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4年08月11日讯】在江西井冈山地区被国民政府围剿后的赤色匪帮，大逃亡时本已经是图穷末路。西安事变及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1937年7月22日，中共于是发表了《共赴国难宣言》，“中共中央再郑重向全国宣言”：愿意为实现三民主义奋斗；取消推翻国民党的暴动政策；取消苏维埃政府；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所管辖。8月22日，蒋中正正式任命共军领袖朱德、彭怀德二人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原共党红军）的正、副总指挥。然而中共此《共赴国难宣言》其实只是一个幌子，一个为“统一战线”计划所下的一步棋。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要在推翻国民党、夺取中国政权的一切行动上，披上一件“合法”、而且“感人”的外袍。所以虽然中共表面愿意接受蒋中正的指挥，但是实际上却仍然是遵循着毛泽东的指示来行动。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开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允许建立“陕甘宁边区政府”与“晋察冀边区政府”；延揽毛泽东、周恩来、等七位中共重要高阶层份子为国民参政员，并任周恩来为军委会政治部副主任；允许中共于重庆创办新华日报，亦允许共军于重庆、成都、西安等地设办事处。国共两党合作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使中共得以死里逃生。
这样的一个契机，中共在皖南芜湖及江苏广大的地区开始了它发展壮大的全过程。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作了《对新四军进行游击战的指示》，指出：“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域，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
抗战时期皖南的宣城、当涂、芜湖地区主要包括宣城的金保圩和狸头桥，当涂的大官圩，芜湖万春圩，以及郎溪、高淳的边缘地带。这里是苏南、皖南两地区的侧翼。抗战爆发，国府南京和芜湖相继沦陷后，笔者家乡的这片区域日伪统治也出现一度相当薄弱的情形，这成为了中共必争之地！民国27年(1938)5月11日夜，新四军先遣支队在粟裕司令员率领下，抵达宣城北境，12日经笔者家乡一带的东门渡、裘公渡、杨泗渡、横岗桥抵雁翅，13日晚离宣城经高淳赴苏南。6月2日，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率部途宿宣城北乡东门渡(1971年划属芜湖县辖)，次日率部抵达狸桥镇，听取粟裕关于江南行动报告后离宣城赴苏南。6月中旬，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进驻宣城北水阳地区。6月下旬，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陈毅等人，由泾县云岭赴苏北途经宣城北乡金宝圩作暂短驻留。7月上旬经狸桥过小南湖赴高淳。6月下旬，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来宣城采访，并对城区抗日军民发表演说。此外中共高员彭冲，谭震林等人均曾经在这里活动过。
赤脚穿草鞋，
踮脚望着鬼子来。
参军要参新四军，
“大五”票子崭崭新。
穿的是绸，吃的是油!
