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7年04月11日讯】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前一周，毛泽东写下关于“揭露”胡风集团的指示：
“借着这一斗争……揭露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特务分子，帝国主义特务分子，托派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进一步纯洁革命队伍。”
这就是与“反胡风运动”同时开展的“肃反”运动。二者纠合，造成了全国性的政治大恐怖。
“肃反”与“镇反”不同。“镇反”对像是原国民政府军政人员；“肃反”，按毛泽东的说法，叫“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斗争。” [[1]]对象在革命队伍内部。
借“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名义清除有碍其独裁独断的人，这不是第一次。毛泽东早在一九三○年割据江西时就搞过。是年二月，他就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统管赣西南军队和地方党组织后，即指斥“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并“号召党内同志起来，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开除地主富农出党，使党迅速的布尔什维克化。”[
毛泽东指称的“地主富农”，其实与他一样，皆投身中共革命的地富子弟，祇是在攻打城市、土地分配和机构归属等问题上与毛泽东有意见分歧而已。毛冠之以“地主富农”，只是为了清除异己的方便。就在这个确立毛泽东在赣西南领导地位的会议上，四名党内同志被枪杀。
一九三○年四月，毛泽东以“肃清党内机会主义取消主义，开除党内的地主富农”为名，在赣西南搞起了“肃反”。
指队伍内部的人为“反革命”总得有个名目。国民党北伐期间，江西曾经有过一个成员并不广泛右翼小组织“AB团”。[AB，一般认为是Anti-Bolshevik即反布尔什维克的缩写。那是国民党内部一个派系，在国民党主流派打击下、已于1927年4月解散。]肃反时用上了它。到十月间，赣西南三万共产党员中已有一千多被指为“AB团”而杀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全部工作人员四分之一成了“AB团”。作为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给党中央写信，称：“赣西南……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分子。”
据当时在红四军任师长的萧克回忆：“那时候，我和师政委张赤男及各团干部都没干什么别的事，主要精力就是打AB团。”“抓人，各团作主，杀人，师党委作主，总前委和四军军委都不干涉。”“四军总人数七千多人，所打的AB团相当于全军人数的五分之一。”[
当时的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与毛泽东的总前委“向来有冲突”[邓小平语][[2]]，赣西南中共和红军的创始人、省行动委员会书记李文林也被当作“AB团”关押后，毛泽东派遣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率人去省行委所在地吉安县富田村，几天内处决了四十多名省行动委员会和红二十军的领导人。在李韶九试图进一步逮捕二十军中下级干部时，团政委刘敌发动兵变，扣押毛派去肃反的人[不久释放]，解救出被关押的同志。有一些人喊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是为“富田事变”。
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批评了事变领导人和毛泽东总前委双方，认为应该以党内矛盾处理这一事件。但在上海主持中央政治局的王明将事变定性为“AB团”反革命暴动，撤了项英的职。
