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8年10月08日訊】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一八八三～一九四六)雖然離世已久，但迄今仍是被公認為舉世最有名，甚至是最偉大的經濟學家，他不只有「總體經濟學之父」稱呼，還有「經濟學界的愛因斯坦」、「資本主義的救星」、「戰後繁榮之父」等美稱。他的理想世界是在過去，是愛德華時代的自由主義的世界，他嚮往的是富有人情味的習俗、溫和的方案、有希望的改革的世界，他就是在這樣的世界中長大成人的，凱因斯的氣質是「溫和的」。
凱因斯明確地反對社會主義(經濟生產手段的共有)和共產主義(所有財產的共有)。他是這樣批評馬克思主義的：「我怎麼可能信奉這樣一種學說呢？它青睞爛泥巴而不是魚，它把粗魯的無產階級置於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之上，不管後兩者有什麼樣的缺陷，但起碼其生命品質較高，也無疑承載著人類一切進步的種子。」一九三五年，他寫信給蕭伯納(G. B. Shaw)說：
「我讀了剛出版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讀來毫無進展，……我看得出來，他們發明了某種喋喋不休訴苦方法和一種可鄙的書寫風格。他們的後繼者把這兩點都忠實的繼承下來，但如果你告訴我，他們發現了破解經濟之謎的線索，我卻不相信。我看到的沒有別的，無非是一些過時的好辯而已。」
一九二０年代的英國經濟與美國不同，美國是「熱鬧滾滾的二０年代」，英國則是蕭條的歲月，失業率只有一九二七年這一年在百分之十以下。為何如此？凱因斯的答案是：英國成了一隻僵硬而行動遲緩的巨獸，他認為英國的十九世紀力量已走完了其自然發展過程，已不再是一個富有成長性的，有活力的經濟機體了。
海耶克在到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演講和教書前的一九二０年代後期，在倫敦舉行的歐洲各地經濟循環的會議上認識凱因斯。當時，凱因斯是海耶克心目中的一位「英雄」，海耶克說：「凱因斯不就是那位勇敢抗議一九一九年凡爾賽和約中有關經濟條款的人嗎？」海耶克和他那一代年輕的維也納人，都稱讚凱因斯寫了「文采斐然的著作，書中直言無忌，思想獨到。」他們指的是凱因斯一九一九年出版的《和平的經濟後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Peace)一書。
凱因斯繼《和平的經濟後果》再出版第二本重要著作《論貨幣改革》(A Tracton Monetary Reform, 1923))，該書收錄了前三年的文章和演講。依當時人的說法，凱因斯是個「穩定論」者，亦即希望實現國內價格穩定，他認為，若照《論貨幣改革》對貨幣進行管理，就能實現真正的突破。凱因斯發表《論貨幣改革》後，發動了一場阻止英國回到戰前金本位制的戰鬥(第一次大戰期間暫時取消金本位制)，結果沒成功。在英國恢復戰前金本位制後，凱因斯撰寫〈邱吉爾先生的經濟後果〉一文批評，邱吉爾就是當時的財政大臣。一九三０年凱因斯寫了《論貨幣》(Treatise on Money)一書，作為他自己理論的總結，而該書面世時，情況已有變化，由一九二０年代英國的蕭條，進到一九三０年代初更嚴重的全球大蕭條。
海耶克在一九三一年春天應羅賓斯之邀到英國倫敦演講，還被邀對凱因斯的《論貨幣》一書寫書評。當時在海耶克心目中，凱因斯是他敬仰的英雄，《和平的經濟後果》和《論貨幣改革》兩本書讓海耶克欽佩不已，論斷之精闢更讓海耶克折服。一九二九年在「倫敦與劍橋經濟服務社」(London and Cambridge Economic Service)召開的國際會議中，海耶克和凱因斯兩人都參加，這是海耶克第一次親見他久仰的凱因斯，當然是高興不已。但當時討論到利率變動的有效性問題，凱因斯儼然以長輩自居，對海耶克的態度很傲慢，似有「教訓」的意味。不過海耶克認為，如果凱因斯能提出真知灼見，他仍然會欣然接受。
海耶克既然答應評論凱因斯的《論貨幣》巨著，自然會詳細閱讀並評斷該書的理論結構。不過，海耶克的用詞非常犀利，如：「對於一位歐陸的經濟學家，這種研究方法並不像對作者那樣的新奇」、「這種表達是如此的困難，如此的系統不明，如此的模糊不清」、「無人能有把握他真的了解凱因斯先生的意思」。海耶克在文末表示，他在文中所提出的一些批評，都只是希望凱因斯能對之做進一步解釋，其中許多還只是措詞不適切而已。海耶克希望他這樣做不至於被認為對凱因斯的不敬。他說：「我的目的一直就是想對這本非常困難而又重要的書之了解有所貢獻。我希望我在這方面所做的努力，已足以證明我對這本著作是如何的重視。」
海耶克這篇書評的「上篇」刊在一九三一年八月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出版的《經濟學刊》(Economica)，正是他到該院任教的前一個月，這對於海耶克在英國學術界地位的建立有所助益。凱因斯等不及書評「下篇」刊出，就立即予以答覆，但其答辯文卻大部分是在批評海耶克的《價格與生產》(Price and Production)一書，並沒有就海耶克對《論貨幣》所提出的意見加以答覆。凱因斯寫道：「那本書在我看來，是我讀過的書中最雜亂無章的。從第四十五頁起很少能看到堅實的命題。」海耶克讀後也不甘示弱，提出尖銳的答辯：
