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9年01月07日讯】
二、中共体制敢死队与庞氏绝境
华为受到中共体制支持，相信自己能够创造历史，对未来充满信心。在这样的心态下，华为以敢死队的姿态，为体制扩张发动更凶猛的进攻。在进攻中，华为不断发现新的发展机遇，在心理上实现发展和财富感的新高潮。
不过，血汗工厂的表现日益暴露，低利润率的问题日益严重，华为的生存危机越来越难以避免。为了维持生存，华为更加强调狼性文化，实施更加凶猛的扩张。具体来说，华为更积极充当体制敢死队，并且扩大庞氏骗局，试图以规模增长避免破产倒闭。
华为扩张的结果是，从短期避免破产命运，但同时挖更大的坑，将更多人和财富席卷到庞氏骗局中，走向无法挽救的绝境。
1、 深陷低利润率泥潭
血汗工厂与低利润率相互促进。华为以血汗工厂起家，希望通过规模发展，再升级到高利润模式。只有高利润才能支持巨额的研发投入，支持企业在技术进步的竞争中生存。
华为代表中国经济的血汗工厂困境。华为面临的问题，是所有中国实体经济面临的问题，汇集成整个中国经济的问题。
华为试图升级到高利润模式的态度，反映到中共体制的态度，变成升级转型、高质量发展、以及“中国制造2025”等口号。而且，华为是中共“2025”的榜样和主干。
不过，无论华为还是中国经济，努力进行的所谓升级转型，都只是给自己画饼充饥。中国的血汗工厂根本无法升级为高利润模式。即使中共试图实施弯道超车，以大规模的知识产品模仿、抄袭、剽窃、偷盗和强迫转让，也无法实现高利润。
A、 文化决定利润率
从基础上，高利润来自于高精尖新科技，而高科技来自于高知识。高知识具有极强的文化特征，即马克思/共产主义描述的阶级性。从社会角度，只有在尊重规律、法制健全、文化相对宽松、支持创新思想的环境中，才可能有思想和知识创新，正确的思想和知识基础，加上思想和知识创新，才能产生可持续的高知识，进而产生高技术。而且，只有在法制保障下，新知识和新技术才能够成为知识产权，进而创造相应的利润。只有高知识和高技术创造的商业系统和企业模式，才可能成为可持续的利润基础。
从具体的区域角度，高知识的文化阶级特征表现得更加明显。只有在犹太教/基督教社会中，欧美等中产以上的家庭，物质条件相对优越、家庭教育系统完整、家庭文化环境宽松、社区学校教育质量较高、孩子之间相互竞争合作，才能批量产生技术水平较高的人才，进而在这些人才中出现创新思想。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仿效和学习欧美文化与法律体制，才跟随发展。日本最早脱亚入欧，大力引进西方模式，加上麦克阿瑟对日本的大规模改造，也因此最早成为发达国家。而在东亚国家，中产以上家庭的孩子，在知识和技术的学习能力更强，远超中下层家庭。
按照这个模式，中国大陆只能产生血汗工厂。华为是中共无神论体制的一环，其文化基因与中共高度吻合。华为从建立之初就确立血汗工厂模式，即反规律、反高知、反高科技、反知识产权等。虽然华为疯狂追求利润，但是文化基因决定，其运行模式的结果是反高利润。华为的狼性文化是反高利润的血汗工厂的集中体现，任正非家族通过狼性文化达到个人高利润的目的。
任正非建立华为，确立华为的血汗工厂基因。任正非生长在贵州贫困地区，在中共统治毛文化的环境中长大，父母教师又在贯彻毛文化的思想，家庭长期贫困，信息闭塞，而且在中共军队里长期生活。按照履历和能力，任正非不会被任何一个高科技公司录取，因为与高科技公司的文化格格不入，更没有相应的知识和技能。按照任正非的成长模式，即使建立华为，将华为包装成高科技公司，实质上也是血汗工厂。