赣西南特委负责人和事变领导人在不知道项英已由毛泽东取代的情况下前往苏区中央局开会，被毛一网打尽，全部以“AB团”的罪名处死。一九三一年七月，转战到达于都的红二十军接到副排级以上干部开会的通知。七、八百名赴会者被缴械，除了两人幸免外，全部被毛处决。
当时毛泽东的亲信谭震林后来也承认：“(毛)错杀了红军干部和战士几千人。”当时任中共粤赣军区司令的龚楚则回忆说：“(毛)杀了近万的干部和战士，当时江西省委级的同志，除曾山、陈正人外，其余的多被屠杀，红二十军全部消灭了。”“当我了解了全部肃反运动的秘密时，才恍然知道，所谓肃反运动，原来是毛泽东对付异己的手段。”
将不顺从自己的中共江西省委和红军中的领导干部屠杀尽净后，毛泽东在江西苏区的个人威权始得建立。而他利用“肃反”屠杀异己，为中共内部的大清洗开了个头。史载：“对富田事变的定性和对红二十军的处置后，左倾领导人在全国各苏区掀起了大规模的肃反高潮。滥杀了成千上万对革命耿耿忠心的优秀儿女。”
一九三一年，中共闽西苏维埃政府肃反委员会主席林一株屠杀了六千多被诬为“社会民主党”的自己人。随后，林一株及其手下八个干部又在上杭县闽西苏维埃政府驻地被省委“采取断然措施处决”。
一位当年中共海南岛琼崖纵队的老干部曾这样说：“在一九三一年的肃反扩大化中，仅独立师就处死了二百多名干部。”也在一九三一年，安徽仅霍邱一县就有一千多党员和干部被中共自己屠杀。
一九三三年，中共在其湖北根据地杀了三万七千多自己的同志。“鄂豫皖苏区的创始人和四方面军里的知识份子党员几乎被杀光了。”短短的几年间，处决了七万多“AB团”，两万多“改组派”，六千二百多名“社会民主党”。这只是有名有姓的受害者。不知姓名还不在内。
这还不包括一九三四年中共红军撤离江西前屠杀的自己人：
“为了使红军的组织更加强固，保证在突围时没有逃跑及投降的事件发生，以保持军事机密，特将红军部队、地方部队、苏维埃政府中的各级干部及员兵，来一个严密的整肃。一时被撤职查办的干部达数千之多。”“中共为了要处置这一大批被指为动摇的干部，和少数残余的‘反动阶级’，在瑞金北……一个山深林密的山腹，设立了一个特别军事法庭……并在一个不远的山麓，挖了一个大坑。那些在收容所里被撤职的干部、动摇分子、反动阶级、便三个五个、一群两群的被送到特别法庭去审讯……手续非常简单，只要点了名，便对犯人宣布：‘你犯了严重的反革命错误，革命队伍里不能容许你，现在送你回去。’……一刀杀掉，或者将犯人推落坑去活埋。这种残酷的历史性大屠杀，直到红军主力突围西窜一个月后，才告结束。后来国军克服苏区几个月之后，中共所制造的超历史残酷的大屠杀才为人所发现，‘万人坑’这一恐怖的名词，始为苏区以外的人所知……”
一九三九年，中共苏鲁豫[江苏、山东、河南]区党委“肃清托派”，“除了一名书记，其余负责人全部被杀、被关。”
一九五五年，毛泽东又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肃反”运动。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各级党组织一律成立肃反“五人小组”。中央五小组的组长是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副部长周扬为组员。可知“肃反”着重于知识界、文化界。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估计党政军民机关、团体、企业、学校中的“反革命分子或其他坏分子均占百分之五。”十二月六日，毛泽东又重申：“在肃反运动中，对于高级知识份子的重点对象，必须也同其他方面一样，一般地控制在百分之五左右。”
这一来，“百分之五”成了衡量肃反任务完成与否的“指标”。每二十个人里要揪出一个“反革命分子或其他坏分子”！怎么揪？到哪里去找？
首先是国民党时代做过事的人。
原舟山水产学校校长金照华和国民党军医袁重山，在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撤往台湾时，接受老朋友许杰教授的意见，留下等着为新政权服务。结果袁以“特务”罪被逮捕，金被解押原籍农村，监督劳改。
