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04月02日讯】（大纪元记者程静综合报导）大纪元获悉，北京佑安医院涉嫌非法买卖人体器官以牟取暴利，器官来源于法院提供的所谓“死刑犯”及监狱“ 暴死”的人，而中国器官移植链中，器官中介大量伪造“死刑犯判决书”和“亲属捐献志愿书”来漂白器官来源，这些所谓“死刑犯器官”其实是来源于众多身份不明的人。
另外，在中国社会很多“死刑犯”是被顶死的人，导致“死刑犯”真实身份来历不明；另外大量伪造的“死刑犯”证书背后被活体摘除器官者的真实身份也来历不明，再次掀开了中国器官移植产业黑链一角。
北京佑安医院活摘器官3天即找到器官 器官中介称“以后不会承认”
近日，一名消息人士向大纪元透露，他的一个亲属王林（化名）在北京佑安医院外科准备进行肝移植，一名外科医生找他说，如果等国家捐献器官进行手术，可能要等1至2年，但如果不想等，该医生可以找人从犯人身上取肝，但需要交30万人民币的费用。
王林表示，为了尽早手术，他们先后在医院交了80多万现金，其中有31万是直接给了那个找肝的人，没有任何手续，那个找肝的人也说以后不会承认的，之后，王林他们在3天内就做好了移植手术。
这个“手术医生”下来后还自豪的说，他是从一个20岁出头的河南小伙（死刑）犯身上取的，当时人还没死透，最后由医生割了脖子死的，所以效果相当好。
北京佑安医院创建于1956年，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暨第九临床医学院，卫生部三级甲等医院，卫生部全国传染病医师进修培训基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爱滋病临床医师培训基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治疗传染病及爱滋病基地。
非法器官买卖涉法院、或解放军302医院
消息人士还说，此后他从其他病人身上了解到，仅这一年可能就有100多人交了钱在佑安医院买了肝，做了手术，费用20至35万，全是现金。
据说购买器官的现金都是交给了一个称作“姚兵”的人（原302部队医院转业干部，现在在佑安医院工作），由他专门和各地肝源联系（河南，河北，东北等地），包括肾源。
佑安医院仅姚兵一人，每年就能通过法院执行庭的人取得300至400个左右的人体器官，每个人体器官能卖20至30万不等，总金额上亿元，在其周围已经形成一个团体，包括联系病人的，取肝的，收钱的和手术医生（包括部分医院主任）。
王林就是由一个联系人介绍到佑安医院的，还给了中间人1万元。通过病房发现其他病人也证实了相同的情况，据说还有些肝来自监狱“ 暴死”的人。
提供此消息的来源没有列明北京佑安医院发生此案的详细时间，事件发生在2009年-2011年间。中共各省市劳教所伙同中共政府医院和军方医院、器官黑道中介犯下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恶的高峰时间是2003年至2006年。但在2006年3月曝光后，中国很多机构并没有停止“活摘器官”及非法器官买卖。
“死刑犯”证书造假 被活摘器官者的身份来源不明
这个非法移植手术是由北京佑安医院实施，医院工作人员或“转业军队干部”姚兵提供器官，器官来自于法院执行庭提供的所谓“死刑犯”及“监狱暴死”的人；过程涉及医院、与军队有瓜葛的中介、法院。
但据中国《财经》杂志2012年9月10日曝光的被抓捕的案例中，器官中介提供的器官捐款者的死刑犯证书都是伪造的。也就是说，这些所谓的“死刑犯”的真实身份不明、人体来源不明。
德媒刊发中共活摘器官买卖事件
无独有偶，近日，德国一份很有影响的综合性文化杂志《时代周刊》也以 “按照订单杀人”为题报导，中共有关部门进行残酷的、非人性的器官交易，并详细介绍了死囚器官交易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和其他囚犯的器官的具体情况。
报导涉及到中共把死囚器官拿来给西方病人移植。而且这些所谓死囚器官，名义上按照中共的说法，是得到死囚自己本人的同意签字的。为此，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采访了来自中国四川、现在在北威州行政管理学院任教的政治学博士彭涛，他认为：“这当然是不可信的。”
中国的死囚是没有任何“人权”的，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关在监狱里，要拿你的“器官”或任何东西都是没商量的。
伪造“死刑犯判决书”和“亲属之间捐献志愿书”
这个非法移植器官产业黑链在中国媒体中已有曝光。2012年9月10日，中国《财经》杂志在题为《非法买卖51颗肾脏背后：器官由三甲医院洗白》的文章中，详细披露了一个叫郑伟的肾脏器官中介贩卖器官的黑幕，此文被中国新浪网、法新社等中外媒体广泛转载，引起轰动。
