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谭松:讲真话在中国和贩毒一样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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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7年09月13日讯】(大纪元特约记者常春、张婷报导)“说真话在我们国家是高危的东西,在某种情况下,跟走私毒品一样危险。”被解聘的谭松副教授如是说:“我在讲台上一天,我就要说真话。要么我说真话,要么我下台,在这个问题上我绝不妥协。我们应当有一点骨气,应当有一点血性。”

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副教授谭松日前证实已被校方“开除”。谭松在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透露,被开除不外乎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在课堂上说了真话,和当局的调子不一样,另一个就是坚持进行历史真相调查。

谭松说:“领导专门开会强调过,意识形态出了问题,一票否决!”

讲真话触红线 被解聘是迟早的事

在大学任教22年的谭松透露,现在当局对教师在讲台上的讲话有很多限制和规定。尤其教师说的话和当局定的调子不一样,就会被认为是“违规”或者被扣上“不合格老师”的帽子,甚至会受到训责或者被开除。四年前,学校在每个教室都安了两个摄像头,就像交警监控交通一样监控上课的情况,自从安了摄像头,不少教师说话更加小心了。在这种监控下,学生能听到多少真话?

谭松表示,在给学生上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的时候,要涉及到很多历史真相。他基于自己在调查采访中获得的历史事实给学生讲课,和官方的说法不一定吻合,和教科书不一样,所以就“出问题”。

谭松曾从事记者调查工作十多年,因其对川东长寿湖右派调查、川东土改调查、大邑刘文彩庄园收租院泥塑真相调查而知名。并著有《长寿湖:一九五七年重庆长寿湖右派采访录》、《血火与堡垒:重庆大轰炸采访录》等书。

谭松表示,中国目前的现状就是对言论的要求越来越严,在意识形态这个问题上越来越收紧,而说真话就如同贩毒一样的危险,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说真话在我们这个国家,是高危的东西,是非常危险的东西,在某种情况下,跟走私毒品一样危险。几十年前,我父亲就是因为说真话,当了右派。” 谭松说:“我们的前辈,我们的父辈们,因为说真话,结局惨不忍睹。”

被学校解聘并不令谭松感到意外。他表示,这是迟早的问题,“现在这个环境是容不下我这种老师在讲台上的。”

七次离职 破碎的心体会不到苦闷

谭松在网上的文章提到,从23岁登上大学讲台,已经前后在讲台上站了22个春秋,“是我这辈子干得最长的职业。这一次,是最后一次下岗了!”

先后七次离职已经让谭松体会不到失业的苦闷了,“记得当年北京大学焦国标副教授因写了《讨伐中宣部》一文被校方解职。好些天,焦教授心情苦闷,郁郁地围着北大未名湖游走。我们学校没有湖,只有一个荷花池,但我不想围着它游走,因为我这辈子曾经历经七次离职,一颗破碎的心已经体会不到苦闷了。”

而这七次离职有的是被解职,有的是被迫无奈自动离职的。谭松举例说,自己曾担任过《重庆与世界》杂志主编,他在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专辑中,全面肯定了重庆作为抗战中心的作用,而没有提到延安。就因为这个,有关部门就追究上门来。这种情况下他不辞职也得辞职。

“说真话”的原则不放弃

谭松认为,“说真话”是一个人的良知,一个人的本性。“明明知道是黑色的,非要把它说成白色的,或者红色的,这对我来说很痛苦。”

谭松表示,一个中国人如果完全没有了血性,全部都是谎言,那既是个人的悲哀,更是国家和民族的悲哀。他说,自己就是在谎言当中长大的。调查后才发现,自己所受到的教育原来几乎全是谎言。

“这让我对谎言深恶痛绝,我就感觉到,我在讲台上一天,我就要说真话,要么我说真话,要么我下台,我在这个问题上绝不妥协,我们应当有一点骨气,应当有一点血性。”

谭松还说,当初他在教了一学期新闻采访与写作课后他不再教了,后来系上领导一再要他再教,因为他是采访过五百多名各类人士、有十多年丰富实践经验的教师。谭松提出,要他教这门课一定要答应他一个条件,就是要容忍他说真话。他说,新闻的第一生命是真实,第二生命还是真实。领导答应后他才重返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的讲台。

谭松认为,秉承“说真话”这一原则非常重要。只是它要让你付出巨大的代价,六十年前(1957年)如此,现在也如此。#

责任编辑:张宪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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