打起战来不要头……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受“四爷”的极度诱惑，我的爷爷当时也加入了那个党，那样的武装力量。为了探究这段历史，笔者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和少数尚健在的亲历者多次交谈过。翻开这本中共党史——中共芜湖地方史资料丛书抗日战争专辑《中江烽火》，透过浓烈的党文化语言，通篇充斥着流寇行径，权谋与诡计，其中也不乏自相矛盾之处。中共政权出尔反尔、不仁不义之流氓本质暴露无遗。
关于我爷爷的故事见诸该书p154——155页，大致有过这样简略的记载“一九四零年秋……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对我军的限制，磨擦事件不断发生。九月国民党一0八师伙同当涂县常备队，以四、五百人的兵力，向我宣芜当独立游击大队发起攻击，制造了‘金宝圩事件’使我军遭受很大损失，……等人英勇牺牲，宣芜当中心县委及其下属组织均遭破坏”。“一九四一年在‘金宝圩事件’隐蔽下来的……等秘密进行联系，继续进行党的地下活动，并与皖南特委取得联系，九月……皖南特委派……重建了金宝圩被破坏的宣芜当工委……恢复了党的基层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斗争”。一九四二年三月……根据皖南特委指示，将芜湖从这个工委中划出，改为宣当工委，属苏南区党委领导。并以大官圩为中心，向金宝圩一带发展，将大官圩党组织化为东南、东北两个区。其中横岗桥特区……”。我的爷爷就是在此时刻、此背景下加入红色共产组织的，该书此页赫然记载着“丁埂支部，书记刘国珍”（应为：刘国祯。笔者注）
民国时期，我的祖宅就已经在青弋江支流的南岸边，依江堤而坐落。老宅房屋的后面就是滚滚的赵家河，借助一叶扁舟，河流就可以使人们很便利地到达水阳江、月亮湖、清水河、芜湖长江的每一段以及江苏的广大区域。而老宅前面则又是开阔平坦的圩田，纵横交错的湖岛水道、荒滩湿地又连接通往宣城方向的新丰、九连山、敬亭山、和稍远些的广德、浙江方向。如果沿着江堤徒步而行则往往又能交叉到达各个不同的地方。
民国三十年间笔者祖居的宣城永安乡四社（即现在的芜湖县黄池横岗桥社区永兴行政村）来了一位身材矮小、癞痢秃头、其貌不扬的外乡人。起先乡民们只见这位外乡人经常肩挑本地各色土特产，一个小商贩就这样时常往返于各村间。不久，这位1918年8月出生于芜湖县火龙岗镇三联村（原善瑞乡沈村）贫寒农家，在兄弟6人中排行第5（另有两个姐姐），只读过3年私塾，名叫陶大本的外乡人并在笔者祖居的查定圩大荒田处干起了养鹅放鸭子的“营生”，通常也会在江河湖汊内从事一种在笔者家乡叫做“放绞丝网”的小渔事。家处水乡泽国，我的爷爷是长江、河道里一位出了名的捕鱼老手，一年中都会有很多的时间用于渔事。据笔者八十五岁高龄尚健在的老共产党员伯父回叙，早早晚晚这位外乡人都会主动和气地跟我的爷爷打声招呼、叫声“老刘”，就这样“不经意间”他们从相遇到相识、相交。乃至这位担任了中共地下党的领导职务的外乡人陶大本将我的爷爷和其他一些人一起“积极发展党的地下组织，配合新四军在江南的抗日行动。三年内战前夕，为配合共军渡江，发动群众抗丁、抗夫、抗粮，收缴国民党的物资，拦截国民党军队溃逃时偷运的粮食、衣物和枪支弹药”。
还在很小的时候，我就从乡里老人们的言谈中得知爷爷的故事。今天即便在翔实的史料面前，老人们叙述的情形基本上也是符合历史的，都有一个比较清楚的大时代脉络。
一九三八年五月中共新四军先遣队司令员粟裕经过笔者家乡“挺进”苏南“实施战略侦察”后的同年七月， 新四军二支队以及三支队六团先后到达宣（城）当（涂）芜（湖）地区。三支队六团派民运股长顾节鼎到金宝圩开辟工作，以金宝圩和查定圩（即笔者祖居地）为中心，一直活跃到芜湖县的清水河、黄池一带。顾节鼎在笔者祖居地查定圩的横岗桥、朱山、周村湖、南阳、陡门口、大屋基一带活动。
