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5年08月11日讯】【三】
毛泽东被称为“军事家”。“指挥”了“长征”，抗战和解放战争。但毛泽东一生都没摸过抢。这就是说他连手枪、步枪、机关枪这些低级武器的性能、结构、射程、杀伤力、使用方法都不懂。更不用说飞机、坦克、大炮这些称为高级的武器了。世界上有这样的“军事家”吗？
据记载毛泽东指挥打了不少败仗。1930年8月24日，毛泽东指挥红军分三路向长沙推进，甚至采用了古老的“火牛阵”，利用驱赶群牛来冲破守军设下的电网障碍，无任何奏效。红军多次冲击，损兵折将，结果一场惨败。不久，毛泽东又指挥“高兴圩战斗”结果大败，红军十一师师长曾士峨，四师师长邹平牺牲。毛泽东指挥的水口战役，据聂荣臻回忆“水口战役战场之惨烈为国内战争时期所罕见。红军大败，横尸遍野，连河沟里的水都泛着红色。”遵义会议之后的土城战斗也以大败告终。史书上一向认为“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四渡赤水”之役，其实是兵法上的一个大败笔。连林彪也说：“这是愚蠢至极，因为自己把自己的队伍拖垮。”最典型的是四平保卫战。1946年3月，苏军开始陆续从东北撤出，解放军向北发展，控制了四平，长春等地。黄克诚率新四军第三师3.5万人开入四平。四平位于东北中部平原，当时拥有10多万人口，它位于中长、四洮、四海三条铁路的交叉点上，是进出东南西北满的咽喉要地。国民党决议攻占四平，共集中了八个军的兵力，其中新一军，新六军全是美国帮助训练的精锐部队，曾参加过远征军入缅甸对日作战，清一色的美国装备，战斗力很强。
黄志诚看到形势的危急，就打电报给林彪，没有回电，又连去几封电报，仍是没有回电。他着急了，于5月12日直接打电话给中共中央，说明双方力量悬殊太大，应马上撤出四平。也没有回音。黄志诚在没有接到命令前仍然固守。从4月份一直打到了5月中旬，部队伤亡殆尽，只好弃城撤出。直到1959年庐山会议开始不久，毛泽东请黄志诚等几位老乡吃饭。席上黄志诚谈到当年四平保卫战，说双方力量差距那么大，无论如何也“不该硬顶下去”。毛泽东问道：“难道说平四保卫战打错了？”黄志诚说：“敌人集结重兵与我们决战时，我们就不该死守了。”毛泽东沉吟了一会儿才说：“固守四平是我的决定。”你看，毛泽东这“伟大军事家”到那么多年以后，还不知道自己指挥上犯了那么大的错误。（《四野主力传奇》）
战争期间，毛泽东从延安、从西柏坡发了不少电报，“指挥”了不少战役。但他从没有上过战场。他的电报诸如：“你部务必在××日××时之前，赶到××，将××部围而歼之。”“你必须置××之敌于不顾集中全部兵力将××部阻击于××之南。”
“你部务必于××日之前赶到××，以全力阻击增援之敌。”等等。这些电报部分是江青拟稿发出的，所以江青对采访她的美国历史教授维特克说：“我和主席共同指挥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位连手枪都不懂得使用的“军事家”，靠他的手下朱德、林彪、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彭德怀、栗裕等人在前线奋战，而到了“文革”毛泽东又将他们一个个置于死地。
毛泽东被称为“诗人”。他确是写了几十首诗，而且《毛主席诗词》和《毛主席语录》同样出版发行，文革时几乎人手一册。郭沫若在1958年《红旗》创刊号上发表文章说：“我对毛主席的诗词佩服的五体投地。”这很明显是在献媚。真正在诗词研究上造诣深的人对毛诗的评价是不高的。1959年在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读了大陆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十九首》时，在当天的日记里写了一句话：“真有点肉麻。”不久，又看了毛泽东的《蝶恋花‧答李淑一》时发表评论说：“‘全国人大’大捧的《蝶恋花》词，没有一句通的。”
在当天的日记里他写道：“我请赵元任看此词押的舞、虎、雨，如何能与‘有’韵相押。他说湖南也无此通韵法。”胡适本人是精通音韵的，他不敢过分自信，还是请教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党史博览》）毛泽东的诗词充斥着狂言妄语、刚愎自用、目空一切的暴戾理念。保藏着自命不凡，玩世不恭极其丑陋的犬儒主义习气。诸如：“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小小环球有几个苍蝇碰壁”“金猴奋起千钧棒，欲与澄清万里埃。”“横扫千军如卷席。”“敢叫日月换新天。”“黑手高悬霸三鞭。”“百万雄师过大江。”“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卷龙。”等等，这些诗词的句子读起来毫无艺术美的感受。此外，毛泽东还写过一些极为平庸的诗词，“文革”期间出版过一阵子，后来收回去说是伪作。但其中有些句子，如“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文革”时《人民日报》曾以里体字公开引用。