安徽安庆市是一九四九年中共军队横渡长江时的桥头堡之一。曾是国民党人员的刘某一九四八年加入民盟[中国民主同盟]后，便成了共产党的合作者。他发动安庆的地方武装起义成功，使解放军和平进了安庆。几年来他都被认为是功臣。但肃反了，他突然变成“历史反革命”，进了监狱。他的妻子走投无路，自缢身亡。
建国初，当局求才甚殷，曾邀请原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专员杨云飞为新政府工作，说可以原职原薪。杨未予接受，赋闲在家。如今肃反肃到他家，把他抓走了。[1975年中共特赦国民党战犯，当局将因他入狱已离婚多年的妻子找来，说：“当初逮捕老杨是党的政策，现在释放老杨也是党的政策。……你把老杨接回家吧。”]
上海金刚道场有个清定法师，早年曾任国民党中央政干训练团政治部少将主任，一九四一年出家为僧。肃反时，他因“历史反革命”罪被判无期徒刑，押入上海提蓝桥监狱。在狱中，他以其精湛医术为人推拿按摩、针灸治病，人称“劳改医生”。关押二十年后，始得周恩来总理、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班禅喇嘛、会长赵朴初的帮助获释。
其次是国民党时代在国统区替中共从事过地下活动的人士。
早年毕业于日本庆应大学的高素怀曾任国民党十八兵团司令李振的秘书，暗里却为中共效命。一九四九年中共要人叶剑英指示他由香港赴川北，说服李振率部起义，导致胡宗南部队土崩瓦解，使中共军队顺利入川。中共将领刘伯承、邓小平在重庆设宴款待起义有功人士时，高亦被邀请。肃反时，高在海南岛崖县中学当语文教员，却因曾在国民党军队里任过职而被捕。二十余年后才获释放，不久即悲惨死去。
肃反前，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被指为“内奸”、“反革命”而逮捕入狱。七百多人受牵连，被关押审查。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也因此入狱。潘曾经领导过的一大批为中共效力的人都受牵连遭了殃。除了同为中共老党员的胞弟潘锡年、侄子潘可西，还有一千多人受株连。
抗战胜利后任国民政府上海敌产处理局逆产组长的邓葆光，实际接受潘汉年的领导。他负责接收了日本人及汉奸的数十万册书籍和档案资料。他让共产党员将其中日本人搜集的中共情报整理、珍藏起来，又挑出七万册善本书，佯称运去台湾，实际运到香港隐蔽。上司让他运往台湾的一批金银珠宝也交给了中共。一九五○年他在香港被国民党派遣的刺客狂砍数刀，身受重伤。然而，潘汉年一下狱，邓即成了囚徒。其美藉妻子被关押了一年多后不得不只身回美，儿子也被送去劳改二十余年。
从二十年代起即在上海开设电机公司的蔡叔厚名为资本家，实为中共秘密党员。他将其公司营业收入用来安置、接待一九二七年底广州起义失败后潜至上海的中共要员叶剑英、廖承志等数十人，还在国民党军政部兵工署秘密发展了十几名共产党员，为中共获取大量情报。中共执政后，他将全部企业交公，自己只领取一份电机工程师的工资。潘、扬一出事，蔡便上了被逮捕的名单，只因周恩来说蔡与潘、扬不是一伙，才得免坐牢。[文革中他被关进当年他的公司建造的那座监狱并死在那里。]
与蔡叔厚共事的陆久之是蒋介石前妻陈洁如的女婿。他不是中共党员，那是因为周恩来说“陆久之在党外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一九二八年国民党出动人马围捕中共领导人时，他暗中传信使其脱险。一九二九年日共总书记矢野学自苏联归日途中，在他家中藏过一个多月。是年中共在上海开代表大会，会址是他租赁、布置的一个假“医院”。中共执政后，派他到日本去策动国民政府使馆人员起义来归。如今肃反，将他判了十五年。七年后，陈洁如向周恩来求情，他才得以出狱。
广州黄埔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的姚光鼐，一九二七年中共南昌“八‧一”起义前夕，曾奉党的指令动员国民革命军第七十五团开往南昌参加起义。但部队未到南昌即被打散，姚到上海，在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任职。中共进入南京时，他在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工作。以后，他继续做少数民族事务、文物保管工作，肃反时却被指为“历史反革命”逮捕。