报导说，这个大陆最大一宗被公开起诉的非法买卖人体器官案，其中涉及51颗活体肾脏，金额逾1000万元，有16名被告，包括组织者、中介、掮客和医护人员，他们在全国卖肾网络的基础上，在“四级”专业团队的操作下，通过一家有资质的三甲医院，将“黑市”器官“洗白”。
30多岁的郑伟是这个团队的组织者。三年时间内，他从人体器官掮客成长为操盘手。他的“企业”是一家设在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山庄的“黑医院”。2012年2月底，因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郑伟及他的15名手下被海淀区检察院提起公诉。
郑伟自己创办了买卖肾脏的庞大网络。三年前（2009年），郑伟陪同患有肾病的亲戚来到位于北京西三环外的三甲医院看病，由此结识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叶林阳。记者通过百度查到，其中涉嫌作移植的医生“叶林阳”在解放军304医院和301医院工作。
此后，郑伟在北京海淀区颐和山庄设立“黑医院”，专门摘取器官，并卖给上述这家做移植手术的三甲正规医院。
期间，郑伟在QQ上遇到了“师傅”赵义，赵义后来将自己在广州一带做肾脏买卖的经验传授给了郑伟。郑伟问赵义，能不能找到死刑犯的肾脏。对方回答可以，但要遵守“行规”。
2010年5月至6月间，赵义发来短信，将犯人的配型告知郑伟。十多天后，赵义通知郑伟带上钱，去山东省一家地方法院。在死刑执行当天，法院工作人员刘军用工作证将郑伟带至后院，等待犯人被注射执行死刑。
“没有任何手续，连被处决犯人的个人情况都不能问。问了，刘军就不会再打电话过来。”被捕后，郑伟对警方回忆。案卷材料中并未披露刘军的具体职务以及对其的处理。郑伟先后买到了四具死刑犯尸体上的8颗肾脏，共支付给工作人员73万元，平均每颗肾脏9万余元。
山东法院工作人员刘军给他提供的8个死刑犯肾脏，依据行规，他不能问刘军任何问题。郑伟在等待执行现场上，还遇到等待肝脏、角膜等与之对应的掮客。
《财经》还透露，郑伟不法获得的51颗活体器官中，移植医院所需的“死刑犯判决书”、“死刑犯器官捐赠志愿书”、“亲属之间捐赠志愿书”都是伪造文件。
奇怪的是，这些伪造文件一点都没影响到北京这家三甲医院将这些非法获取的活摘器官移植到器官受体者身上。接受器官的军方304医院，其移植医生叶林阳也从不核对“死刑判决书和捐献证明”。互相心照不宣，显然知道“器官”是非法来源。
法轮功学员被用来顶替“死刑犯”内幕
问题是，这些活体器官既然不是来自死刑犯、亲属之间，又是谁提供了这些活体器官？这些事先已做好组织配型的“按照订单杀人”的活体器官提供者被关押在何处？
自1999年7月江泽民集团发动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后，在“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下，成千上万进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各地学员也遭到肆意绑架、关押和残害。江氏下达了对法轮功学员“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密令。陆续有消息传出，一些被非法劳教和居留的法轮功学员被用来顶替死刑犯，并被活摘器官。
据新纪元周刊报导，1999年底，一名法轮功学员因为出来为法轮功说几句公道话，被中共警察绑架，关押在北方一个看守所里。一个被判5年的同狱牢头透露，与他一起犯案的两人被判死刑，但“不是一宣判就马上拉出去枪毙，都有一个上诉期。在这期间，我们（黑社会）老大就跟看守所里讲好，用三百万买两条人命。看守所会去收容所里找两个没有身份（无真实姓名的临时被关押的收容者），这其中有不少法轮功学员，他们因上访被捕后等待遣送原籍，但因很多法轮功学员拒绝透露其姓名和原住地而暂时无法遣返被送入收容所，还有一些是流浪汉或乞丐、小偷等。
“劳教所要‘买人’时，一人几千或一万左右给收容所，收容所不一定知道看守所来要人干什么，反正收容所有的是人，有钱赚就行。然后带到看守所里关着，黑话叫养‘小肥羊’。等到要枪毙人的当天，把‘小肥羊’先叫到办公室里，给他打一针，‘小肥羊’就不会说话了，神智也不太清楚，但还会走路。武警到号房带被枪毙的人过来，迅速进办公室，把人调一下，带走到刑场枪毙的是‘小肥羊’。我们兄弟（被枪毙的人）在办公室里化装成警察，然后由真警察送到看守所外面，老大早就派车来接了。人一出来，马上派两个弟兄护送到南方去，换个姓名，换身份证等，给那里的黑社会老大做马仔。”
“那一百五十万一条人命，也不是看守所独吞。武警、检察官、法官等，只要有沾边的，大家都有份分钱。而且家属还有钱赚呢。”