三支队六团民运股长顾节鼎，中共建政后改名顾鸿——即原江苏省长、中共高员顾秀莲的父亲。这位1955年被中共军委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又被中共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的“开国老将军”，原本是芜湖对江庐江县戴桥乡戴桥村人，抗日后期日寇溃退时其家族父母皆迁至到和笔者相邻不远的“北湖里”圩口，安家即现在的芜湖清水河排灌站附近 。笔者的村子里至今仍有其宗亲家族，与笔者家相隔不到一里路程的南洋圩“大屋基”村现今仍生活有其同宗同辈的老人。
民国的二十七年后的一段时期，中共新四军三支队六团民运股长顾节鼎和他的父亲常常来笔者祖居地查定圩的横岗桥、朱山、周村湖、南阳、陡门口、大屋基一带“唠本家”。横岗桥位于芜湖县北部，东与宣城金宝圩隔河相望，南与九十殿、赵桥毗邻，西连赵家河与咸保、保丰相对，北与当涂县黄池镇隔江相连。抗日战争时期，横岗桥地区是日寇和汪伪统治薄弱地区，却是共党组织在查定圩、咸定圩“开展革命活动”的中心，中共皖南特委与新四军六师、七师的地下联络交通站就建在南洋圩大屋基（现永兴村），站长艾立富。“金宝圩事件”发生后（国民政府无法容忍的是，毛泽东对国民政府发表共赴国难宣言，对内却坚持要求部下“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由于急剧扩张自己地盘而与国民政府军发生冲突，最终导皖南事变。所谓的“金宝圩事件”实际是皖南事变的前兆），共党宣当芜中心县委及其下属组织先后遭到国民政府查获，查定圩一带共党组织活动由公开转入地下。1942年7月，根据中共皖南特委指示，随后在南洋大屋基建立地下联络总站。其中在咸定圩建立了交通分站，这标志着共党宣当芜工委与皖南特委和苏南区党委的秘密交通联系全部打通。共党后又在查定圩、咸定圩成立了以横岗桥为中心的特区委。特区委领导8个支部（我的爷爷既是这8个支部中的一个支部书记），其党徒发展到90多人。1943年春，特委加强了交通等工作。
中共于“国共合作、统一抗日”的这段时期内在皖南的宣城、芜湖、当涂地区共发展了600——800名党徒。不但笔者对“最初他们是有哪里派来的？”这样的问题疑惑不解，即使体制内搞党史的人一度也不知道这些情况！或许《彭冲同志谈当芜工委的建立》一文可以解答类似的疑问者：“当时江南的地方党组织，是在部队的帮助下发展起来的。没有部队作依靠，派干部发展地方党是建立不起来的。有些搞党史的人不知道这些情况，总是问我是哪里派来的，当时地方党是离不开部队。他们不知道新区的群众是靠军队，然后有地方党。依据我们的老传统，军队政治部，带有半政权性质，有权出布告，派党委。”。“工作组就是军政治部民运股，民运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培养地方干部，特别是服务团民运股要帮助地方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部队在哪里就职哪里发展党员。那时每个部队都有民运组”，“开头都是部队在那里发展党员，发展了再交给县委、区委，建立党的组织。不一定有区委，工作开展以后才建立区委，再继续发展党员”。彭冲的这段话事实上已经再清楚不过地解释了“枪杆子与政权”的关系——即先有枪杆子后有政权，对应了共产暴力的本质特征！
在“国共合作、统一抗日”的这段时期内，宣芜当地区共产暴力活动藉以“革命、抗日”的名义较之以前有很大程度的提高和增加。 其行为无一不充满极度的血腥和暴烈： 勾结“兔子队”（民国时期笔者家乡一种地方小股的贼匪）绑架勒索地方的乡绅富家；冲抄国民政府的地方乡公所抢夺枪支及财物 ；杀害国民政府的官员和家属；张贴布告“除汉奸”、广发宣言；散布各种不利于国府战略的谣言并嫁祸于国府国军；发行货币征收“公粮公草”提供给共党新四军，扰乱国府和社会经济程序； 游击国军部队；罢工、罢市、减租、抢粮；为新四军搜集政治军事情报提供粮秣、向导、宣传、运输等多方面的支持.……各种非法不义行径由于篇幅的限制笔者不展开详叙。总之共党以发展壮大其组织和武装力量为根本目的，以便为日后能和国民党开战抢夺政权聚集本钱！
