么样。应该说，他的论述是谨慎的，留有余地的。但是，即便如此，他仍然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前有过去的“革命的意识形态遗产”，后有对未来共产主义的“想像”，当下这个“全球资本主义的中心”，将何去何从？德里克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他把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的历史，划分为三个十年，分别作了描述：“20世纪80年代模棱两可的开放；90年代的全面开放；最近十年重新担忧社会主义的未来。” 这实际上含蓄地回答了上面的问题。他的回答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向资本主义猛跑了一阵以后，现在有点回心转意了。
三、“权贵资本主义”，还是“权贵社会主义”？
德里克教授是著名的汉学家，但毕竟是外国人，观察中国问题有优势也有局限。他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分析有许多独到之处，但也有严重的误判。中共党文化的吊诡，使得外国人有时候很难对中国的事情看得真切，尤其是涉及到意识形态问题时是这样。什么是真正的“意识形态”，不是自欺欺人的谎言，而是真诚的信念；什么是虚假的意识形态，是为了维持道统以显示权力的合法性，而故意重弹的过去的老调，其中包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之类，这些是需要听其言观其行才能分清楚的。德里克教授没有分得很清楚，他把这一切都当真的了，因此，好意地作出了“最近十年重新担忧社会主义的未来”的结论。
实际上，今天的官方社会，早已无人理会“革命的意识形态遗产”和对“未来的想像”了。特别是这十年，不是什么“重新担忧社会主义的未来”，而是十分担忧矛盾重重、危机四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在。至于从社会性质或社会制度上，怎样给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定性，目前还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许多人，尤其持批判态度的人认为，它是“权贵资本主义”，而我则认为，它是“权贵社会主义”。说“权贵”没有分歧，问题在于，究竟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吴敬琏教授说，他从1998年开始使用“权贵资本主义”的提法。他是用一个假言判断来表述的：“市场经济最根本的特点，是自由的、自主的交换，如果上面有行政力量在控制，如果强势政府强化到主导经济资源配置的程度，那就不叫市场经济，而叫权贵资本主义了。”这大概是“权贵资本主义”这个提法最早的出处。我赞成吴敬琏教授和其他学者在“权贵资本主义”概念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作的经济学批判。但是，我不认为可以用这个提法来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吴敬琏教授本人好像也没有这个意思。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社会制度或社会类型，不能叫“权贵资本主义”，只能叫“权贵社会主义”。“权贵社会主义”的提法，据网上搜索，最早见诸朱中原先生2005年的文章《权贵资本主义和权贵社会主义》。2006年，李锐先生在接受《德国之声》专访时也用过这个提法。我不完全赞同朱中原先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做的社会学分析，但“权贵社会主义”的提法，却正可以用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定性。从传统观点看来，把“权贵”和“社会主义”组成一个概念，似乎有点不伦不类，但它确切地反映了对象的性质。概念是否恰当，在于能否准确地反映对象的本质。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说，没有比“权贵社会主义”更恰当的概念了。
如果说改革前的社会主义，即通常所说的传统社会主义或现实社会主义，是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极权社会主义的话，那么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权贵社会主义。其特点是，权贵集团和暴发户们凭借政治权力和从市场化改革中攫取的财富，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小康社会、建设和谐社会等等名义下，结为生死同盟，垄断一切资源，控制和掠夺十三亿中国人，整个国家成了他们后院的奶牛场。把这样一个社会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是完全不对的。再坏的资本主义，即使是法西斯统治的资本主义，统治者的权力也不可能膨胀到如此程度。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做到这一点。社会主义最基本的特征是垄断，不是一般的垄断，是超级垄断：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国家政权高高地凌驾于社会之上，不受监督，没有制约，垄断一切，不只是垄断经济，而且垄断政治，垄断思想。人类社会自有政治国家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国家政权，它真正是霍布斯所说的可怕的“利维坦”了，它的血盆大口吞噬了整个社会。
人们被中共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美丑善恶的宣传忽悠的时间长了，无形中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似乎好东西一定是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坏东西一定是资本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即使那些被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在潜意识里也不免把社会主义当作一个褒义词，把资本主义当作一个贬义词，因而把目前这个丑陋的社会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赵紫阳也认为，“中国目前发展的就是权贵资本主义”。 笔者本人也曾这样指称过它，但这是不正确的。“权贵资本主义”，也有称“国家资本主义”或“官僚资本主义”的，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性质，但没有揭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经济性质和社会性质不是一回事。这里需要弄清楚一个基本的政治哲学问题：社会性质或社会制度是由什么决定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弄清楚了这个问题，就不会把社会主义说成资本主义了。
四、“自然历史过程”和“人造历史过程”
很久以来，许多研究社会政治问题的人认为，社会性质是由经济结构决定的，因而总是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上去判定一个社会的性质：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这种观点显然是受了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误导，好像社会就是一个经济结构；政治制度是经济结构的上层建筑，属于国家的领域，不决定社会的性质。实际上，不同类型的社会有不同情况，不可一概而论。有一类社会，它的性质是由经济结构决定的；有一类社会，它的性质是由政治制度决定的。一个社会的性质，究竟由经济结构决定，还是由政治制度决定，要看这个社会是从怎样的历史背景下走来。
从没落的封建社会脱胎而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其性质是由经济结构决定的。资本家所有制的经济结构在封建社会内部已经成熟，对于未来的资本主义社会而言，它是原生的、在先的；相应的政治制度是次生的、从属的，是为适应经济结构的需要而建立的。建立的途径或者是和封建统治者妥协，如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或者是推翻封建统治者，如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马克思当年看到的，就是这样一种“从经济到政治”的历史变革顺序。他把这个过程称之为“自然历史过程”，据此创立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论”，也就是历史决定论。