任正非掌控华为，强化华为的血汗工厂基因。在早期，华为处于生存危机中，求贤若渴，希望能够摆脱随时倒闭的危机。李一男作为少年天才在华为脱颖而出，支持华为度过生存困境。但是李一男的个性特点直接威胁到任正非的地位，任正非为了保住位置，实质将李一男开除，进而不计成本不择手段打压李一男建立的港湾公司。实际上，李一男只是中流技术人员，模仿抄袭能力强，几乎没有技术创新能力。即使这样，都让任正非极度恐惧。后来华为招人时特别强调，华为只适合家庭背景条件差的学生，愿意为了赚钱而拚命，家庭背景好的学生不适合华为。 华为通过新员工的筛选，将具有技术成长和创新能力的员工排除出华为，只选择适合血汗工厂的员工。这种武大郎开店的模式，提前实施劣币驱逐良币，以保障任正非的地位，也强化华为的血汗工厂文化。
华为通过创造出毛时代的氛围，不断强化血汗工厂的文化。 如果进入华为，可以强烈感受到，任正非在复制毛时代的文化，以文革的模式进行操控。 因为，任正非的人生只经历过毛时代、只懂毛时代，只会依靠毛时代的模式，维持自己在华为的地位。不过，在1990-2000年代，社会文化仍然以崇美为主导，毛时代的文化在社会上被鄙视。所以，任正非只是在华为内部推广毛文化，不敢在社会直接宣扬华为的文化实质。后来华为借用当时流行的《狼图腾》延伸宣扬的狼性，开始宣传推广“狼性文化”。 可以说，狼性文化是毛文化和文革操作的翻版，只不过换个马甲。
华为的狼性文化在社会中形成鲜明的观点对立：一部分人对华为极为鄙视，完全否定华为的模式。在这些人中，主要生长于大中城市、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生活条件相对较好，视野开阔，推崇欧美教育和文化。在中共的统治下，随着中国文革氛围回潮，这些人不仅数量少，而且声音被压制。另一部分支持华为甚至崇拜华为，占到大多数。
任正非虽然在全国推广狼性文化，但是本人将子女后代送到美国加拿大受教育。任正非和孟晚舟为了个人的经济利益在公司内推行中共的毛文化和文革模式，并且积极推动狼性文化在全国的宣传普及，迫使更多的中国人接受狼性文化。但是他们自己很清楚，狼性文化是死路一条。所以，两人一边依靠狼性文化疯狂敛财，一边将所有家人送到美国加拿大，让孩子接受西方教育，成为美加创新文化的一部分。
B、投机模式决定低利润率
从市场的角度，华为起家于投机，而不是坚实的商业模式。按照华为的公开资料，最初源于借助深圳的特殊状况，以偷漏税的方式生产设备，挖掘第一桶金。后来在仿制剽窃盗版的方式，以低价供应交换机设备，降低电信运营商的采购成本，与西方设备供应商竞争。
低利润率是投机模式的根本问题。在高科技领域，每个独立成功的企业都需要以高利润做支持，而高利润率来自于坚实的商业模式，首先基于自身的技术积累和创新，其次才是管理组织与市场开拓。投机意味着，企业无技术创新，只能依靠低价抢订单实现自身生存。由于投机无法获得高利润率，无法适应科技发展与进步，因此随时在升级换代中被淘汰。
华为在低利润泥潭中越陷越深。着华为的规模扩张，其综合成本越来越高。华为既没有合理的商业模式，又缺乏合理的现代企业管理，更缺乏技术创新能力，无法创造出高利润。面对日益高昂的成本以及低利润率，华为面对的处境日益艰难。华为只能按照过去的操作模式，试图通过强化血汗工厂的压榨，在低利润率中增加一点点利润率。华为的“狼性文化”、对35岁以上员工的无情裁员、不断推动销售增长，都是华为试图增加利润率的血汗工厂举措。但是华为的血汗工厂压榨，反过来更导致长期利润率不断降低，企业更不可能形成长期的技术积累和创新。
