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4年06月01日讯】《九评共产党》发表十年了，中共至今不敢提《九评》一个字，这恰好证明《九评》击中了中共的要害，点到了中共的死穴。看了《九评》后，自然联想到我家三代人被中共迫害的经历，越发觉得《九评》说的那么真实，道理讲的那么清楚，把中共揭露得十分透彻。
土改时外公的地被分了、家被抄了、粮食没了，母亲讨饭
文革中，老百姓都得挂毛魔头的像，吃饭前先背毛语录，天天弄一帮老百姓在大街上跳“忠字舞”，大会小会上举着拳头站在毛魔头象前搞“三忠于”宣誓，就连学校的学生都得这样做。我家也挂了一张毛魔头在天安门向红卫兵招手的像。有一天外公来我家，吃饭时外公说：你看那老毛头，他要死了，他都伸巴掌了。
当时我想外公怎么这么恨毛呀？后来听母亲说，土改那年给外公定了个地主成分，弄到农会斗争。把外公的地分了、家抄了、粮食都抄走，家里没的吃。没办法，母亲只好跟着邻近的一位大婶去要饭，头一天出去的时候走了大半天，啥也没要着，饿的都走不动了，又来到一家，这家人正在烙黏糊勺，邻近大婶说；给这孩子一个黏糊勺吧，这孩子饿一天没吃东西，饿的都走不动了，这家妇女就是不给，怎么商量也没给，母亲说到这眼睛都湿润了。
后来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外公只好把母亲卖给了爸爸家，换回点粮食，这才渡过难关，母亲说外公的地是一家人辛勤劳动，靠双手开荒开出来的，就这样让恶党白白抢去了。
父亲“上一天班挣不了两个鸡蛋钱”的反党言论
“大跃进”时，爷爷养了一头猪，父亲给杀了，把肉卖了，让县里干部知道了，说国家有政策，不允许个人杀猪卖肉，得卖给国家。父亲和爷爷说了不少好话，被他们罚了三十元钱，才算了事。中共把老百姓管制到什么程度了？自家产的也不准你卖，卖就是投机倒把，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挨批斗。
父亲在“大跃进”时说，上一天班挣不了两个鸡蛋钱，这都被定为罪状，上纲上线，是“反党，反革命言论”，大帽子就扣上，“把你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恶党搞株连，株连下一代。那些被定为四类分子的人，儿女就被定为黑五类，上大学、参军、招工都没他们的份。找对像要看成分，有的连媳妇都娶不上。
有的是地，但荒着不让种。有人偷着种了，叫他们发现了，就得挨批斗，说你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吃二茬苦，遭二茬罪。给人洗脑，欺骗百姓。动不动就找个人，做忆苦思甜报告，还弄一锅米糠，就是猪食料掺上些菜叶子，叫人去吃忆苦饭。说过去地主，资本家怎么剥削啊，穷人怎么吃不饱，穿不暖呐，吃糠咽菜。颠倒黑白。
有人偷着种的地，玉米苗都快一人来高了，他们领一帮人拿镰刀都给削了。生产队地荒的草比苗都高，社员到地头一坐，也不铲地，就是开批判会，说什么“宁可要社会主义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中共恶党把老百姓愚迷成什么样了。更恶的是：老百姓家房前屋后种的果树，都给砍了，说是割资本主义的“尾巴”。