然而，从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或前资本主义社会，通过暴力革命建立起来的现实社会主义——直到今天，所有这类社会主义，包括已经垮台的和尚未垮台的，都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情况正好相反。其变革顺序不是“从经济到政治”，而是“从政治到经济”。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或前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并未形成“社会主义的经济结构”。对于行将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革命胜利后确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是原生的、在先的；“社会主义的经济结构”，无论是“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并存，还是单一的“公有制”，是次生的、从属的，是由国家政权用“专政”手段对原来的经济结构加以“改造”的结果。在中国，就是1953~1956年的“三大改造”，即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和马克思所说的“自然历史过程”正好相反，姑且称之为“人造历史过程”。
从“自然历史过程”中产生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从经济发展中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的。从“人造历史过程”中产生的社会主义社会，是由国家政权制造出来的；东欧那些社会主义，还是由外国的国家政权制造出来的呢。说通俗一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是老子，政治制度是儿子；社会主义社会，政治制度是老子，经济结构是儿子。这一点，社会主义各国的当权者，不但不讳言，反而把它当作自己最伟大的历史功绩予以宣扬。例如中共当局，就不厌其烦地教导我们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还编成歌曲广为传唱。尽管他们常常谎话连篇，这句话却是绝对符合实际的：“新中国”、“新社会”，的确是共产党“缔造”的。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宣称自己是历史决定论的忠实信徒！
历来所说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经济结构方面确有区别，特别是在现实社会主义时代是这样。但是，这并不是两种社会的根本区别。根本区别在于，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独特的经济结构，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独特的政治制度。二者的区别不在同一个序列上。换句话说，资本主义之为资本主义，是因为它的经济结构，政治制度只是对这个经济结构起保障作用。社会主义之为社会主义，是因为它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只是对这个政治制度起支撑作用。具体地说，社会主义之为社会主义，是因为有一个共产党领导、或曰共产党执政、或曰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
五、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产党一党专政
共产党执政，或曰共产党领导，或曰共产党一党专政，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社会关系，就像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决定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社会关系一样。这个事实反映到社会主义“缔造者”们的头脑里，就成为一种原则。毛泽东说：“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毛泽东这句话，道出了社会主义的真谛，同时也把社会主义和封建主义（“封建主义”这个说法不准确，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皇权专制主义”）的传承关系暴露无遗。在封建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毛泽东这句话，从文字到精神，都和封建主义一脉相承。“共产党领导一切”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皇权专制主义的现代版——党权专制主义。这一点，毛泽东本人并不讳言。他常说他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1972年，会见到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时，他连“马克思”的外衣都脱掉了，直言不讳地说，他就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当然”继承人。
邓小平说：“四个坚持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说得非常准确。坚持共产党领导，就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中共国家副主席王震将军，说得更加直白。20世纪70年代末，他访问英国。英国的社会状况，特别是失业工人的生活状况，令他大为惊奇：“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福利也受到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王震将军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不是，他非常清楚：决定性的条件，是有没有共产党执政。社会主义就是共产党执政，反过来说，共产党执政就是社会主义。所以，那怕当年以波尔布特为头子的杀人不眨眼的柬埔寨共产党统治的“红色高棉”，也是社会主义，即使当时还不是，将来一定是，因而也是“兄弟党”、“兄弟国家”。为了支持他们不被越南人消灭，邓小平不惜发动所谓“对越自卫反击战”。只可惜，这伙匪徒并没有将来，现在就被推上了历史审判台。
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不同的运行机制上，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它们之间的根本区别。资本主义社会是以“经济”为中心运行的，确切地说，是以“资本”的保值和增值为中心运行的；政治制度，政权运作，服从于和服务于经济的需要。只要经济结构不变，政治制度怎么改，怎么变，社会性质都不会变。以联邦德国为例。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来，差不多经历了所有的政治制度，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共和制、法西斯专政，二战后的西德及东西德统一后的德国又转回议会制民主，但由于经济结构没有改变，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社会是以“政治”为中心运行的，确切地说，是以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为中心运行的；经济的形式、经济的发展，服从于和服务于政权的需要。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的这个本质是赤裸裸地表现出来的：不管是政治运动还是经济建设，都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文化大革命更是要对包括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在内的整个社会实行“全面专政”。邓小平说“稳定压倒一切”，说法不同，意思完全一样。“稳定压倒一切”，就是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政权的稳定“压倒一切”。共产党一党专政，犹如贾宝玉脖子上那块石头，是社会主义的命根子。只要这个政权在，经济结构怎么改，怎么变，社会性质都不会变。而一旦共产党一党专政垮台，人造的“社会主义经济结构”，便随之烟消云散，社会主义就不复存在。20世纪80~90年代之交，苏联、东欧就经历了这样一场变化。