中共“解放前的革命时期”我爷爷最大的“革命业绩和功劳”可能要算是营救了皖南特委南芜宣县委组织部长阮致中和宣传部长刘碧波夫妇了。阮致中(化名：王佐)，这位1911年7月出生1938年9月加入中共的安徽铜陵县人其夫人刘碧波则是芜湖南陵弋江镇人。1941年6月中共皖南特委派阮致中、刘碧波来到芜开展地下工作。阮进入市区后通过关系在商人吴成文的杂货店以做生意和管账为幌子，进行地下活动、发展党徒。刘碧波则协助阮工作，又与阮致中以工人身份混入芜湖裕中纱厂，在厂内以“拜兄弟、结姐妹”方式联络、组织发动工人，发展党徒。阮致中、刘碧波等人还同时在芜湖市区建立情报站、交通站，开设碱厂和粮行，为新四军搜集政治军事情报，接应、护送经过芜湖的党员干部，为新四军采购医药、电讯器材、炸药等军用物资。
根据笔者现年八十五岁高龄的老共产党员伯父的回叙， 大约在1946——1947年的农历八月间（乡下收割中稻的季节），阮致中、刘碧波夫妇带着周岁的孩子、奶妈、警卫员曹根木四人，夜晚时分有芜湖市区到达我爷爷家，他们一行计划是要经由查定圩的横岗去宣城金宝圩的杨泗镇，再转去江苏新四军部。伯父的回叙连一些细节都很清晰：如这对夫妇当时是随带有二斤白糖、一盒听装带鱼……。我曾经启发性地问伯父：“他们真的是对夫妻？还是化妆成革命夫妻的？”伯父的回答说看这对男女神态情形可以确定是真夫妻。因为笔者所能获取的信息条件受限，自己现在还不能确定“这对夫妻”究竟怎样。当我试图问伯父这对夫妇等四人的口音和以及和爷爷“谈革命工作、任务”的更多内容时，伯父哑然一笑：“我也只在里间偷听一点点，他们谈话也避着我呀！”。这符合中共“当时，党的组织同党员的联系，多半在夜间进行，而其还大部分在野外或暗室，党组织负责人向党员交代任务，了解情况，以及召开党的会议，身上都不带文件和材料，以防不测”这种地下活动的习惯做法。
这个故事的精彩之处在于后面发生了颇为惊险的变故：在我爷爷和他们谈话的中途，阮致中、刘碧波夫妇的警卫员曹根木却突然离开了我爷爷家，这引起了这对夫妇的高度警觉和惶恐。据伯父说这对夫妇当时的判断是小年轻的警卫员曹根木出去给“兔子队”通风报信了，因为这对夫妇身上是携带有枪支的。于是我爷爷并以极快的速度将其一行中的三人藏匿于老宅前三百米外田中的一个草垛里。少顷警卫员曹根木又回转问我爷爷“他们哪里去了？”，爷爷回答：“你前脚走，他们后脚也走了！”这段“谁是叛徒”的公案在芜湖地方党残酷斗争的1963年时，“上面”还带阮和曹二人到我爷爷家详细询问、核对当时的情况，那时爷爷因为风湿瘫痪已经言语不太清晰，却还手指曹根木说：“就是这个小鬼坏……！”随即曹被带出不再允许旁听上面来人和爷爷的谈话内容。曹根木的一种说法是他自己去了和我爷爷家相隔一里多地外的新四军六师、七师的地下联络交通站找站长艾立富了？？
按照中共“打江山、坐江山”的政治逻辑，我的爷爷在中共篡政窃国后是被任命做过农会主席的。那时的农会主席个人是可以拥有枪支的，枪随人走。父亲也曾经谈到过在某年的春季插秧时节他们曾经拨弄爷爷的枪支并且走火，险些酿出人命！事实上我爷爷在担任农会主席后不久并转去了“堤工会”，原因是“穷农会、富堤会”。那时的农会干部是不发工资的，而相当于“水利建设委员会”的堤工会是发放工资的，看来笔者的爷爷真的是曾经拿过共币的！这难道就是爷爷“抛头颅洒热血一般地闹革命”的个人利益诉求？？
……历史的天空虽然浩瀚却也并非无迹可寻。笔者审视家乡和爷爷同期加入共产“闹革命”的那些人，他们具有的共同的特点是“无产、无知、无情、无法、无德、无美、无赖”——譬如笔者的爷爷就大字不识一个！，真正的乡绅大户、书香门第出身的大都投身去了国民政府！当笔者对中共政权来源的合法性质疑、对共产制度厌恶之初时，我在和见证过这段历史的尚健在的那些老者交谈中，常常试图更详细地了解我爷爷的一些具体而生动的故事情节，我问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们那个时候真的盼望共产党和他们的军队来解放自己啊？”谈兴正浓的他们这时候言语间却又总会闪烁其词！