牢头说：“家属也知道被枪毙的不是自己的亲人，是别人替的。家属来收尸的时候，已经跟医院讲好，把人身上的器官，只要能卖的，连眼角膜，全部都卖给医院，至少也能卖个几万元。”
器官移植数呈爆炸性增长 中共极力隐瞒真相
在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最初几年，大陆的器官移植数量呈蘑菇云的爆炸式膨胀。据中国大陆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到1999年到9年的六年中，约进行了一万八千五百例大器官移植，每年在三千例左右，但在2000年至05年之间，进行了超过六万五千起大器官移植，年移植数量飙升超过一万，增长率近百分之四百；据《中国日报》报导，仅2000年一年就进行了两万例。
据大赦国际估计，2000年至2005年这6年间，有四万一千五百宗移植手术的器官来源无法解释。然而到2007年，移植手术突然减少了一半，原因是中共迫于国际社会压力，不得已整顿移植市场而出现的结果。
2006年3月，一位化名安妮的女士对《大纪元》说：“我的一名家人参与了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手术。这给我们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痛苦”。这是《血腥的活摘器官》一书的引言开头。作者是加拿大资深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和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两位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两个大卫对这一骇人听闻的罪恶做了非常专业严谨的调查核实。
他们估计，2000年至2005年这6年间，器官移植数量比执行死刑数量多出四万一千五百起，其中大部分器官来自法轮功学员。
2012年9月12日，美国“捍卫民主基金会”研究员伊森‧古特曼（Ethan Gutmann）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 “中共摘取宗教和政治异见人士器官”听证会上，披露：1999年底，毛以后中共公安最大规模的镇压活动——灭绝法轮功，远远超过了对维族的镇压。据他估计，多达300万法轮功修炼人被劳教、劳改。在2008年奥运会前，有大约6万5千人在心脏还跳动着的时候被活摘器官。
而中共对此一直极力抵赖、狡辩，在国际质疑中国移植器官来源的巨大压力下不断变换说辞。2006年4月，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中国取死刑犯器官移植是谣言”。2012年2月，王立军事件爆发后，《京华时报》3月7日报导“卫生部：死囚器官是中国器官移植主要来源”。2013年3月5日《中国网》报导：“卫生部：两年后器官移植不再依赖死刑犯”等等。
大量法轮功学员被永久失踪
然而，中共掩盖不了的另一个残酷事实是，在迫害法轮功十三年来，每天都有大量的的法轮功学员被突然“失踪”，非法关押在各地的劳教所、拘留所等地，被迫害致死已高达几百万人，有的就永久失踪了。这些人到哪里去了？打开明慧网，被“失踪”的法轮功学员比比皆是。
明慧网3月15日报导，在1999年7月迫害发生后，有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他们被抓后为了避免中共株连迫害牵连到他人，大都不说姓名和住址，多人多年前上访，再没回来，也没有任何消息。如以下案例，让人质疑这些法轮功学员被作为中共活摘贩卖器官的供体资源。
据不完全统计，仅湖南省官方迫害的法轮功案例中，其中的失踪案就有：
1、李小英，女，43岁左右，郴州安仁县承坪乡新平大队下街组人，小个子，五官清秀，面容慈善。二零零一年元旦，李小英、李运花、李三发、王叶青等几人一起进京上访被抓，被遣返，由安仁县“六一零”、国保警察与承坪乡政府人员到北京押回。在火车上，李小英等人每两人被用同一副手铐铐着，铐在座位上。李小英与李运花两人铐在一起。李运花事后说：“当时我们都睡觉了，等我醒来的时候，李小英就不见了，另一个手铐是空的，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同车的人没有人说什么，从此以后再也没见过她的踪影，也不知道她是死是活。”
2、谢进平，女，50岁，衡阳市衡山县白果镇新民村顺利组人，二零零零年十月初三，谢进平等七位法轮功学员一起去北京上访，在北京下车就被抓，其余六人被抓后陆续回来，只有她一人一直下落不明，至今未归。