这就再清楚不过，现实的、作为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是怎么一回事了。说粗俗一点，社会主义不过是栓在共产党这根绳子上的蚂蚱，绳子一断，蚂蚱就没有了。明乎此，就再不要离开共产党去谈论社会主义。否则的话，拥护也好，反对也好，都是隔靴挠痒。社会主义的事情，归根到底，都是共产党的事情。当今世界，离开共产党领导、共产党执政、共产党一党专政，无所谓社会主义。认清这一点，对于后改革时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目标取向，具有极其重要意义。
六、一党专政的政治吞噬了资本主义的经济
正因为现实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共产党执政，所以它并不惧怕经济改革。相反，为了确保共产党执政，必须进行经济改革，否则，这个政权就难乎为继。经济改革改变不了社会主义的性质。邓小平是真正参透了社会主义本质的人。他知道，只要政权在手里，经济结构姓“资”姓“社”，都没有关系，因此他赞成经济改革，改错了，改过来就是了。相比之下，陈云、李先念等人就差远了，干了大半辈子社会主义，不知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在哪里。毛泽东虽然深明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在，却也把所有制关系看得很严重（因为他有一个“大同世界”的乌托邦），谁要动一下他的“公有制”，他是要拚命的。20世纪60年代初，人民公社制度下饿死近四千万人，毛泽东却不许搞点单干救救命，认为搞单干就是复辟资本主义。拒绝市场化改革，拒绝所有制改革，认为一改社会主义就完蛋，其实那是杞人忧天，是“意识形态综合症”的表现。可以断定，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迟早都会意识到这一点，而走上改革的道路，否则必死无疑。
现在，古巴也开始改革了。决定把五十万国有企业职工（占全国劳动人口的十分之一）裁下来，鼓励和支持他们去当个体户。朝鲜也在搞经济开发区，吸引外资，还允许农民做点小买卖。当然，这不只是认识上的变化，首先是迫于形势：不改革，日子难乎为继，老向人家伸手，不是长久之计。据《参考消息》2010年10月3日和12月20日先后报导，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劳尔•卡斯特罗说：如果不进行经济改革，“我们就将跌下悬崖。”看来他是真的觉悟了。不过，劳尔主席和中共一样，也没有忘记声明：“改革不是为了取消社会主义，而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当然是这样！至于社会主义能否“巩固”，就看他们有没有本事把一党专政坚持下去。
今天的中国，私有经济早已超过半壁江山，但和毛、邓时代并无本质不同，一党专政还是一党专政，垄断一切的基本特征没有丝毫改变，因而还是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不是“挂羊头，卖狗肉”，而是“挂狗头，卖狗肉”，货真价实。我们这样看，国际社会也是这样看，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把中国认作自己的同类。他们知道，只要共产党一党专政不变，中国仍然是社会主义。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据《参考消息》2011年1月7日报导，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发表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五个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迷思》，作者是英国《金融时报》前驻北京记者理查德•麦格雷戈。他的看法证明我的判断并非虚妄。
五个“迷思”中的最重要的一个，是说“中国只是名义上的共产主义”。作者断然予以否定：“错。如果列宁复活来到21世纪的中国，抛开那些炫目的摩天大楼和消费热潮，他会立刻发现执政的共产党正在复制他近一个世纪前为布尔甚维克革命胜利者设计的体制。只要看看这个党的结构就会发现，中国的政治体制仍然保持着共产主义和列宁主义。”作者继续写道：“当然，中国很早就抛弃了共产主义经济体制的核心，将严格的中央计划经济改成了有商业思维的国家企业和繁荣的私营部门并存的形式。不过在解放经济的同时，中国领导人很小心地掌控着政治上的领导权，方法是牢牢把握三个方面：人事、宣传和人民解放军。”
一句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变了，政治未变，还是共产党掌控一切，因而还是“共产主义和列宁主义”。这位前驻京记者，真正是中国问题专家，把事情的真相看得那么透彻！
三十多年来在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号下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不但没有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反而为一党专政增添了强大的力量。用赵紫阳的话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巩固一党专政”。 过去是又穷又横，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现在是财大气粗，“一掷千金”。数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十三亿人口的巨大市场，成了当局得心应手的内政外交工具。对内，有不受限制的经费投入，不断加强“维稳”力度，不断强化思想控制。对外，想讨好谁或谁讨好，就给谁大单子；想给谁颜色看或谁不服，就取消谁的订单！几个回合下来，国际社会已经深知个中奥妙，为了这份大单子，道义问题已经不再重要。不过，我认为，国际社会不可能一直这样迷糊下去，终有一天会醒悟过来。
许多人原以为，资本主义的东西发展了，一党专政就会发生变化。这仍然是“经济决定政治”的历史决定论的思路。苏联剧变（东欧也一样），并不是因为发展了资本主义，那里根本没有资本主义。而是因为长达七十多年的一党专政，使得各种社会矛盾特别是官民矛盾和民族矛盾极端尖锐，人心丧尽。加上当时的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又是个能够适应世界潮流的民主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拒绝动用武力去应对乱局，结果只能“亡党亡国”——苏共解散，苏联解体。
中国的经验表明，一党专政和资本主义是可以相容的。一党专政下，任你是什么所有制经济，统统都可以为我所用。这一点，中共当局比许多所谓“自由化分子”觉悟得早，看得真切。“自由化分子”们看到把保护私有财产的条款写进宪法，就感到欢欣鼓舞。保护私有财产进宪法，这当然是一个进步，值得庆贺。但是，想从中作出进一步的结论，却是徒劳的。现在，甚至在文化领域，执政当局也不拒绝私人资本，相反倒是大张旗鼓地号召私人资本进入文化产业。一党专政的政治吞噬了资本主义的经济，权贵资本主义成了权贵社会主义的奴仆，这是社会主义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现象，对于中国未来的演变将会有怎样的影响，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新课题。