就这样还得交公粮。有的生产队社员干一年，没挣到钱还得倒找钱。收任务猪、任务鸡、任务蛋、任务牛、任务羊，毛驴子都收。人都没吃的哪来的饲料养这些东西呀，有的人家养几只鸡鸭，蛋刚下来还热乎乎的，就被人搜走了，连自家孩子都吃不着。羊羔还没断奶呢，就顶数交任务了，真叫斩尽杀绝。他们给老百姓的价格都是很低的，举几个实际例子，一个鸡蛋偷着卖，能卖五角，他们收购一斤鸡蛋七角钱。老百姓被政府扒几层皮。小到一个鸡蛋、大到一亩土地，出自一则。现在就一个小县城，政府从开发商手里，一亩得六十万，而到百姓手里就十二、三万。强买强卖、强拆强占，百姓上告申冤，劫访打你，关你大牢。
文革时到处批斗、打人、折磨人
文革时，我们学校的女校长被批斗，叫她儿子批判他妈，儿子不批，有个男老师上去就是两大耳光，那她儿子眼睛都打斜了，还给那男孩脖子挂上一块黑板，上边写着“狗崽子”。后来那个打人的男老师瞎了一只眼。
也是在文革时，我同学的爸爸被人用滑轮吊在房梁上，手一拉绳子就吊上去，手一松就掉下来，吊上去就挨批挨骂，落下来就挨打。有人拿胶皮管子打，还有人打兴趣了，把皮裤腰带抽下来，一手提溜裤子，一手拿裤腰带抽人，递纸条上面写上让谁谁打，让他自己念，念到谁这个人就得打他。
文革期间到处腥风血雨。有位当会计的被批斗，他们逼他儿子批判他爹，逼儿子跟老子划清界线。那会计被戴着纸糊的大尖帽游街，边走还喊：“我有罪，我是牛鬼蛇神。”其中有一人受不了了，喝毒药自杀，没死了。说他是畏罪自杀，就又被拉出去斗一圈。
文革中父亲被逼死了
文革没想到这迫害也落在我们家头上。有一天文革小组的人，来我们家翻了个底朝天！那时谁家都穷，本来就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母亲买点毛线准备给父亲织件毛衣，还没等织呢，叫他们抄走了；母亲用家里几口人的布票买点布，准备给孩子缝几件换季衣服，还没等做呢，也被他们抄走了，一天被抄了两次家。第二天又来翻，实在没啥拿的，把我们家准备修房子的木料抄走了，跟土匪一样！父亲被带到离我家35里外的公社，在一个黑屋子里反省，晚上斗他人，让父亲陪斗；批判别人，罚父亲跪砖头。不许父亲和家人见面。后来父亲承受不住病倒了，身体垮了，才放回家。
有一天晚上十点多钟，文革小组的好几个人闯到我们家，我们姊妹都睡着了，我被说话声吵醒，就听文革小组的人说：“你把问题交待清楚！”父亲说：“欠钱的还钱，欠命的还命，我不欠你们的钱，也不欠你们的命。”说完父亲已经气得不行了，那帮人不管父亲死活就走了。没几天，父亲就死了。我知道，父亲是被他们活活逼死的。
父亲临终前，给我讲了个故事，说古时候有个人叫窦尔墩，父亲被奸人所害，他怎么样替父亲申冤。我想父亲是在点我，让我替他申冤吧。
那时我恨透了整我父亲的那些人，看完《九评》，我明白了共产党是祸根。那些个打手们，只不过是被恶党利用的工具而已。共产党杀了人，抓几个垫背的，再收买人心。给你平反，它摇身一变，又变得“伟光正”，再让你感激它。为了父亲生前的夙愿，我今天把父亲的冤屈写出来，也是为了让大家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
父亲走后的日子更苦了
父亲去世时才42岁。出殡的那天，是阴历十月二十日，天降大雪，父亲死得冤啊！那年我16岁，大弟弟10岁，我俩借生产队的马车把父亲送到30里以外的老坟。回到家里那凄惨的情景，令我至今难忘。爷爷奶奶哭成了泪人。我们七个孩子，最小的六个月。北风从房顶往屋里灌，冷飕飕，凄风苦雨。三间草房，中间那间上盖北坡二梁断了，修房子的木料被抄走了，没钱没力修补，那真是爹倒房塌啊！