3、杨爱金，男，失踪时32岁，怀化市中方县锦溪乡人。二零零一年农历八月二十三日，杨爱金等三人去黔阳县万溪赶集，被绑架到万溪学校操场，被打伤后，三人在安江看守所关了一星期，又被本乡政府关了二十多天才放回家。杨爱金去海南打工。本乡政府陈克飞知道后，赶到海南，与海南“六一零”串通迫害杨爱金，要杨爱金三两天汇报。杨爱金在荒草地打坐炼功，被关押到当地文昌市公安局。至今下落不明、生死未知。
4、李治邦，男，当年62岁，岳阳平江县余坪乡黄管村人。二零零零年农历十二月初五晚，李治邦一人步行进京上访，音讯全无。当地法轮功学员多次找乡政府询问，无人理睬，反遭谩骂。
5、刘贤春，男，40多岁，岳阳云溪乡桃林村罗家坡人。刘贤春三次到北京上访，第一次被非法关押后遣回原住地；第二次被打得头破血流，头上缠满了纱布；第三次，二零零零年到北京上访，再没回来，至今音讯全无。
6、许立新，42岁，原沅江市人，后住长沙市，多年前离家上访，从此杳无音讯。
7、邓世英，女，63岁，一九九七年修炼法轮功。二零零一年十月去北京上访，在宁乡被关押十五天。二零零二年二月再次去北京上访后，至今下落不明。
8、谢润年，女，原是株洲东区医院医师，二零零零年到北京上访后，再没她的任何信息。
9、熊之瑛，女，40多岁，常德澧县道河乡人，婚后随军到长春，于二零零一年进京上访至今下落不明。此期间通过寻人启事、电视广告到处找遍仍杳无音讯。
10、邹柘凤（音），女，当年25岁左右，家住郴州资兴团结乡并泥村。父亲邹甲雄，六十多岁，某砖厂退休工人。邹柘凤排行老大，下有三个妹妹，一个弟弟。大约二零零零年，邹柘凤去北京上访未归，至今杳无音讯。
11、吴红文，男，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出生，家住湖南省委大院内。一九九九年七月，吴红文因去省政府上访被拘留四十八小时。二零零零年元旦前后，吴红文到北京上访，又被关在长沙市第三看守所十五天。从看守所回家当天，蓉园派出所警察就上门逼他写“书面汇报”。派出所、居委会还强迫吴红文的父母严密监视他，不许外出……被逼无奈，吴红文于第二天、年三十前一天离家。至今下落不明。
12、何云峰，36岁，家住邵阳市江北制伞总厂家属楼，以画画为生。二零零七年被绑架至洗脑班，因拒绝“转化”而被劳教一年半，在新开铺劳教所又被加教三个月，于二零零九年七月六日解教回家。不久，九月二十日清晨，邵阳公安数十人将何云峰从家中劫持到洗脑班关了十多天。何云峰后来离家，音讯全无，生死未卜。
13、谢满娥，女，四十多岁，原系长沙冶金机械厂职工。一九九五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一九九九年七月后，曾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二零零一年被非法关押在白马垅劳教所。二零零二年失踪，下落不明。
14、王建华，男，30岁左右，娄底涟源市甘溪乡塘溪村人，在上高中时开始修炼，在北京邮电大学就读时，因在网上讲真相而遭迫害，大学没毕业。被非法判刑三年，关押在津市监狱，遭到酷刑迫害，被打毒针。二零一二年七月二十日期满回家时，王建华已精神失常。回家后第二天离开家，再也没回来，至今音讯全无。
15、杨有元，女，60多岁，怀化中方县新路河乡人。二零零零年六月，杨有元被劳教一年，加教一年，关在白马□劳教所，被劫持到株洲市精神病院，注射破坏中枢的神经药物，致使杨有元反应迟钝。零三年五月至七月间，杨有元四次被绑架，遭恶警毒打、监控。恶徒们对杨有云叫嚣：“我们一定要把你搞死，至少要打残为止，看你还怎么走路、讲真相”。杨有元被迫离家，至今下落不明。
16、董富云，女，70多岁，退休后独自一人住在常德市水运局宿舍。二零零五年因讲真相被劫持到常德市青峰煤矿招待所洗脑班迫害。出来不久，突然失踪。零五年十二月四日早晨，邻居发现董富云家房门大敞四开，屋里一片狼藉，人不见踪影，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董富云儿女四处寻找，至今杳无音讯。
17、刘六妹，女，30多岁，裁缝师，怀化辰溪县人。二零零二年被关在看守所期间，遭县公安局国保大队余庆长、谢开基毒打，用铁钳打脚，并抓住她的头发狠狠地往墙上撞。刘六妹倒在地上痛苦万分，头部受重伤。几天无法进食，上厕所都得靠别人抬着去。刘六妹被劫持到白马垅劳教所后，情况急剧恶化，她经常难受地抱着头，疼痛难忍，渐渐精神失常。后在被警察送回家的路上走脱，从此下落不明。
18、叶金惠，女，64岁，常德人。二零零一年上半年被常德市城西办事处绑架到洗脑班迫害半年。此后，派出所、国保不断骚扰。叶金惠于二零零五年下半年被迫出走，至今未归。
19、谭四英，女，约30岁，茶陵县高陇镇长兴村三组人，于二零零二年正月十六日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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