七、引进了市场经济，没有引进民主政治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相结合，是20世纪中叶发端的世界性大趋势。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共迎接这个大趋势，起自1970年代末，不算太晚，但也不是最早，最早是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当时中共还跟在苏共屁股后面，参与了把南斯拉夫革出教门的斗争，而且调门比苏共还高。今天的中国，问题成堆，矛盾重重，并不是因为引进了资本主义的东西，而是因为没有同时引进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宪政等的观念和制度。这些东西也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成长发展起来的，但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同样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属于普世价值的范畴。资本主义来到世间，最伟大的贡献有两个，一个是市场经济，一个是民主政治。这两个东西本质上是互相配套，互为依托的。只引进市场经济，不引进民主政治，没有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政治环境，市场经济就会变质。赵紫阳说：“有了市场经济这个机遇，大小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都在捞一把；从而产生社会性、体制性的腐败，使市场经济向畸形的方向发展，变为腐败的市场经济。” 腐败的市场经济，反过来又腐蚀一党专政，使之成为不可救药的腐败政权。
现在的情形是，权贵和暴发户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举目四望，无处不是权贵和暴发户叠加在一起的鬼影在晃动，没有一个权贵背后没有一个或几个爆发户，也没有一个爆发户背后没有一个或几个权贵。任何一桩稍微大一点的贪赃枉法案子，只要往深里挖，都会见到权贵和暴发户联手的黑幕。如果揭不出这样的黑幕，那一定有更大更黑的黑幕在掩盖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弄到这步田地，成果落到少数人手里，广大民众得利甚少，甚至受害，社会两极分化，公平正义荡然无存，根子就在这里。今日中国之矛盾，说一千道一万，就是广大民众与这帮比例不大、人数不少的权贵和暴发户之间的矛盾。中国未来的社会转型，就取决于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弄得不好，血雨腥风。
八、“六四”民运：赵紫阳思想历程的转折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包含的内在矛盾，日积月累，逐渐激化，终于在1989年春夏之交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抗议运动。
这场史称“六四”的民主运动，主题非常明确，就是反对腐败，制止官倒，要求政治改革，本来也完全有可能成为促进政治改革，加速民主化进程的一个契机。但是，独裁势力的倒行逆施，白白地断送了一个可以使国家和平转型的良机。“六四”以悲剧告终，成为赵紫阳人生历程的转折点，更是他思想历程的转折点。被迫下台以后，他在软禁中经过深刻反思，形成了“后社会主义”的新的社会政治理念。这可以说是对错失的历史机遇的一种补偿。从“六四”到“后社会主义”，是赵紫阳思想发展的轨迹，也将是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
为了阻止邓小平、李鹏为代表的专制势力实行镇压，制造流血事件，赵紫阳尽了最大的努力。他不赞成人民日报“4.26社论”，更不接受邓小平戒严的决定。为了挽回“4.26社论”造成的严重局面，赵紫阳甚至甘愿代人受过。他说，只要邓表态，“说这么一句话，‘4月25日（实际是4月23日——笔者）听李鹏汇报，看来当时把情况看得重了一些，游行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嘛！’他能有这么一句话，我就可以把局面转变过来，也不会把责任搞到邓的头上。我和政治局常委可以把责任担起来。” 赵紫阳这个出于公心的应急建议，遭到李鹏、姚依林的坚决反对。李鹏的理由是：“社论中所说的，‘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是小平同志的原话，不能动。” 他们把邓小平的昏话当作“金口玉言”，即使造成严重后果，也不能稍有改变。后来，赵紫阳又几经努力，直接给邓小平写信，在常委会上申述自己的意见，表达自己对局势的忧虑，但终因寡不敌众而彻底失败。接着，便是靠边、罢官、定罪、批判、软禁，进入他人生历程中最无助，但也最辉煌的年代。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似乎是命中注定的一次磨难。不遭此一劫，赵紫阳也许能赢得第几代领导“核心”之类的封号，但决不能成为一代伟人，成为青史留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在民主潮流浩浩荡荡的当今世界，能够在专制制度下“全身而退”的极权人物，在历史上多半只能留下骂名。相反，像胡耀邦、赵紫阳这样，不能见容于这个制度，遭到打击迫害，却能赢得民心，确立崇高的历史地位。
赵紫阳毅然和这个独裁制度决裂，根本原因，是在两个重大问题上彻底毁灭了他的信念：一个是在号称“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人民群众究竟有没有民主自由权利，包括游行示威、表达民意的权利；一个是在号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共产党内，党员和党的领导人究竟有没有发表自己的意见、提出不同主张的权利。“文革”后、“六四”前，赵紫阳属于党内主流派，对于持不同意见者的权利问题，没有太深的感受；对于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问题，由于从未遇到过这样大规模的群众性抗议运动，也没有感到多么尖锐。这一次不同了。两个问题重叠在一起，同时提到他面前，不容他有丝毫迟疑。作为一个具有民主法治意识的中共总书记，他很自然地按照宪法和党章的条文思考和行动，认为学潮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学生有权对执政当局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政治诉求；作为党的总书记，他只能采取疏导的方针，不能镇压学生。然而，以邓小平和李鹏为代表的专制势力，不仅用坦克、装甲车、冲锋枪回应了学生和市民的诉求，而且用独裁者的“一言堂”和帮凶们的起哄，否定了他的主张，撤了他的职，还把他打成“支持动乱”、“分裂党”的罪人。这对他的伤害实在是太大了。
赵紫阳本来对政治体制改革抱有某种希望。“六四”惨案使他的希望彻底破灭。人的信念，在平常时候，可能几年、几十年都没有多大改变；在非常时期，几天之内甚至一夜之间，就可能发生巨变。这一次赵紫阳就是这样。从1989年5月20日邓小平在家里开会，决定撤销他的总书记职务，到6月23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正式对他作出组织处理，前后不过一个月多点时间，他就大彻大悟了：眼前发生的一切，根子全在民主的缺失，既无民主观念，更无民主制度，党是这样，国家也是这样。虽然以前他对此并非全无认识，但从未像现在这样刻骨铭心，痛彻肺腑。
就在这个会上，他不管主持人姚依林是否同意，用二十分钟时间，宣读了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有理有据地驳斥了所谓“支持动乱”、“分裂党”的攻击和诬陷；同时，大胆地、理直气壮地表达了自己坚定的民主信念：“民主已经成为世界潮流，人们的民主观念已经普遍增强，许多社会问题完全用原来的办法很难解决了。在我国，坚持共产党领导，不搞西方的多党制，这条基本原则丝毫不能动摇。但一党领导必须能够解决民主的问题，能够解决对党和国家机关内部的消极的、不健康的、以致某些腐败现象的有效监督等问题，一党领导才能增强生命力。因此我想我们党必须适应新时代和新情况，学会用民主和法制等等新办法去解决问题。”“民主的旗帜如果我们党不去高举，就会被别人夺去，我觉得，我们迟早要走上这一条路。我们与其被动地走，不如自觉地、主动地走。” 尽管他的这些话是用传统的党国语言表达的，而且，为了自我保护，还对“多党制”作了保留，但意思非常明确而坚定：专制主义没有出路，我们迟早要走上民主道路。这无异于一篇振聋发聩的民主宣言，使与会者受到极大震撼。听完他的发言，姚依林一声不吭，立即宣布散会。
赵紫阳带着郁闷的，同时也是自豪的心情，走出中南海，回到富强胡同6号家里，从此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软禁生活，直到生命的终结。一个受人尊敬的、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成了中共党和国家的“公敌”、不叫囚徒的囚徒。他失去了人身自由，但获得了思想自由。他读书、思考，让自己的思想在历史和现实之间穿梭，在岁月的长河中驰骋。他想得很多很深。中心的问题，当然是社会主义。这是他几十年来为之奋斗的目标，也是他从政治生涯的高峰跌落下来的问题所在。