具体地说，华为的低利润率无法独立支持对5G的巨额研发投入。在商业周期中，华为在4G电信设备市场的竞争中，依靠中共体制的出口信贷，以低价抢占众多中低端市场，维持规模扩张。但是，随着4G市场饱和，华为的收入潜力基本已经达到尽头。同时，5G的竞争不断激烈，各主要厂家开始进入白热化的市场争夺战。华为由于利润率过低、内部缺乏技术积累，无法支持5G研发的巨额资金，面临被市场淘汰的危机。
2、 中共体制敢死队
在具体功能上，华为以私企实现国企功能，而且比国企更加大胆更加激进，可以称为中国体制敢死队。前文已经论述过，华为发展大致上经历了三个阶段：进口替代、出口包工头、以及国际扩张之矛。按照这三个阶段，华为的敢死队模式，也经历三个过程，树立敢死队模式、世界扩张、挑战欧美。
华为的敢死队功能，源于华为是中国经济的榜样，对中国经济具有直接的引导作用。华为狼性文化在全国的企业得到普及，并且支持中国的毛文化和文革回潮。华为深陷低利润率泥潭，代表中国经济的低利润泥潭，经济增长难以为继。华为试图以弯道超车的方式升级转型，也带动中国经济的升级转型。
华为的敢死队角色，主要经历生存、发展和高潮三个阶段：
A、 生存阶段:进口替代确立敢死队模式
最初，西方电信设备巨头垄断中国市场，以极高的价格销售进行销售，获得丰厚的利润。对于中共体制来说，购买这些高价设备，需要花费巨额外汇，挤占大量其它外汇需求，让体制极为心疼。考虑到巨大的利益，中共体制必须通过操作，对这些巨头实施替代。
中国体制不能自己出手，因此需要敢死队。在改革开放早期，中共积极招商引资，希望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在这个阶段，中共的国企没有胆量，以抄袭和盗版的方式，与跨国公司竞争。中共需要私企充当敢死队，抢占跨国公司的市场。如果跨国公司强力反对，中共可以直接让私企倒闭，避免自身的责任。
在电信领域，华为承担起敢死队的角色。华为本身没有研发和生产交换机的能力，于是通过逃税进口设备零部件进行组装，仿制和盗版思科等设备供应商的方案，并以极低的价格销售。在华为盗版的竞争下，交换机设备的价格降到二分之一、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以下。华为的行动为体制节约巨额外汇，受到体制的极大赏识。
华为的私企身份反过来对体制形成有效保护。华为以私企的面貌出现，起到了国企无法起到的作用，而且掩护国企的跟进。以思科为主的西方电信巨头，面对华为越来越疯狂的盗版行为，不能直接起诉中国政府或者国企，而只能请求中国政府作为仲裁者，试图以知识产权诉讼阻止华为的进攻。但是，在中共的保护和拖延下，思科的行动几乎没有效果，华为继续迅猛增长。可以说，通过华为的敢死队行动，替代西方厂商设备，中共体制保护华为而不必承担责任，形成体制与华为共同获利的模式。
最初，华为愿意做体制的敢死队主要为了生存。华为属于体制外单位，只能以敢死队的身份出现，得到体制的业务支撑才能生存。另外，由于华为缺乏体制的直接资金支持，不能在体制内养尊处优，而且自身缺乏积累，随时面对生存危机。因此，华为只能不断做体制敢死队，为体制做越来越多的冒死之事，才能获得体制的后续支持，再得到体制的奖赏；
华为变成爱国的代表。起初华为等于爱国，后来是爱国等于华为。在中共的党国体制下，党即国家，党代表国。爱党即爱国，不爱党就是不爱国。狼性文化推出之后，华为以敢死队的身份引领中共统治的文化导向，变成愿意为中共体制卖命的代表。在中共的鼓励下，华为以爱党的实质，宣传成爱国的代表。华为水军大批出动，在网络上大肆活动，将华为等同于爱国。随着宣传升级，华为水军升级为海军，宣传也变成爱国等同于华为，华为当体制敢死队的角色也日益高尚化。