原国民党国际问题研究所京沪区少将主任顾高地，实际秘密为中共效劳。由于与他接头的党组织是潘汉年领导的，潘一被捕他就被押送到青海劳改去了。二十多年后一获释，他即修家书报讯。但收到的却是弟弟的回信。原来早在九年前，他的妻子、儿子、女儿就一起自杀了。他那女儿顾圣婴是第一个在世界钢琴比赛中夺得金质奖章[1958年，第十四届日内瓦国际音乐比赛女子钢琴最高奖]的中国人。一九六七年初，在上海交响乐团排练厅举行的斗争会上，顾圣婴被拖到排练大厅的舞台上，被罚跪请罪、抽耳光。当晚，她和母亲、弟弟一起，在家中开煤气自杀。
劫难之后回到上海的顾高地老先生，已经没有了家，永远听不到女儿的琴声了。他的亲人们死前曾留下一张纸条：“我们等不及你，先走了。你刑满释放以后，希望你也自杀，我们一起在天堂相会。”由于当局怕顾高地真的自杀，一直到他去世也没有让他知道此纸条的存在。
三十年代的电影《十字街头》中有首家喻户晓的歌曲“春天里来百花香”。其歌词作者关露女士有诗集和小说问世，是一位极有才华的人。她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共，三九年在香港接受廖承志和潘汉年的布置后，回上海打入汪精卫汉奸政权，在特务头目李士群身边以“交际花”面目与敌伪官员交往，为中共提供情报。一九四二年，关露又奉命打入日本驻华使馆办的《女声》杂志社当编辑，从此背上了“文化汉奸”的恶名。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清算汉奸，周恩来获得关露将被清算的情报后及时派人将她护送到了苏北。然而，一九四六年周的助手王炳南告诉周打算与关结婚时，周却以关“在社会上已经造成不好的名声，群众以为关露是文化汉奸”为由，让邓颖超出面阻止。关从此再也没有机会成家。一九五五年潘汉年被捕，关受牵连。这回是中共自己指她是“汉奸、妓女、特务”了。周恩来不肯出面为关辩诬，关露也就进了监狱，二十七年后才获平反释放。她孤苦伶仃，蜷缩在京郊一间草舍，几个月后服药自杀，死时身边祇有一只布娃娃。
中共接管上海后任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辑的恽逸群，一九五一年因报纸漏登一则史达林致毛泽东的贺电而被撤职，让张春桥拣便宜接替了他的位子。由于在抗战期间他曾按照潘汉年的指示钻进日本特务机关搞情报，潘一被捕，他也进了牢房。
参与创建中共的周佛海在日本占领华东时成为日伪政权的头面人物。他的在日本出生、读大学的儿子周幼海却于一九四六年成为中共党员，专事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策反工作。由于扬帆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他也被关了十年。
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福建省委副书记曾镜冰，一九四七年主持地下的中共福建省委时，曾经错将手下一大批干部当作“内奸”杀掉，如今自己反倒成了“大内奸”，被撤去全部职务。
待肃的“阶级敌人”身上没有标签，都是“暗藏的”，这就非造成恐怖不可。乱抓乱捕几乎成了规律。邮电部一个职工在肃反中被揪出来斗争，只因他平日爱说怪话。“说怪话就是对党不满，对党不满就是站在反革命方面；站在反革命方面，就是希望蒋介石回来，就是反革命。”
上海一家印刷厂的老板，在国民党时代曾顶着风险为共产党员及“民主人士”承印过多种刊物。他家有余房，曾招房客住过一阵。后来那房客去了台湾，公安局说他犯了“窝藏反革命罪”。他被判处七年徒刑，死于狱中。
死于狱中的不少，被斗争后自杀的更多。几乎每所大学都有人自杀。譬如云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叶德钧、镇江医学院微生物学教授陈少伯等。天津南开大学英语教授颜毓衡在图书馆前的水塘中自沉。华南师范学院有五个人自杀，其中一位是孕妇。北京大学历史系青年助教王承炤因“三民主义青年团骨干”的罪名被批斗后，自杀身亡。