“社会主义的理想是好的，但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却不成功；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无例外地走到了反面，不是‘人的解放’，而是统治人，违反了马克思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究竟社会主义理想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 他这样提出问题，答案自然不难找到。他很快把思想锁定在名为“无产阶级专政”、实为共产党一党专政的问题上，并由此拓展开去，涉及了理论和历史的广阔领域。最后，作为这一切思考的总结，提出了“后社会主义”概念，并从各个方面作了探讨。
在中共党内，几十年来从未有过一个领导人像赵紫阳这样，对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对社会主义，做过如此深刻的批判性思考。凭这一点，赵紫阳就值得在历史上大书一笔。能够和他比肩的，也就是中共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一人而已。陈独秀经过半生颠簸，最后彻底回归民主主义，是中共领导人中从无产阶级专政的迷梦中惊醒过来的第一人。
九、“专政”不弃，民主政治难以实现
“后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终结，它坚决告别了社会主义的制度乌托邦，但就其坚持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而言，仍属于社会主义的范畴，正如死亡是生命的终结，但仍然是生命的一种状态、一个阶段一样。
现实社会主义的祸根，归根到底，是理想和制度、目标和手段的分裂。它把公平正义的人道主义理想与极端反人道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捆绑在一起，用手段扼杀目标。“后社会主义”，把理想和制度、目标和手段统一起来，把无产阶级专政从社会主义中剔除出去，代之以议会制民主或曰宪政民主，并把长期被压抑的公平正义的人道主义理想拯救出来。这就在制度层面上消除了现实社会主义的祸根，在理想层面上回归了社会主义的本义。“后社会主义”，就是在议会制民主的政治制度和混合经济的经济制度下，为公平正义的理想目标而奋斗。
现实社会主义和后社会主义的区别，最根本的，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或曰共产党一党专政和议会制民主的区别。这是两种水火不容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赵紫阳说：“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理论不放弃，民主政治、法治建设就难以实现。” 因此，他一方面下工夫研究议会制民主，一方面下工夫研究无产阶级专政。他研究无产阶级专政，重点不在理论本身的梳理，而在历史背景和社会实践的考察。这是政治家赵紫阳在这个问题上，和一般理论家最大的不同。
无产阶级专政，作为现实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当然和经典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有关。但是，无产阶级专政在社会主义各国的实践中表现得如此凶残和持久，却是与这些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和面临的实际任务分不开的。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由于从未在它的本来意义上实行过，正确与否无从判断，但它的意思是清楚的：第一、它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国家，时间上是短暂的，过渡时期一结束，社会进入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后来列宁称之为“社会主义”），它就消亡了。第二、作为过渡时期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形式是巴黎公社那样的以普选制为基础的民主制度。关于民主制度，恩格斯曾经明确说过：“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可见，在它的创始人那里，无产阶级专政的真正的意思，是指过渡时期由无产阶级执掌国家政权，而不是由自称代表无产阶级的一个政党或一个领袖，实行长时期的反民主的独裁统治。20世纪70年代，日共中央书记局长不破哲三，曾经把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解读为“无产阶级执政”，许多人认为他是“修正主义”。现在看来，不破哲三的看法，比“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们一味强调暴力统治，离马克思的原意也许要近得多。
赵紫阳指出，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党专政”和“领袖专政”，是列宁的发明：“马克思虽然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但这套‘领导人就是党’的学说，是由列宁创立的，并不是马克思。” 列宁的这个“学说”，就是他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金字塔式的层层管控的理论：“群众”是分为“阶级”的，“阶级”由“政党”领导，“政党”听命于“领袖”。毛泽东时代，每当个人迷信升级，就布置学习列宁这套理论。可见，它的真义，它的“精髓”，确如赵紫阳所说，是“党专政”、“领袖专政”。把“专政”变成无法无天的暴力统治，当然更是列宁的发明。他的“专政”理论，集中表现在他给“专政”下的定义上：“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和规章拘束而直接凭借暴力的政权。” 斯大林把列宁主义界定为主要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一点不错的。
赵紫阳认为，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必须彻底摒弃。不过，他并不认为，这套理论是凭空制造出来的，而是也有它非得如此的原因：搞社会主义，客观上不具备条件，国际环境又险恶，别无选择，只能实行专政。“列宁在俄国革命胜利后，国内四处发生资产阶级（不只是“资产阶级”，而且有农民和其他居民阶层——笔者）反革命暴乱，要进行革命保卫战争；国外则有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干涉、包围和封锁。在那极端苛刻困难的条件下，必须集中全国的一切人力、物力、财力，必须实行高度的集权和集中，才能打破国内外敌人的一切包围和进攻，从而建立了专制体制。斯大林由于要跟资本主义进行对抗，又用强制高压的办法来推行社会主义，更进一步地强化了专制制度。看来，无产阶级专政的体制的发展，也有它的客观必然性。” 赵紫阳的看法可能比仅仅从理论上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更深刻，更有历史感，因而更有说服力。
赵紫阳根据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对这种“客观必然性”作了进一步说明。马克思说：“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们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依此为对照，赵紫阳说：“过去我们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所作所为，恰恰是违背了马克思的这个原理。由于建立社会主义缺乏条件，超越了阶段，只是按主观意志办事，这自然要靠行政命令来推行，实行强制甚至采用镇压的办法；为了顺利起见，自然要制造个人迷信，靠‘权威’来驾驭局势；为了统一意志，必须搞舆论一律，不能允许新闻和言论自由；为了稳定，进行统治，当然不能允许有不同政见者存在，实行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更不能允许政治多元化、实行多党制，这自然走上独裁专政的道路，而且是要使人人都变为‘驯服工具’的思想专政道路。” 总之，越是“按照主观意志办事”，越要实行专政。