《沁园春》一词，固且当作毛泽东写的吧。大陆文化界吹得很厉害，其实早就有人指出一开头，“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连用了两个“里”字就是败笔。二、词中的几句：“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拾弯弓射大雕。”提到了中国历史上几位有辉煌业绩的皇帝，然后给予简单的评价，轻率地予以否定，表露了毛泽东的狂妄无耻。稍有一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唐宗的贞观之治是我国历史上最光彩夺目的时期。宋祖疾速修律，实行让步政策，使经济迅速恢复，社会空前安定，人民安居乐业。汉武帝独尊儒术，给后世深远的影响。他在治理经济和稳固边疆方面都有突出的贡献。成吉思汗，武功盖世，设立专使掌管行政和司法，文武双下，使元朝长治久安，被追为元太祖。在历史上成吉思汗是一位杰出的改革家和管理学家，他的最大优势不在于指挥哪场战争，而是在草原上推动改革制度，他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管理变革”，接近当代的公司中组织架构调整。唐太宗李世民是历代最放异彩的君主之一，他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有四点：“坚持天天上朝，纳谏、修律、与民休息。”李世民在位二十三年，进谏者无计其数，其中最著名的是魏徵，共谏二百多事。在修律方面，他鉴于隋炀刑法无章，任意杀戮，以至众叛亲离，社会矛盾激化。李世民即位后立即立法治狱。贞观六年，亲自录囚，将死囚三百九十人全部释放回家约定次秋还囚，及期竟全数还狱。毛泽东治史，主题先行，凭空臆想，狂妄武断。观点既出，天马行空，根本没有研究史料和论证，毛泽东缺乏史学的基本理论修养，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简单粗暴，坠落于自我昏乱的迷圈。
1965年“文革”前夕，毛泽东写了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轰动一时，全国各大报刊都首条首版大红字刊登。词中的一句：“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成了当年元旦社论的标题。就在新年的前一天，毛泽东在书房里会见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女儿和女婿。交谈中毛泽东自我介绍了即将发表的两首词，是两首老诗。其中一首是批评赫鲁晓夫的。使二位年轻人感到意外的是，他们眼前的毛泽东已被疾病折磨的油尽灯枯，形象枯槁。但一提到斗争的话题，就使他兴奋起来，似乎又充满活力。当场毛泽东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不斗争就不能前进，八亿人不斗行吗？”
《念奴娇‧鸟儿问答》中有一句：“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这何止是胡适说的：“使人有点肉麻。”简直是使人恶心。毛泽东这位“伟人”“诗人”尽然用了这样的词语，充分表现出他个性的粗野，人格的卑劣，作风的下流。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化的精华，它词采斐然，韵律优美，文雅清丽，历来为人们所喜爱。人们以它的美来陶冶性情，在感受词与文采和优美的意境中获得艺术美的享受，使自己的情操得到升华。凡有点学养的人都知道，在中国文学传统中，有：“词乃艳科”之说，凡作诗填词是极风雅的事情，屎尿屁一类肮脏之物是不能入词的。鲁迅说：“画家可以画这个画那个，但不能画鼻涕画大便。文人墨客偶尔打油一会儿，不过私下逗趣，绝对登不得大雅之堂。”而毛泽东这样写词是对中华文化的亵渎，玷污了诗词那磊落如琅歼之圃，焜耀如缛锦之肆的美的渊薮。
毛泽东“在一个南方的山洞里”写给江青的信中说：“我的身上有虎气也有猴气。”所谓虎气就是专横跋扈，刚愎自用，残暴狠毒。所谓猴气就是狡猾阴险，诡谲，残忍，冷漠。北海闲人对毛泽东的为人概括得十分精确中肯：“毛泽东坦诚他在乡下青少年时代的两本教科书：《水浒传》教他造反，《三国演义》教他打仗。……这二部文学经典除了文学、史学上的不朽意义，恰又是集中了中国社会流氓文化，江湖义气文化，黑帮复仇文化，政治阴谋文化之大成。毛泽东从小捧为人生教科书，以吕布式的善变，曹操式奸诈，宋江式伪善，西门庆好色，武松李达式血腥为师，尽学些消极负面的东西。”“毛泽东实为黄巢、洪秀全式乡村秀才人物，兼有刘邦、朱元璋式乡村流氓秉性。”（《争鸣》2011年6月号）陈铭枢（十九陆军将领），抗战时指挥淞沪战役名震全国）曾评毛泽东：“个人修养，热而不溃，疾而不舒，燥而难宁，察而难周之先，也难免影响到察人听言，决策定计的睿断，以及在政策措施上的畸轻畸重，失缓失急。”“有时为喜乐所乘，在一个个浪潮之下，挫伤高级干部的自尊心和他们的固有地位。”“好大喜功”应“更加深入体察以求究竟。”“经俭干部的虚假汇报和教条主义的分析方法，未经郑重细致的研究。则作过激的决定。”他“过分鄙视旧的，对古典文学尚有不尊重之处。”
“所接触之非党人士，多是趋附之辈，来自旧中国的某些上层人士，贪大之功者有之，不虞之誉者有之，争名猎位，禄蠹充斥，以革命为幌子，保藏卑媚。”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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