一九五五年五月，中山大学揭批胡风，党委书记龙潜到中文系说：“胡风分子不在你们中文系找，到哪里找？”“中文系活像大观园，除了石狮子之外，没有一个干净的。”七月肃反，龙潜又威胁教师们：“你不坦白，就枪毙你。”“如有风吹草动，我在国民党回来之前先把你们杀光还来得及。”
武汉市委派到武汉大学的肃反工作组对师生员工声色俱厉地恫吓：“我们已充份掌握了你们的材料证据，在你们面前只有一条出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位学生回忆道：“运动进入检举阶段，人人都要写检举交待材料……那阵子，天天有人被批斗，天天有学生跳楼自杀……”
揪出的每一个反革命都是肃反的成绩，以多为荣。只要有人揭发，就可以先把人抓起来，一个大学一关就是上百、几百人。如北京大学斗争了二百多人。成都工学院斗争了三百多人，关押了一百多。
东北财经学院四百二十五名教师，揪出所谓“反革命分子(现行的和历史的)与坏分子共六十一名”。此外，有一百四十五人因“反革命嫌疑”而被斗争；还有二十九名以前被定为反革命，但“不以反革命分子论处”的，这次再被斗争。东北工学院两千名教工，被批斗的多达数百名。抓出“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五十五名”，另加“不以反革命论处”的“历史反革命”八十八名。
这场肃反，全国究竟整了多少人？
一九五五年十月，毛泽东说：“全国已经在二百二十万人中间查出了十一万个反革命分子，还有五万个重大嫌疑分子。”一年后，他改口道：“从去年潘汉年、胡风事件以来，到今年审查了四百多万人，搞出了十六万嫌疑份子，查出了确实隐藏的只有三万八千人是反革命分子……那三万多人，一个不杀，大约百分之一劳改，其余的人都在原单位工作。”
“审查”四百多万人，这大致是事实。但是这“审查”完全是以践踏人权的方式进行的。党号召大家“揭发”反革命分子，只要有人“揭发”，就可以抓起来或扣起来。各单位都有权关人，无须劳驾公检法机关。譬如中国作家协会将《文艺报》副主编陈企霞逮捕，就地囚禁在作协大院角落里的一间斗室里，一关就是九个月。这种黑箱“审查”法，不知制造了多少冤案。
据当时江苏师范学院学生高尔泰回忆：“白天可以听到老师们开斗争会的吼声，晚上到处有人巡逻。学校中有人自杀、有人被捕。当局还在学生中进行了清查。我们班一共三十二人，有五人被清查。”
江苏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创作组，“有七八个人被关进监狱，占总数的三分之二。”
《文艺学习》杂志社肃出了十个“反革命”。兼职中共中国作家协会总支部委员的编辑黄秋耘奉命率人逮捕另一位编辑，并负责审查其案子。经他调查，逮捕那人所依据的罪名完全不能成立。报告上级后，上级同意“宽大处理”，仅开除党籍。而该社别人处理的另外九个肃反对象全都被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受到了从开除公职到十年徒刑不等的惩处。
旅大市一位土木工程师，因主持建造了四栋宿舍大楼，在“三反”时被当作“大老虎”打了几个月，几乎脱了一层皮。他本是自学成材，人们不信，硬说他隐瞒学历、隐瞒历史。出于无奈，他填了个假学历：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人们才相信他。现在肃反，他被指“里通外国”，送“劳动教养”
后来一九五七年反右时，人民日报发布社论宣传肃反的成绩：“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就已经定案的来说，有八万一千多名(普通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由于国家采取了更加宽大的政策，不按反革命分子论处，没有计算在内)。”
这个数字显然不确。仅西安市“定案为反革命分子的”，就“超过四千名” ，全国不可能才八万。
当局宣布：河北揪出“反革命分子及其他坏分子共六○六一名。”河南，“反革命和坏分子五千七百七十多人。”[[16]]“坏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本不相干，为什么把二者搅进一锅？无他，没那么多反革命，中央下达的指标又非完成不可，各省只好拿“坏分子”凑数。