赵紫阳结合中国实际，分析“专政”问题，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专政是和乌托邦沆瀣一气的。他说，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农民的平均思想，在毛泽东的思想里是根深蒂固的。他是从“农民打天下”、“农民坐天下”出发的。“他要建立农业社会主义，于是走向了乌托邦。凡是反对和不赞成他这个理想抱负的，都被认为是修正主义，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而必须不断地搞群众运动，予以专政，甚至采用强制手段，不惜用高压的办法，提出所谓‘马克思加秦始皇’。执行起来，实际就是用秦始皇的镇压手段来推行这个农业社会主义的理想。这走上了如同国民党一样的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道路。” 又说：“因为是乌托邦，没有条件，不可能实现，于是就靠高压强制的办法，靠权威的办法，靠个人迷信的办法，甚至不惜打碎国家机构，并拿起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武器，来对付人民内部乃至党内部持不同意见者，甚至采取了专政镇压的手段来推行。”
赵紫阳的批判，无论对列宁、斯大林，还是对毛泽东，在历史背景和社会实践的意义上看，都是正确而深刻的：他们都想实现无法实现的社会目标，因而不得不实行“专政”。但是，它的理论前提，即所谓“超越阶段”是非批判的。在他看来，似乎有那么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到了这个阶段，实现社会主义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成为一种“必然性”，因而不再需要“专政”。这是没有根据的。历史进程中不存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所谓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只存在于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的胎胞里，历史本身并未充当接生婆。这一点，下面还要专门加以讨论。
赵紫阳批判“无产阶级专政”，提出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集中制是互相联系的。1993年5月16日，一位朋友和赵紫阳讨论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在谈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来龙去脉以后，这位朋友谈到民主集中制问题。他说：“中国、苏联的经验教训是：实行所谓民主集中制，实行所谓的民主，实际上都是为了集中；这种集中制原则所称全党服从中央，实际上形成了服从一个人。结果是个人说了算，变成个人专政。”赵紫阳表示同意说：“实际上形成了领袖专政。”
的确如此。民主集中制和无产阶级专政具有同样的意义：都是自上而下地统治人，不管你是作为党员，还是作为人民群众的一员，都必须被置于严密的组织控制之下。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组织原则，无产阶级专政是民主集中制的政治原则。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并没有说不要“民主”，他们常常说要“发扬民主”，但从上面予以“发扬”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不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而是民主集中制，实际上不过是抹了一层民主油彩的专政。有一种意见认为，可以通过党内民主推动国家民主。作为一个鼓吹民主的话题，未尝不可，但实际是不可能的。台湾民主转型的经验表明，政权的民主化和执政党的民主化，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相关的领域，必须同步进行。不摒弃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摒弃民主集中制。同样，不摒弃民主集中制，也不能摒弃无产阶级专政。而不同时摒弃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集中制，民主政治、法治建设就难以实现。
十、坚持社会主义“理想”的公平价值取向，告别社会主义的“制度”乌托邦
赵紫阳从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解读和批判中，悟出一个道理：“无产阶级专政”的祸害，源出于社会主义。如果不是对社会主义作乌托邦式的、狂热的理解和实践，不会有“无产阶级专政”的灾难。
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在许多地区，特别是在亚洲，有一种带普遍性的社会思潮，认为落后国家通过一次激烈的革命变革，就可以摆脱可悲的现实，进入理想的社会状态。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人是这种思潮的鼓吹者和实践者。他们以马克思主义（后来加上列宁主义，再后来又加上毛泽东思想）为旗号，利用有利的随机因素（在俄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中国是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采用暴力手段，打碎原有的国家机器，夺取政权，进而又用“专政”手段，改变原来的经济结构，变私有制为公有制。他们宣称，这样就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变，为国家民族开辟了一条通向美好未来的道路。实际上，他们恰恰把人民投入了万劫不复的“专政”的灾难之中。
落后国家，包括俄国和中国，有着根深蒂固的皇权专制主义的历史文化传统，夺取政权，就是改朝换代，换个名号统治人民。要想在这样的国家里，维持一个用暴力夺取的、以实现根本无法实现的目标为宗旨的政权，怎么可能不以“专政”为手段？“专政”是皇权专制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比皇权专制主义更加残酷，更加无孔不入。名曰“无产阶级专政”，实际跟无产阶级没有关系。革命过程中，无产阶级和农民被加冕为“革命的领导力量”和“革命的主力军”，为革命战争提供兵源，提供粮食，提供后勤保障。革命胜利后，他们名义上成了国家的主人，实际上一切都得听命于他们的“先锋队”共产党。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天然同盟军”、“工农联盟”中的农民，被认为是自发的资本主义势力的温床。毛泽东说“严重的问题在教育农民”。“教育农民”，就是改造农民，让他们心甘情愿地去为他的“农业社会主义”乌托邦效命，稍有差错便实行“专政”、“割尾巴”。苏联的集体化，中国的合作化、公社化，最遭殃的是农民，死人最多的也是农民。
赵紫阳由此得出结论，落后国家革命胜利后，“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他说：“过去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完全违背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断，不是根据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水平，而是依靠发动群众，用政治斗争手段来推进社会主义，这就必然强调意识形态斗争，大力开展阶级斗争，实行领袖独裁的无产阶级专政，以及严格的组织纪律，采取高压的手段甚至镇压的办法。其严重后果是，变成畸型的社会主义，成为人民的对立面。” 总之，在落后国家搞社会主义，只能是一种“畸形的社会主义”，一种乌托邦，不但不能实现什么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理想，反而与之背道而驰。
关键的问题，是要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赵紫阳说：“社会主义理想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一回事，与社会主义道路也不是一回事。” 把社会主义“理想”同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道路”区分开来，并予以认真对待，这是赵紫阳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成功地探索“后社会主义”的关键。