「不幸的，凱因斯先生的解答在我看來，並沒有對我所提出的諸多疑難加以釐清，我不相信凱因斯先生是想要讓人產生這樣一種印象，他想用這一種對其反對者辱罵的方式，來轉移讀者對其所提出之反對意見的注意。」
凱因斯之所以會在答覆海耶克對其《論貨幣》所作的論評不高興，部分原因在於他覺得以前他對海耶克很友善。比如說，一九二七年初，海耶克曾請凱因斯寄給他一本F. Y. Edgeworth的《數學心理學》(Mathematical Psychology)，一九二九年海耶克又曾送一本他的任教資格論文，凱因斯對這個不請自來的禮物還寫信道謝，確實是夠友善的了。這是世界最著名的經濟學家，給一個還不到三十歲的年輕人寫的信：「感謝你送的這本書，我對最後一章尤感興趣。不過，我發現你的德文可實在難以搞懂。」
海耶克為什麼要嚴厲地批評凱因斯？部分原因可能受羅賓斯的慫恿，讓他體認到，經由挑戰凱因斯，可以迅速地在英國經濟學界建立自己的地位。羅賓斯邀海耶克寫《論貨幣》評論時，正是羅賓斯和凱因斯在麥克唐納首相召集的經濟學家委員會上激烈爭吵的一個月之後。不過，海耶克無疑地自視甚高，他在一九三一年一月發表了非常成功的演講後，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主動聘任他，接著又出版了他的《價格與生產》，該書也在《經濟學刊》上獲得推介。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凱因斯在《經濟學刊》上對海耶克的書評作回應後，兩人進行了私下通信。凱因斯想釐清海耶克的說法，從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日凱因斯寫第一封信，到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三日海耶克對凱因斯提出的問題作最後回覆，來來往往各寫了五封信。之後兩人還都有書信往來，而凱因斯卻對他人表示，其對與海耶克書信來往很厭煩。不過，在海耶克一九四四年發表《到奴役之路》後，凱因斯給海耶克寫了一封往後廣為人知的讚許信，但一開頭凱因斯就先警告說：「你不要指望我會完全接受你書中的那一些經濟學說法。」
海耶克和凱因斯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二年間的思想交流，被人視為一場「論戰」(Debate)，實際上只是爭論(Controversy)，缺乏論辯，雙方都彼此砲轟而已，並沒有持續的、經過深度思考的、富有成果的觀念交流。雙方都未說服對方改變看法，甚至都沒有能夠說服對方相信自己的見解很有價值。
海耶克的追隨者在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最多，不過，到一九三０年代後期，幾年前曾信奉海耶克觀念的人，都紛紛投奔凱因斯旗下。一九三０年代經濟大恐慌，凱因斯的「政府創造有效需求」以解決「大過剩供給」的理論風靡全球，海耶克則一敗塗地。在一九五二年寫的一篇書評中，海耶克對凱因斯的描寫有助於對其人和其學術思想有更進一步的了解。海耶克這樣寫著：「不論人們對於凱因斯作為經濟學家的評價如何，認識他的人都不會否認，他是他們那一代英國人中最傑出的一位。事實上，他作為一位經濟學家的影響力之所以會那麼廣泛，大約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他總能給人以深刻印象。由於他的興趣無所不包，由於他的人格的力量和令人信服的魅力，使得人們相信他對經濟學貢獻的原創性和理論上的健全。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可以歸功於他把敏銳的心思，與旁人無可匹敵的嫻熟英語語言技巧罕見地融為一體……。他的特點是犀利，而不是深刻和徹底。」
海耶克是這樣形容凱因斯：「他能同時做無數的事情：教經濟學、組織芭蕾舞劇演出、搞金融投機、收藏繪畫、開辦投資信託公司、為劍橋一間學院籌募資金，又是一家保險公司的董事，實際經營著劍橋藝術劇院，親臨劇院關心旅館提供的食物和酒水這樣的細節問題。」凱因斯把海耶克迷住了，其實很多人都被凱因斯迷住了。
在一九三０年代，海耶克和凱因斯的學術和私人關係並不密切，但在二次大戰期間，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搬到劍橋，他倆才成為私交很好的朋友。不過，在學術上，他們的關係可一點都不密切。一九九一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寇斯(R. Coase, 一九一０～二０一三)曾表示，一九三０年代在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失去支持，對海耶克來說，「一定是非常難過的事情，但他從來不表露出來」。
海耶克在一九三０年代所做的大量專業經濟工作，都是他與凱因斯交鋒的延續，他確信，為了反駁凱因斯的看法，就必須重新研究基本的資本理論。一九四一年海耶克終於寫成了《純粹資本理論》(The Pure Theory of Capital)，而該書也是他在經濟學上的最後一部專著，之後他就轉入一個較廣泛的政治哲學的範疇中，在經濟學上只發表一些短篇的論文。
責任編輯：高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