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学者谈中国社会的四大“症状”

【大纪元2017年09月16日讯】大陆学者葛天任近日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文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中国社会出现很多问题，总体上讲，当前的中国社会出现了四个非常鲜明的“症状”。

文章称，这四个非常鲜明的“症状”包括：社会高度分化和固化；社会极端思潮泛起；社会组织体系不健全；社会创新活力不足。

作者写道，社会学有一个核心的分析概念，就是社会分层。从分层的角度看社会结构就会发现，当前的中国社会是高度分化的。

首先是中国贫富分化十分严重。目前虽然学术界比较公认的中国家庭收入基尼系数估计在0.5—0.55之间。但如果以财产为标准估计，其基尼系数则可能高达0.7左右。

此外，社会空间分割，不仅体现在城乡之间，也体现在城市内部之间，社会空间的分割有财富分化的因素，也有民族宗教的因素。这些分化又叠加在一起，导致中国社会出现了特有的高度分化状况。

另外，社会学家们公认的社会结构固化的趋势则体现在，社会下层精英无法通过常规方式获得上升途径，在多种资源的获取途径上，出现了所谓“精英通吃”或“精英垄断”的现象，优质资源越来越难以被分配到社会中、下阶层群体里。

一些学者也发现，2012年之后中国社会的不平等程度（基尼系数）有所降低，但其中原因并不能确定，作者推估可能是经济危机或当局的反腐运动。

另一个症状是社会极端思潮泛起，主要表现是关于中国社会的未来改革方向，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具有代表性的思想观点，简单讲就是“左”与“右”的分裂。

这也体现在，社会的中、下阶层群体将改变不公平社会现状的希望诉诸于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权威。而中、上层群体则出现了更明显的权利意识和参政、议政诉求，他们有的要参与政治保障财富，有的则十分担心财富的继承，其选择要么是“用脚投票”移民海外，要么是保守沉默，但很少成规模和系统地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

第三个症状则是，社会组织体系处在一个尚需发展的初级阶段，如社会信任体系不完善，表现为社会信任的缺失。食品安全问题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医疗、教育等同样面临缺乏社会信任，由此导致这些社会关系出现了某种扭曲。

最后，文章指，体制、机制的束缚仍然是限制社会创新的一个重要因素。具体如户籍制度、金融信用体系、财税体制、基础性资源行业的垄断等问题都反应出旧有体制机制的束缚。#

责任编辑：林诗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