宣传升级的过程也是华为敢死队的地位日益巩固的过程。华为等同于爱国的例子是，买华为手机代表着爱国。当中国消费者日益变穷时，人们不再购买日益昂贵的苹果手机，转而购买小米、华为、oppo/ivio等国产手机，因此声称自己爱国。在这个阶段，买华为可以说自己爱国。而爱国代表华为则进一步突出华为的地位。在严格意义上，小米、oppo和vivo这些国产品牌手机只是为了赚钱，缺乏爱国的主人翁责任感，不够资格做中共敢死队。 只有华为最积极做敢死队，所以爱国就要买华为，买其它国产品牌的意义都不够强。在华为海军的宣传鼓吹下，华为必须以更激进的敢死队行动，证明自己代表爱国甚至垄断爱国的地位。
华为快速发展后，仍然不断加强宣传，强化敢死队的角色，根本还是为了挣扎生存。根据华为的基本模式，华为无法摆脱血汗工厂，而且在低利润率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华为想生存下来，必须更积极充当敢死队，强化敢死队的基础角色，以获得体制更大的支持，维持华为的生存。
B、 发展阶段: 出口包工头，以敢死队身份挑战美国刑法
卖方信贷的出口包工头。在加入WTO后，中国开始大规模实施出口扩张，同时积极在亚非拉进行大规模投资，以换取相关国家的资源。华为作为投资扩张的一部分，依靠出口信贷，成为电信设施建设的包工头，获得快速发展。我在《红色私企》中，对卖方信贷的模式，进行过详细说明。
在这个阶段，华为更加积极和大胆，充分表现出敢死队的模式。在表面产权的归属上，华为与国企仍然有较大区别，所以华为必须更加积极，向中共体制效忠。同时，央企是中共体制本身，虽然执行中共的决策，但是并不积极。尤其是遇到问题时，国企的态度显得更加消极。这种积极的态度，在重要时候表现得的较为明显。例如，在违反伊朗禁售令的问题上，因为中共的指示，华为和中兴都参与交易，表面上似乎没有区别。但是，如果对比中兴和华为的具体行为就可以看出，华为的行为更激进，全面表现出敢死队特征。
中兴和华为的区别，是央企亲儿子和私企敢死队的差别，关键在于是否敢于担责、敢于牺牲。当然，中国人基本不懂法律，不知道担责的风险以及牺牲的后果。所以，无数私企勇于承担责任，以个人牺牲完成中共交代的任务。在中兴和华为的对比中，关键细节决定是否敢死队：
a、 中兴虽然执行中共的指令，但是所有行为都属于公司行为。在需要担责时，中兴所有的责任，都是公司责任。
在表面上，中兴参与伊朗交易并被美国轻松截获相关文档，而且证据非常完整，也成为愚蠢的代表。在交易审批中有个最重要的细节是，在每一笔交易中，都按照严格的公司报告流程，由公司不同级别的人签名。由于一级级的签名非常完整，证据确凿，无可推诿，以致于美国将中兴连窝端，美国商务部对中兴下禁售令。
不过，如果懂法律法规的人就知道，公司不同级别的人签名，在遇到麻烦时变成至关重要的流程。当公司各级人员签名后，意味着业务是公司整体的决策和执行，而不是个人行为。 当美国追究责任，主要追究整个公司的责任。 所以，美国商务部出马，以违反协议的名义采取对中兴禁运的措施。这种措施的实施，属于经济/商业事件，而不是刑事案件，没有人刑事罪名被捕。
在中兴内部，每个员工为了保护自己的基本权益，层层签名是必要手段。中兴是国企，员工是体制内的人，都清楚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作为体制内的员工，每一级首先考虑的是保障个人的基本权益，即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个机制决定，任何公司下达的指令，都需要上级签字确认，下级才会签字执行。中兴的员工也不会随便挂名其他公司进行其他非法活动。