实际上，毛泽东说的“确实隐藏的”“三万八千名”也罢，人民日报宣布的“已经定案的”“八万一千多名”也罢，那些被用来证明肃反成绩巨大的“反革命分子”，也大多是冤案。
譬如云南泸西县，有101名干部、教师和工商界人士被定为“反革命”和“坏分子”，“其中逮捕判刑四十名，开除劳(动)教(养)三十二名管制留用二十名，开除公职七名，运动中自杀二名。”六年后，毛泽东因大跃进失败而退居“二线”，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党务，平反部分冤假错案。泸西县那一○一人得以重新审理，结果全部都是冤案。
南京华东水利学院[今恢复原校名河海大学]三千名学生，四百余被斗争，六十多受处分，十多人被捕。次年复核，全为冤案。
南开大学教授、诗人穆旦[原名查良铮]一九三五年入清华大学，抗战后随校迁往云南。一九四二年西南边陲告急，他走出学府参加了赴缅远征军。但中英美联军溃败，联军司令史迪威尔步行二十天逃回印度。中国远征军遭日军包围，六万将士埋骨缅甸荒山。穆旦九死一生回到中国，锥心泣血地写了一首长诗《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悼念在异国捐躯的烈士。战后穆旦赴美留学，一九五三年偕夫人周与良博士从美国归来报效祖国。肃反时被定为“历史反革命”，“管制三年”。其惟一罪状便是在国难当头时投笔从戎，参加过赴缅远征军。
对于四百多万人在“肃清反革命”的名义下被无端斗争、囚禁、“隔离”、下狱，中共根本不认为其制度上有缺失，人民日报后来这样轻描淡写地辩解道：“某些单位，错斗了一些人，而并没有搞出一个反革命分子，或者那里根本就没有反革命分子……把一个单位的全体人员的政治面目弄的清清楚楚，为什么不是成绩呢？……(在战争中)不但普通居民，有时甚至自己方面的战士，也会受到误伤。但是我们能不能根据这些无心的过失，去否定一场革命战争的必要性和正义性呢？”
古今中外都有“误伤”，但肃反中的“误伤”超过四百万人。除了三十年代史达林的大肃反和五十年代毛泽东的肃反，人类历史再无他例。
至于毛泽东说的“那三万多人，一个不杀，大约百分之一劳改，其余的人都在原单位工作”，那更是天大的谎言。
三万多人的百分之一是三百多。可是仅一个河北武清县，就逮捕了“反革命和各种犯罪分子”三百六十三名，“处决反革命分子十六名”。湖北汉阳县的“反革命分子和破坏分子”，被判死刑的占百分之四点九。又如江苏崇明县，一九五一至五三年的“镇反”中刚逮捕了一千四百多人，在肃反的头半年内又“先后逮捕反革命分子七百九十五名”.
兰州市机关内部“查出反革命分子二百五十五名，逮捕了五十九名。”云南武定县二百二十多反革命和坏分子中，九十多人逮捕判刑，六十多人劳改、劳教，三十多就地管制，二十多清洗到农村，没一个留在原单位。广西上林县一百五十名反革命和坏分子，其中六十名是中小学教师，三分之一逮捕判刑，三分之一送劳动教养，三分之一被开除公职或管制劳动，仅四人未予处分。
乱抓滥捕，全国都如此。算起来至少三十万，很可能在五十万以上，绝不是毛泽东说的三百！
其实，三十万正是毛泽东在“肃反”开始时定下的指标：“反革命五年抓一百五十万，每年三十万。少杀，关、(劳)改多。”
搞经济建设的五年计划是从苏联老大哥那里学来的，抓反革命的“五年计划”则是毛泽东的发明。肃反中的无数冤案均源出于此。
在肃反中，仅北京市就有四百八十四人自杀。鉴于许多无辜者冤死，北京《新观察》杂志社编辑黄沙提出了“人的价值”问题：“在这个社会，人是不值钱的，今天还是好好的人，明天就可能无辜的被判为反革命。”“这不是某个人的作风问题，而是制度问题，必须从制度上根本解决。”
自然，黄沙人微言轻，丝毫改变不了中共的所作所为。“死者长已矣，存者且偷生”，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惊弓之鸟。人们只是希望在下次的什么运动中，自己不会成为一名新的“分子”，再也不敢对国是发表意见。作家巴金的“不敢做声”正是当时中国知识份子精神状态的写照。中国的知识界死气沉沉，似乎就要这样下去了。
责任编辑：莆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