社会主义本来的意思，就是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一切可以称之为“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和思潮的共同点、最大公约数，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在。社会主义之为社会主义，不在于对未来社会作这样那样的设想，也不在于对如何实现这样的社会提出这样那样的方案，和平的或暴力的，渐进的或激进的，改良的或革命的，而在于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至于什么是公平正义，怎样实现公平正义，不同时代、不同思想家有不同理解。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以前。历代圣贤和思想家或多或少都和这种理念沾点边，各种宗教经典中也不乏这种理念。只要社会存在不公正，就会有受到伤害的弱势群体及其同情者，来对这种不公正表示抗议和对未来公正社会表示追求和憧憬。这种抗议、追求和憧憬的情绪和思潮，及其文字表现，后来被称之为社会主义。16世纪时，托马斯•莫尔写了《乌托邦》以后，私有制被认为是社会不公正的根源。所以，在传统上，社会主义又和废除私有制、实行公有制的主张联系在一起。总之，社会主义最初是作为公平正义的社会理想出现的，是一种独特的价值取向。只要追求这样的社会理想，就是社会主义。所以，社会主义没有“真假”之分，更没有“科学和空想”之分，有的只是这种社会主义和那种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古往今来诸多社会主义中的一种，当然是影响最大的一种。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在它的旗帜下建立起来的。所谓“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分，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而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自认为，只有他们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的，其他社会主义都是“空想”的，甚至是“反动”的。而当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发生意见分歧时，又出现了“真假”社会主义之争：他们都宣称自己是真马克思主义、真社会主义，别人都是假的。今天，尽管“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已经垮台二十多年、中国实行改革已经三十多年，社会主义问题上的这种“真假”之争、“科学和空想”之争，仍然盘踞在许多人的头脑中，成为他们评论社会主义的是非曲直的标准。好像“科学社会主义”、真社会主义是好的、正确的，空想社会主义、假社会主义是坏的、错误的。
赵紫阳把这种认识彻底颠覆了。他认为，自称“科学社会主义”的现实社会主义，是比“空想社会主义”还空想的，是真正的乌托邦，而且不是一般的乌托邦，而是统治人、致人死命的乌托邦。回顾一下社会主义的历史，可以看出，这个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历来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尽管没有实现的可能，是乌托邦，但对社会并无危害。且不说莫尔、康帕内拉、拉伯雷等人的只有美好愿景而无实际行动的空想社会主义，对社会没有危害；就是温斯坦莱领军的“掘地派”，摩莱里、马布里的空想共产主义，甚至巴贝夫的“密谋的革命”，也没有对社会造成伤害。至于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试图通过“联合起来，开发地球”的号召，和用“法郎吉”、“新拉纳克”、“和谐公社”等示范方式，改变社会，那就更没有破坏性了，毋宁说还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受到工人和贫苦民众的欢迎。用现在的话说，因为那是“增量改革”，不是“存量改革”，没有损害任何人的利益，更没有害死人。唯有自称“科学社会主义”的现实社会主义，在不到一个世纪的实践中造成了惊人的破坏，犯下了滔天大罪。据欧洲委员会估计，社会主义国家，在和平时期被迫害致死的人，总数在一亿以上，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人的总和还多，受到牵连的人，更是不计其计数。
赵紫阳对现实社会主义作了深入的回顾和思考之后认为，社会主义理想是好的，必须坚持；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残忍的，必须告别。这个结论道出了所有关怀人类未来的富有人道精神的人们的共同愿望。这个大胆而明智的观点，虽然无法挽回现实社会主义已经造成的灾难，毕竟可以给生活在这种制度下的人们，以及正在追求公平正义的人们一个警告：社会主义不能靠一次突击行动来实现，不能靠暴力革命和“专政”来实现。社会主义是“一个漫长的渐进的自然演变过程”。
十一、结束旧观念，开启社会主义新思维
社会主义是“一个漫长的渐进的自然演变过程”。这是赵紫阳思考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历史而形成的最重要的思想，他对“后社会主义”的探索，就是以此为基础的。
历来的社会主义，包括“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前提：认为社会主义是和旧社会相对立的新社会，只有和旧社会彻底决裂，才能建设新社会。“科学社会主义”更认为，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形态，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种必然性的根据，被认为存在于生产力的不可遏制的发展中。从这个观点出发，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在国内需要“推翻”、“打倒”、“专政”；在国际需要和资本主义进行势不两立的对抗和竞争。然而，历史发展的实际表明，这个观点的思想前提是错误的。
首先，生产力的发展并没有为这种“代替”提供根据。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其发展高度，绝对超出了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想像的高度。马克思时代是工业社会早期，现在已经是后工业社会，生产力水平早已不在一个量级上。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发达国家表现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迹象，更不用说“必然性”了。再则，原来被赋予担当社会变革重任的历史主体——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工人阶级，并未感到有这种变革的必要，而且它的规模和力量都在萎缩。相反，落后国家倒曾经一个又一个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说明，社会主义与生产力发展水平没有关系，所有现实社会主义，都不是因为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虽然没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公平正义的社会理想，却正在那里变为现实。考察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者，不管是王震这样的专制主义的社会主义者，还是胡绩伟这样的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因素”比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多得多。赵紫阳说：“马克思主义未能在社会主义国家开花结果；却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生根了。” 这说明，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理想，正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正在趋近的前景。社会主义理想不是通过推翻资本主义来实现，而是靠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因素”的逐渐积累来实现。这就是说，落后国家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先进国家不需要“实行”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是可以在某个历史阶段上“实行”的，而是在历史演变中逐步成为现实的。