在个人权益优先的背景下，中兴不会轻易做敢死队。只有在中共的要求下，中兴才会“被动”参与伊朗交易。如果中共不要求，中兴不会主动参与。在伊朗问题曝光后，中兴因为美国禁运而休克，中共必须承担起对中兴的责任。 这个责任意味着，中共负责与美国沟通，促使美国停止禁运，中兴恢复生产；如果中共无法让中兴恢复生产，也必须负责抚养中兴员工。因为，按照体制内的操作机制，中兴为中共而受到打击，所以中共也必须为中兴的生存负责。
因为是亲儿子，所以中兴随时可以为了自身利益出卖华为。中兴作为体制内的一员，有权利为自身的生存而使用各种手段。当中共无能力恢复中兴生产，又不能明确保障中兴员工利益时，中兴就有资格通过出卖华为（敢死队），以保护自己的利益。所以，中兴内部明确表态，只要能活下去，随时出卖华为。反过来，华为对中兴这种体制内的猪队友，虽然极端愤怒，但又无可奈何。
b、华为敢死队的关键在于，以个人为赌注铤而走险，完成中共赋予的任务
在中兴事件爆发后，中兴文件中有华为（代号F7）规避美国监管的方式，即通过多层壳公司，以不签名的方式订立合约，让美国无法抓住把柄。当时，很多人认为，这种方式非常聪明。如果中兴按照华为的操作，也不那么容易休克。
但在法律层面，任何一个违法或者违约事件都必然有相应的主体，才能实施违法/违约行动。 而华为的操作模式，虽然在表面上合同不签字，显得与华为无关。但是，按照法律的追溯原则，美国必然追查这个责任，直到追踪到可以承担责任的主体。
在华为事件中，承担责任最终追溯到个人，而这个个人就是孟晚舟。华为想着逃避责任，以非常规的手段做合同，通过壳公司实施操作。但是无论壳公司有多少，交易经过多少个伪装程序，最后在终极的交易中，必须有人签字负责。孟晚舟则是壳公司的代表人，通过孟晚舟的签字，其个人为此负责。也可以说，华为通过以个人为代价， 避免公司受到牵连。
鉴于华为公司可能是法盲，最终让孟晚舟自己跳进陷阱。在真实世界中，律师并非像人们想像的那样精通法律，经常可能是半法盲。无论是华为公司，还是华为的律师，对于终极责任的基础法理问题，并不一定清楚。所以，华为设计出自以为聪明的操作方式。如果让华为和孟晚舟现在回顾当时的操作模式，很可能已经认识到，并不如自己最初想像的那样周密。
早在2013年，中国国内的网站上已经有转载（路透社）的相关公开报道。报道梳理一个简单的路线的分析，描述华为通过skycom的操作，规避对伊朗交易监管的过程。其中，孟晚舟在与银行打交道的几个关键动作，都可以变为严重的刑事指控。公开报道与汇丰银行在2012年被罚款19亿美元，又相互呼应。可以说，只要懂相关流程，再稍加关注，就会了解华为的操作手段，包括华为如何想着避开监管，以及孟晚舟作为核心操作者，其行为过程都被清晰记录在案。
在2018年12月8日孟晚舟保释听证会上，控方律师作为美国检方代表，提供起诉孟的理由和过程。控方律师的阐述内容，与当年公开报道的过程没什么差别。同时，控方律师应该还提供了相应的详细证据，以支持其指控。虽然孟的律师提出反对意见，但是都被控方律师反驳。由于法官主要聚焦于孟是否适合保释，对更深入的内容没有追究。但是，从控方律师的态度上，美方检控部门肯定拥有足够的证据才如此强硬。这个过程说明，华为在skycom的操作上，不仅并没有自己想像的那么聪明，还将孟晚舟陷入刑事案件的严重危险之下。
孟晚舟本身的重要性，也决定其在欺骗银行和销售给伊朗产品的过程中，成为敢死队的核心成员。由于华为的狼性文化，只有为利益而相互撕咬，没有任何的忠诚、合作和保密的概念。所以，按照当时伊朗交易的重要性，包括资金的调控转移，任正非都不可能将核心交易部分交给外人操作，因为一旦外人离开华为或者面临刑事诉讼，随时会反咬一口，将交易内容和证据和盘托出，指认任正非和华为的操控，让任和华为都面临灾难后果。 所以，任只有让孟晚舟一手操作，才能尽量防止不必要的差错。
