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8年10月08日讯】凯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一八八三～一九四六)虽然离世已久，但迄今仍是被公认为举世最有名，甚至是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他不只有“总体经济学之父”称呼，还有“经济学界的爱因斯坦”、“资本主义的救星”、“战后繁荣之父”等美称。他的理想世界是在过去，是爱德华时代的自由主义的世界，他向往的是富有人情味的习俗、温和的方案、有希望的改革的世界，他就是在这样的世界中长大成人的，凯因斯的气质是“温和的”。
凯因斯明确地反对社会主义(经济生产手段的共有)和共产主义(所有财产的共有)。他是这样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我怎么可能信奉这样一种学说呢？它青睐烂泥巴而不是鱼，它把粗鲁的无产阶级置于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之上，不管后两者有什么样的缺陷，但起码其生命品质较高，也无疑承载着人类一切进步的种子。”一九三五年，他写信给萧伯纳(G. B. Shaw)说：
“我读了刚出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读来毫无进展，……我看得出来，他们发明了某种喋喋不休诉苦方法和一种可鄙的书写风格。他们的后继者把这两点都忠实的继承下来，但如果你告诉我，他们发现了破解经济之谜的线索，我却不相信。我看到的没有别的，无非是一些过时的好辩而已。”
一九二０年代的英国经济与美国不同，美国是“热闹滚滚的二０年代”，英国则是萧条的岁月，失业率只有一九二七年这一年在百分之十以下。为何如此？凯因斯的答案是：英国成了一只僵硬而行动迟缓的巨兽，他认为英国的十九世纪力量已走完了其自然发展过程，已不再是一个富有成长性的，有活力的经济机体了。
海耶克在到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演讲和教书前的一九二０年代后期，在伦敦举行的欧洲各地经济循环的会议上认识凯因斯。当时，凯因斯是海耶克心目中的一位“英雄”，海耶克说：“凯因斯不就是那位勇敢抗议一九一九年凡尔赛和约中有关经济条款的人吗？”海耶克和他那一代年轻的维也纳人，都称赞凯因斯写了“文采斐然的著作，书中直言无忌，思想独到。”他们指的是凯因斯一九一九年出版的《和平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Peace)一书。
凯因斯继《和平的经济后果》再出版第二本重要著作《论货币改革》(A Tracton Monetary Reform, 1923))，该书收录了前三年的文章和演讲。依当时人的说法，凯因斯是个“稳定论”者，亦即希望实现国内价格稳定，他认为，若照《论货币改革》对货币进行管理，就能实现真正的突破。凯因斯发表《论货币改革》后，发动了一场阻止英国回到战前金本位制的战斗(第一次大战期间暂时取消金本位制)，结果没成功。在英国恢复战前金本位制后，凯因斯撰写〈丘吉尔先生的经济后果〉一文批评，丘吉尔就是当时的财政大臣。一九三０年凯因斯写了《论货币》(Treatise on Money)一书，作为他自己理论的总结，而该书面世时，情况已有变化，由一九二０年代英国的萧条，进到一九三０年代初更严重的全球大萧条。
海耶克在一九三一年春天应罗宾斯之邀到英国伦敦演讲，还被邀对凯因斯的《论货币》一书写书评。当时在海耶克心目中，凯因斯是他敬仰的英雄，《和平的经济后果》和《论货币改革》两本书让海耶克钦佩不已，论断之精辟更让海耶克折服。一九二九年在“伦敦与剑桥经济服务社”(London and Cambridge Economic Service)召开的国际会议中，海耶克和凯因斯两人都参加，这是海耶克第一次亲见他久仰的凯因斯，当然是高兴不已。但当时讨论到利率变动的有效性问题，凯因斯俨然以长辈自居，对海耶克的态度很傲慢，似有“教训”的意味。不过海耶克认为，如果凯因斯能提出真知灼见，他仍然会欣然接受。
海耶克既然答应评论凯因斯的《论货币》巨著，自然会详细阅读并评断该书的理论结构。不过，海耶克的用词非常犀利，如：“对于一位欧陆的经济学家，这种研究方法并不像对作者那样的新奇”、“这种表达是如此的困难，如此的系统不明，如此的模糊不清”、“无人能有把握他真的了解凯因斯先生的意思”。海耶克在文末表示，他在文中所提出的一些批评，都只是希望凯因斯能对之做进一步解释，其中许多还只是措词不适切而已。海耶克希望他这样做不至于被认为对凯因斯的不敬。他说：“我的目的一直就是想对这本非常困难而又重要的书之了解有所贡献。我希望我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已足以证明我对这本著作是如何的重视。”
海耶克这篇书评的“上篇”刊在一九三一年八月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出版的《经济学刊》(Economica)，正是他到该院任教的前一个月，这对于海耶克在英国学术界地位的建立有所助益。凯因斯等不及书评“下篇”刊出，就立即予以答复，但其答辩文却大部分是在批评海耶克的《价格与生产》(Price and Production)一书，并没有就海耶克对《论货币》所提出的意见加以答复。凯因斯写道：“那本书在我看来，是我读过的书中最杂乱无章的。从第四十五页起很少能看到坚实的命题。”海耶克读后也不甘示弱，提出尖锐的答辩：