赵紫阳关于社会主义是“一个漫长的渐进的自然演变过程”的命题，为上述两个“出人意料”的事实提供了理论根据。既然社会主义是这样一个演变过程，——在当代，当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演变，那就不发生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问题。资本主义经过长时期的发展，会逐渐改变自己的面貌，最终可能变成另一种社会。你可以把它叫做“社会主义”，也可以把它叫做别的什么，但它决不是被社会主义代替的，而是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主义因素”即公平正义的因素将逐渐积累，逐渐扩大。既然现在“社会主义因素”已经表现得非常强劲，那么，在资本主义未来的发展中，一定会有更多的积累、更大的发展。如果社会主义是这样一种情况，那么推翻、打倒、专政、对抗，就成为多余的事情了。赵紫阳这个思想，彻底结束了社会主义的旧观念，开启了社会主义的新思维。
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的替代物，而是作为前景，包含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之中。既然如此，社会主义理想还有没有意义呢？趋势是一种自发的历史过程，理想是自觉的选择，具有导向意义。社会主义理想，即公平正义的社会诉求，能够引领这种趋势发展得更快更好。同样是资本主义社会，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的西欧和北欧各国，与美国、日本等国相比，在社会保障、公平正义等诸多方面都要领先一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那里的社会民主党坚持奉行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这种社会政策旨在为社会公众，特别是弱势群体争取权利。
鉴于西欧尤其是北欧令人向往的社会状况，有人主张中国应该用民主社会主义代替现实社会主义。实际上，这是不现实的。今天西欧和北欧的社会民主党，和当年第二国际时期的社会民主党不同，他们并不追求和资本主义制度不同的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推行民主社会主义的政策。社会民主党上台或下台，这种社会政策的强化或弱化、实行或取消，肯定对社会的利益格局有影响，但并不改变他们国家的社会制度。社会民主党奉行的社会主义，是作为社会政策的社会主义，和共产党坚持的作为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完全是两码事。理论界的上述主张，在否定的意义上，在批判现实社会主义的意义上，有积极作用，但实际上没有可行性。社会民主党能够推行他们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是以民主制度的存在为前提的。现实社会主义实行的是“专政”制度。因此，无论在民主的意义上，还是在社会主义的意义上，民主社会主义都不可能在现实社会主义的土地上落脚。主张用民主社会主义代替现实社会主义的真正用意，无非是用民主制度代替专制制度。
赵紫阳从社会主义是“一个漫长的渐进的自然演变过程”出发，改变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给历来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划上了句号。“后社会主义”从社会主义中留下的，只是社会主义的本义，即公平正义的理想。这种理想，实际上是全人类共同的理想。它的根源，不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在经济类型，而在人类趋向自由平等的本性。但是，公平正义的实现程度，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有关，也和民主政治的发展水平有关。生产力发展水平越高，民主政治发展水平越高，公平正义实现的程度就越高。当然，永远不可能完全实现：理想本来就具有超越的意义，只能越来越趋近，不能完全实现。否则，后来人就无事可做，只能望着星空出神了。
传统社会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理论和实践，“后社会主义”是超意识形态的。如前所说，在“后社会主义”的理论架构中，判断社会的先进和落后，不再以社会制度例如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为标准，而是以一系列人文指标为标准：生态环境、人的素质、富裕程度，以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等社会差别、人均收入、社会公平，等等。赵紫阳的“后社会主义”提出的这一套新的社会进步指标，体现了高度的人文关怀：一切都以人的福祉为依归。在传统社会主义那里，人为制度而存在；在“后社会主义”这里，制度为人而存在。这是社会主义思想史上从未有过的一次大变革。
简而言之，“后社会主义”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它是一种新的社会政治理念。之所以在概念中还保有“社会主义”的字样，是因为它是从传统社会主义的解构和批判中转化而来的，同时，还保留了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理想，因而可以说，这是它出生的一个政治胎记。
十二、结语
“后社会主义”从制度上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祸害，从价值论上回归了公平正义的理想，并揭示了这种理想的人道主义本质，这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但是，“后社会主义”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尤其在实践上怎样从现实社会主义向“后社会主义”转变，还是一个未知的领域。赵紫阳对此做过一些思考，但基本上没有超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三十多年来改革的实践表明，“后社会主义”不可能通过这样的途径来实现，而必须另辟蹊径。
赵紫阳在政治思想上已经超越了马克思。他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与事实不符，“私有制也能为社会带来繁荣，这是马克思所没能预见到的，但这却是资本主义的实践所证明了的事实。而东欧的巨变，苏联的瓦解，实际上又是公有制的失败。所以，‘公有’、‘私有’的划分，不能作为社会主义形态与资本主义形态的标志了。” 马克思的学说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基础上的，如果承认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事实不符，那就意味着在政治思想上与他分道扬镳了。
但是，赵紫阳在哲学思想上，特别是在历史观上还没有越出马克思主义的藩篱。他时不时地用历史决定论的观点去观察和分析问题。例如，他一方面非常正确地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漫长的渐进的自然演变过程；另一方面却又常常以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为立论根据，去谈论社会发展阶段，谈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因而不免自相矛盾。所以，无论对现实社会主义的批判，还是对“后社会主义”的探索，都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在历史观上不能摆脱历史决定论的束缚，这是赵紫阳那一代人很难克服的局限性，不只是他一人而已。但是，和同代人相比，赵紫阳已经够先进的了，堪称我们时代的楷模。
（原题《论赵紫阳的后社会主义——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赵紫阳的道路》，香港晨钟书局2011年5月版。现经删节，收入作者：《趋势与选择：历史决定论批判》，香港东西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3年8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