当公司操作转为个人，刑事指控因此提上议事日程。中兴的模式虽然问题很大，但是有明显的有利之处：中兴虽然证据确凿，但只是公司行为，华为的人员不需要因此坐牢。而孟晚舟的个人操作看上去很聪明，但是从长期后果的角度，孟不仅是商业违约行为，更是涉及到金融欺诈等刑事犯罪行为。2018年4月，中兴休克期间已经传出华为面临美国的刑事调查，最后华为直接涉及到个人的牢狱之灾，而且还是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2018年12月1日，孟晚舟遭到加拿大警方逮捕，华为的操作模式早就决定这个结果。
C、高潮阶段：国际扩张之矛，以敢死队身份挑战世界。
在中共体制推动“2025”的战略后，开始在全球范围行动，实施各类高新技术抄袭仿制、购买偷盗、强制转让（抢劫）等操作。
在整体上，中国经济与华为一样，由于其血汗工厂的模式，无法实现自身的科技创新、发展和升级。而中共不安于现状，为了发展中国经济，必须提升中国的技术水平。所以中共采取与华为类似的手段铤而走险，将目标盯准西方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实施超大规模的买、偷、抢行动。
在信息产业中，华为起到极为独特的作用，全力支持中共的技术购买、偷盗和抢劫，进而引起欧美日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而且，华为通过巨额投资以5G领导者自居，准备大规模占据5G通信设备市场，主导5G系统的建设和运行。
中共的战略主要包括三方面：
一方面，在国内，中共强制外企进行技术转让，强抢外企的技术，支持中国经济增长。同时，中共号召大量私企，向华为学习狼性，借助互联网和国际贸易的信息渠道，从各个领域偷盗西方技术和其它知识产权。我在《实体末日》中明确，随着中国实体经济走向末日，能够生存下来的私企，基本依靠假冒伪劣和偷盗，或者转变为金融类生产模式。而后续形势如我所料，中国私企全面从最初的血汗工厂，转变为假冒伪劣偷盗抢的犯罪组织。
另一方面，中共加大宣传，展示中国经济的光明前景，极力吸引海归回流中国。在展示中，华为成为宣传的明星私企，增强对海归的吸引力。中共将海归主要分为三等：头等以千人计划和长江学者等为代表，这些海归不必回中国，最好还能在国外继续就职，持续将国外的先进知识和技术偷回中国；二等是带着国外的秘密知识和技术回国，有效实现中国国内企业追赶国际先进企业的目的；三等是有一定知识技术的海归，可以成为新型血汗技术人员，支持国内企业的运营。
第三方面，中共进行大规模海外扩张，在国际范围购买和偷盗技术，华为在其中起到主导作用。在华为网络设备的支持下，中共组织国内的黑客，对欧美的网站进行大规模攻击，盗取各种资料，获得丰厚成果。但是，这种非法行为，不仅无法见光，更遭到西方国家越来越严厉的回应，并且成为川习会上的重要议题。华为则以私企的身份，表面上独立，在欧美国家投资研发机构，对大学实施研究资助，以此实现实用技术的购买和盗取。
华为实际代表中共，以独特的优势，实施大规模海外扩张，起到独特的海外扩张之矛的作用。
华为以私企的形象出现，起到中共体制和国企无法实现的功能。同时，华为不是上市公司，不需要接受监管机构的监督，可以进行各类幕后操作。华为独特之处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四方面：
一方面，华为可以通过灵活的手段，随时批出大笔资金，吸引和招募知名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将其纳入千人计划等项目，并且随时可以起到监控作用。