笔者家乡流传着这样一件很久的事情：与我一田之隔的北埂村老人谢荣贵的父亲生前属贫寒农家，民国38年共军“大兵渡江”占领笔者家乡的那天是农历三月二十六日，共军随即对社会实行全面军管。乡人谢荣贵过世了的父亲曾经在田埂边放牧，因为牧牛偷食稻禾嫩苗老人家并用鞭子管教牲畜，没有想到的是这畜生偏偏用犄角顶撞主人。于是老人家愤而用鞭子抽打牧牛，嘴里用那种江北佬的口音不断地骂道：“侬妈的！你就像解放军一样不讲理！”。恰巧的是此时正好有一位穿军装的共军军管干部路过，军管干部停下打探老人姓名、家庭住处……。这就是中共口口声声所说的“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给予了自己执政地位”！
……然而红障蔽眼，青史成灰，一度却把故国忘却!宣传“万恶的旧社会”“反动的国民党统治”。史德的败坏必然造成人心的败坏！受红魔黄俄的蒙骗、挑拨、教唆，一度使大陆沦陷区的人民成为集体斯德哥尔摩症侯病患。皓首苍颜，慨然喟叹，难道不会百感交集！中华民国——我们曾经的那个国家，虽然她有苦难和纷飞的战火；但是她有自由的空间，有公义和爱的良恭俭让，有各种社会团体生存和发展的足够的空间，有社会进步的动力，第一共和魅力无穷。
……回望历史，恍如时空错位，曾经“革命先烈们”抛头颅洒热血打来的红色江山于当初誓言里所勾勒的图画原本就是面目皆非！失去自由的精神和人性的光辉，红色的天空涂满了谎言：罪人变成了恩人；灾星变成了救星；贼寇变换成正义；地狱幻化成天堂！如果人类历史是浩渺的银河，那么我们这一代人是暗淡无光的！回望这个大千世界，有几个民族如同我们这样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做那无谓的纷争、仇恨、杀戮、排他……我们似乎还是未开化的野蛮人？
六十五年，三民主义和马列共产之争早已经有了清晰的答案！历史给大陆人民上了悲剧性的一课：引入马列，引入共产，迎合共产，臣服于共产！一个海峡，两种制度，当初的对与错、是与非，时间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一个是亚洲民主的样板，一个是这个世界上共产专制最后的壁垒！一边是人民自由心灵的家园，一边是倍受奴役的动物庄园；一个已经融入了人类主流文明、受世界各国人民普遍欢迎；一个却在逆时代潮流而动、逆普世价值而动！六十五年，一边在吸收世界先进文明，保留我固有优良传统；一边早已礼崩乐坏沦为禽兽之邦，流祸世界！共产主义、纳粹军国主义、恐怖主义同为世界人民的公敌，肃清共产余毒是全人类的事业；全世界人民都在唾弃共产的今天，共产幽灵仍然在中国作祟，人民依旧还在被羞辱戏弄！中共成长至今的历史就是骗子、流氓、暴徒三部曲。死守一党专政，剥夺了十五亿三千万大陆人民的政治选择权，中共政权依然是匪类政权，中共治下的大陆社会依然是非法的社会！共产中国也能人模狗样地拥有主权实实在在是对人类文明莫大的嘲讽与挑战。
每一个生活在大陆的人都该跟中华民国道歉！是我们引入了共产马列，是我们响应了共产马列，是我们受共产马列的诱惑并且参与其中。今天我们受共产专制的奴役何尝又不是自作自受自贱自孽？！人人都以受害者的心态自虐却又不曾打算去忏悔！因为笔者公民社会意识的觉醒，2014年五月间被公安匪警带至芜湖县公安局地下第六号审讯室结据画押、被逼迫写下了“不对时事做任何评论”“勿谈国事”的保证书！在中共红色话语体系中笔者也算是一位红色革命者的后人吧，让一个孙子对爷爷“红色革命的历程”进行彻底的否定这从个人情感上来说或许是难以接受的事情；但是作为一个追求自由独立精神的顽强个体，要做到能够用自己的理性、良知和勇气去傲视共产集权，个体这种精神和心灵上的净化却又是必不可少的！民主宪政派、上书进言派、改良革命派……难道我们没有先进的理论吗？？——其实我们只要重归中华民国，重新回归中华民国的道统（三民主义）、法统（以四六宪法为基础的宪法法统）和中华民国国统，从我们走错了的道途中重新转过身来。抛弃共产集权、埋葬共产集权需要大智慧、大勇气、大担当者！
（责任编辑：高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