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是位雄才大略的千古明君，也是一位风雅的皇帝。他开设文学馆、弘文馆，君臣在处理政事之余，谈论典籍、创作诗文，在历史上留下许多美谈。更可贵的是，这位文武双全的皇帝，对文史有独到的见解，让人深思。
汉代的大赋以词藻华美、气势恢弘著称，官修史书中也用大量篇幅将它们记录传世。唐太宗就此对负责修史的房玄龄说，《汉书》和《后汉书》都载有扬雄《甘泉赋》《羽猎赋》、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班固《两都赋》。这些文字华而不实，对规劝帝王执政毫无用处，为什么要收录在史书上呢？
他告诫房玄龄：“今后有人上疏议政，只要他言辞直率，合情合理，有利于国家，无论我是否采纳，都要记录在史书上。”
诗人有诗集，文人有文集，太宗一生有80多首诗歌传世，作《温泉铭》、《晋祠铭》等文章，着《帝范》一书教诲皇子，可见他的文学造诣很深。然而，他却又没有给自己留下一部作品集。贞观十一年（637年），也有大臣请求将太宗的作品汇编成集，却被他拒绝。
太宗说：
我的诏书和命令，如果有益于国家和百姓的，史书都会记载，足以流传千古。如果是不遵循古训的、扰乱政务的作品，即使有文采也会贻笑后人，这不是我需要的。
而像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这些亡国之君，都有文集传世，可是他们的道德、品行都不可取。君主圣明与否，关键在于他的德行，何必要有文章流传呢？
其实，太宗对文学的态度，也是对历史的态度。而对历史，太宗表现出更多的关注与慎重。贞观十三年，他召来撰写起居注（记录帝王每日言行的史书）的褚遂良，打破传统希望查看对自己的记录。褚遂良起初不同意，因为他会把皇帝的言行，无论好坏都如实记录，他担心这样的记录会触怒皇帝。
第二年，太宗又对负责修史的房玄龄说：“我每次看前朝的史书，通过惩恶扬善来规劝警戒后人。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皇帝不能亲自看当朝的国史呢？”房玄龄的回答和褚遂良一致。太宗却说：“我现在想看国史，如果记录了好事，不用多说；如果记录了不好的事，我就可以引以为戒，加以改正。”
房玄龄等史官仍然畏惧天子，将史书删减整理后才敢送给太宗。当看到有关玄武门之变的文字非常含蓄时，太宗立刻援引历史旧事教导他们，周公诛杀管叔、蔡叔，周朝才得以安定；季友毒死叔牙，鲁国才得以安定。他说：“我的所作所为，和古人相同，都是为了安定社稷，保全万民。史官执笔为什么要隐晦？”他命史官将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写出。
魏徵听说这件事后，对太宗的勇气非常敬佩。他说：“皇帝是九五至尊，无所惧怕，只有国史才能惩恶扬善。如果写得不真实，那让后世看什么呢？陛下让史官修正史书，正合乎公正的道理啊！”（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贞观政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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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愉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