另一方面，华为可以通过设立研发机构，随时关注科技发展的最新动向，并且获得最新的技术，将这些技术传回国内，带动国内技术的发展。
第三，华为通过对美加等大学捐款，支持基础研究，不断获取基础层面的知识和技术。
第四，中共军方的技术人员可以华为的身份，到欧美大学接受培训。无论华为获得的先进技术和动向、基础研究的知识和技术，以及军方人员的培训，都加快中国军事技术的发展。
例如，根据加拿大公开媒体报道，华为每年对十几所加拿大的大学提供1800万美元的资助，资助100名研究人员的研究，获得其中40%成果的知识产权，并且转移回中国。而且，华为向这些大学派驻的学习人员中，有来自军方的人员，以获得相关的知识和技术。
最为关键的是，华为的网络设备，对于中共实施网络攻击和网络盗窃起到关键作用，引起欧美日各国政府的高度警惕。
随着5G商用系统开始测试安装，美国要求欧洲各国避免使用华为设备，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韩国等国，也纷纷表示，要求电信服务商避免采购华为产品。甚至连中国一直拉拢的俄国，都决定禁止购买华为中兴的设备。
这些国家共同行动的背后是华为网络设备的缺乏安全性。随着各方面数据的汇集，各国官方和民间的网络安全组织/机构发现，中国黑客进行网络攻击和盗取的事件中，基本来自于华为的设备安全漏洞。
很多专业组织认为，华为是专门设置这些漏洞（因为这些漏洞并不是难以发现或者解决的问题），方便中国黑客网络攻击，盗取各种知识和技术。
判断华为专门设置漏洞、用于黑客攻击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为黑客攻击和盗窃提供方便，同时不利于被攻击方进行反侦查，属于典型的保护黑客的行为；二是漏洞不仅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多。例如，在2011-2012年，一些组织明确指出华为设备的漏洞，这些漏洞本来可以很容易补上，但是到2016-2017年，华为的漏洞不仅没有大大减少，甚至更多。
华为网络设备对美国造成巨大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引发美国政府各情报机构的高度关注，进而准备采取一系列打击行动。
简而言之，华为通过充当国际扩张之矛，成为中共扩张战略的关键一部分。 华为在挑战世界的过程中，获得中共的大量资金支持，更增强挑战世界的信心。
当然，华为是中共敢死队，其出发点依据是中共体制。当华为按照中共的安排部署，不断进取，积极挑战世界时，华为似乎忘记了，世界面对中共和华为的挑战有能力反击。从来没有经历过真正战争的华为，虽然整天叫嚣狼性，但是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恐怖。
当世界反击时，可以如碾死蚂蚁一样顷刻毁灭华为。而华为压根想不到，更看不到这样的局面，仍然在挑战世界的道路上夺命狂奔。
3、 扩大庞氏骗局后的绝境
手机业务成为新的庞氏骗局，也意味着华为面临绝境。华为通过推动手机业务增长，维持华为的业务规模，成为华为的新庞氏骗局，掩盖虚拟股权的庞氏骗局，防止华为的突然破产。华为对5G市场超乎想像的幻觉，表现出华为在庞氏骗局中开始面临绝境。
收不抵支是庞氏骗局的根本原因。 从收入角度，华为仍然是私企，必须从市场中销售获利以维持自身生存。虽然华为获得中共的大量资助，但只是辅助手段，不能作为华为的生存基础。随着4G时代落幕，华为主要收入开始枯竭，无法应对巨额支出，只能不断做大庞氏骗局，也意味着庞氏骗局面临破灭的绝境。