爷爷奶奶无人养，
孤儿寡母无人怜，
亲朋好友不靠前，
都是害怕受牵连。
自从父亲被批斗，爷爷奶奶成天提心吊胆。本来他们就有病，父亲的死对他们的打击太大了，父亲去世一个月，奶奶也去世了。之后没多长时间，爷爷也走了。
剩下母亲带着我们姊妹七个，孤儿寡母的日子可想而知，比一般人家都艰难。我是大姐，就不能上学了，成了家里主要劳动力，打零工挣点钱，帮助母亲养家糊口度日。家人经常被人欺负。有一次二妹上粮店买粮挤碰着人了，人家堵在我家门口骂了一天。妈妈领着弟弟妹妹都没敢出屋，那时我见人都发畏，养成了胆小怕事，不爱说话的性格，参加工作戒备心很强，老是提防着别人，怕被别人整。
家里姊妹多生活困难，母亲在五七队铲地，中午别人都回家吃饭，母亲不回家在地里捡点铲掉的野菜吃。有一天和母亲一起干活的人，吃完午饭回去，看见母亲饿昏在地里，用自行车把母亲推回家，邻居给了半小盆饭米汤，给母亲喝了，母亲才好过来。母亲是省粮给孩子吃，中午才不回家吃饭。
为了修房子，秋后山上的草黄了，我和大弟弟大妹妹拉着人力车上山，割杉房草。河水都结冰了，硬是光脚趟河把草拉回家。我们什么苦活都干过。后来参加工作抬盐袋子、毂轳大采菜油桶（每桶油三百六十斤），每麻袋盐都二百三十斤左右，俩人用绳子把盐袋套好再把绳子套杠子上上肩。那时我岁数小有点抬不动，一抬一使劲脸憋得通红，全身的血都往头上涌，抬起来，赶着走，赶着打晃，抬不动也得抬啊！弟弟妹妹等着我挣钱吃饭呢。那时我累伤了，得了不少病，一到冬天就爱咳嗽，后背疼、肚子疼、胃疼。从膝盖到脚总是冰凉，感觉直冒凉风。妈妈总得给我拔火罐。夏天低血压，手脚发烧，蹲下起来就忽悠一下，直迷糊，严重了就打点葡萄糖。
母亲为了把我们兄弟姊妹养大，37岁守寡没改嫁。我帮母亲撑这个家，我们母女吃了数不清的苦。那年深秋粮库盖备战仓库，垒大囤子装粮食，泥水都冻冰碴了，我去做临时工，把和好的泥用手抹在稻草上、再拧紧，往大囤子上一圈一圈地垒，每个大囤子都好几米高。一开始还感觉冻手，后来就麻木了，不觉得冻了。每天这样干，两只手都裂开大口子，冒血筋。人家一天挣一元五角七分钱，我一天挣一元三角二分钱，我是个女孩子就当男孩子用，冬天割柴火、夏天铲地、抹墙、掏炕、盖仓房、盖猪圈等。
好不容易把弟弟妹妹都拉扯大了，日子刚好过点儿，母亲去世了。母亲一天福也没享着，就这样走了。
我修炼法轮功做好人遭迫害
庆幸我得了法轮大法，走上了一条返本归真的路。因为坚持修炼大法做好人，我被绑架四次，被抄家，遭到酷刑，被恶警拳打脚踢。恶警一打一边说：“江泽民叫我们干的，打死你们白打死，算自杀！”劈腿、灌酒，戴手铐、脚镣子，家人被勒索。这些都没能让我屈服恶党而放弃修炼大法。特别是看完《九评共产党》，我进一步看清了中共邪恶本质，《九评》把中共老底揭穿了，扒下了中共的画皮。
中共篡权六十多年，我家三辈人辈辈遭迫害，而这正是亿万中国人苦难的写照。中共是万恶之源，贵州“藏字石”上“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大字，天机大显，神已经宣判了中共邪党灭亡的命运。我真心劝告每个中国人，请“三退”自救，顺天意而行，这是光明的选择。
（文章来源：明慧网， 责任编辑：杜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