“不幸的，凯因斯先生的解答在我看来，并没有对我所提出的诸多疑难加以厘清，我不相信凯因斯先生是想要让人产生这样一种印象，他想用这一种对其反对者辱骂的方式，来转移读者对其所提出之反对意见的注意。”
凯因斯之所以会在答复海耶克对其《论货币》所作的论评不高兴，部分原因在于他觉得以前他对海耶克很友善。比如说，一九二七年初，海耶克曾请凯因斯寄给他一本F. Y. Edgeworth的《数学心理学》(Mathematical Psychology)，一九二九年海耶克又曾送一本他的任教资格论文，凯因斯对这个不请自来的礼物还写信道谢，确实是够友善的了。这是世界最著名的经济学家，给一个还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写的信：“感谢你送的这本书，我对最后一章尤感兴趣。不过，我发现你的德文可实在难以搞懂。”
海耶克为什么要严厉地批评凯因斯？部分原因可能受罗宾斯的怂恿，让他体认到，经由挑战凯因斯，可以迅速地在英国经济学界建立自己的地位。罗宾斯邀海耶克写《论货币》评论时，正是罗宾斯和凯因斯在麦克唐纳首相召集的经济学家委员会上激烈争吵的一个月之后。不过，海耶克无疑地自视甚高，他在一九三一年一月发表了非常成功的演讲后，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主动聘任他，接着又出版了他的《价格与生产》，该书也在《经济学刊》上获得推介。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凯因斯在《经济学刊》上对海耶克的书评作回应后，两人进行了私下通信。凯因斯想厘清海耶克的说法，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日凯因斯写第一封信，到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三日海耶克对凯因斯提出的问题作最后回复，来来往往各写了五封信。之后两人还都有书信往来，而凯因斯却对他人表示，其对与海耶克书信来往很厌烦。不过，在海耶克一九四四年发表《到奴役之路》后，凯因斯给海耶克写了一封往后广为人知的赞许信，但一开头凯因斯就先警告说：“你不要指望我会完全接受你书中的那一些经济学说法。”
海耶克和凯因斯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二年间的思想交流，被人视为一场“论战”(Debate)，实际上只是争论(Controversy)，缺乏论辩，双方都彼此炮轰而已，并没有持续的、经过深度思考的、富有成果的观念交流。双方都未说服对方改变看法，甚至都没有能够说服对方相信自己的见解很有价值。
海耶克的追随者在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最多，不过，到一九三０年代后期，几年前曾信奉海耶克观念的人，都纷纷投奔凯因斯旗下。一九三０年代经济大恐慌，凯因斯的“政府创造有效需求”以解决“大过剩供给”的理论风靡全球，海耶克则一败涂地。在一九五二年写的一篇书评中，海耶克对凯因斯的描写有助于对其人和其学术思想有更进一步的了解。海耶克这样写着：“不论人们对于凯因斯作为经济学家的评价如何，认识他的人都不会否认，他是他们那一代英国人中最杰出的一位。事实上，他作为一位经济学家的影响力之所以会那么广泛，大约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总能给人以深刻印象。由于他的兴趣无所不包，由于他的人格的力量和令人信服的魅力，使得人们相信他对经济学贡献的原创性和理论上的健全。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功于他把敏锐的心思，与旁人无可匹敌的娴熟英语语言技巧罕见地融为一体……。他的特点是犀利，而不是深刻和彻底。”
海耶克是这样形容凯因斯：“他能同时做无数的事情：教经济学、组织芭蕾舞剧演出、搞金融投机、收藏绘画、开办投资信托公司、为剑桥一间学院筹募资金，又是一家保险公司的董事，实际经营着剑桥艺术剧院，亲临剧院关心旅馆提供的食物和酒水这样的细节问题。”凯因斯把海耶克迷住了，其实很多人都被凯因斯迷住了。
在一九三０年代，海耶克和凯因斯的学术和私人关系并不密切，但在二次大战期间，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搬到剑桥，他俩才成为私交很好的朋友。不过，在学术上，他们的关系可一点都不密切。一九九一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寇斯(R. Coase, 一九一０～二０一三)曾表示，一九三０年代在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失去支持，对海耶克来说，“一定是非常难过的事情，但他从来不表露出来”。
海耶克在一九三０年代所做的大量专业经济工作，都是他与凯因斯交锋的延续，他确信，为了反驳凯因斯的看法，就必须重新研究基本的资本理论。一九四一年海耶克终于写成了《纯粹资本理论》(The Pure Theory of Capital)，而该书也是他在经济学上的最后一部专著，之后他就转入一个较广泛的政治哲学的范畴中，在经济学上只发表一些短篇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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