在4G时代，华为以体制包工头的身份获得大量业务，保持充裕的资金。除了利用卖方信贷之外，华为还在中共资金补贴的支持下，以极低的价格入市，在欧美发达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凶猛抢夺订单，试图将欧美竞争者全面挤垮。在规模增长的支持下，华为树立起强势形象，既通过虚拟股权集资，又可以轻松占压供应商的大量资金。
华为实施大规模扩张，资金消耗急剧增加。华为在4G获利后进行大规模研发投入，试图在5G市场中占据更多份额，实现更丰厚的利润。虽然中共体制对研发高额补贴，但是对华为的资金需求来说远远不够。同时，华为积极推动手机业务，早期也需要大量资金，尤其是华为投资麒麟芯片等所谓的核心技术，在给爱国民众打鸡血的同时也消耗大量资金。
随着3G/4G通信设备市场接近饱和，华为面临销售下降的危机。从2014-15年开始，4G设备市场逐渐饱和，即使华为有卖方信贷和超低价格做支持，可以建设的4G网络也快速减少，华为的设备销售增长减缓甚至停滞。重要的是，利润率不断降低，利润结余快速消失。更可怕的是，一旦设备销售从增长变为下降，利润变为亏损，华为的资金将急剧萎缩。
销售下降意味着庞氏骗局随时暴露。销售下降从三方面，刺破华为的庞氏骗局： 一是销售下降，现金流减少，利润转负。华为无法支付虚拟股权的股息，将引发华为员工纷纷退股，华为的庞氏骗局破灭；二是，华为被迫裁员，不仅需要支付华为员工的离职金，还需要用现金补偿员工的退股，也需要大量资金，加速庞氏骗局破裂； 三是供应商与华为停止合作，从华为收款结束关系，以及中共的资金支持减少，进一步加速庞氏骗局破裂。
手机业务增长支持华为的销售规模。按照市场的培育顺序，先是设备市场发展，随后带动手机市场增长。随着设备市场饱和，电信运营商加大市场推广，促使手机销售的爆发式成长。手机销售的滞后效应，给华为以进入市场的机会。华为手机从2012年开始规模化增长，2011年出货300万台，2012年2000万，2015年1.08亿，2016年1.39亿，到2018年 预计超过2亿台，是2012年的10倍。在2017年，手机销售额达到2800亿，与通信设备的销售额相当。到2018年，手机销售额相信超过通信设备，成为华为的主要销售来源。
华为手机业务属于赔本赚吆喝的部门。众所周知，在世界的手机行业，苹果和三星占据行业的所有利润，其它厂商普遍为低利润或者亏损。根据Strategy Analytics的2016年数据，苹果在中国市场占据主要利润，而华为、poop/vivo手机占据6.4%的利润，估计华为占据1.6%的利润，即9.29亿美元，合60多亿元人民币。按照近1.4亿台的销量，华为每部手机利润40多元人民币。考虑到华为高昂的综合运营成本，将运营成本分摊到手机业务上，手机业务自然处于亏损。
手机业务继续摊薄华为利润率。我在《红色私企》中，列举华为的利润率不断下降，根据华为2016年年报显示，华为2016年实现全球销售收入5216亿元，同比增长32%；净利润371亿元，同比增长0.4%。从这个数字可以看出，2016年，华为的利润率已经降到7.1%，比2015年进一步明显降低。同时，华为不断增加研发投入，除非在5G业务上获得突破式增长，否则利润率将不可避免地延续下降趋势。
虽然华为手机试图增加盈利，但是收效甚微。2017年开始，华为海军崛起，并且在海外进行大规模的广告宣传，试图打造华为中高端手机的形象。 华为的手机不仅销量快速成长，而且价格不断上升。但是，如果考虑到成本端，手机零配件价格暴涨，大幅侵蚀手机的销售毛利。而且，华为在国外推广中，花费巨额广告费。另外，华为日益膨胀的运营成本，也在侵蚀其利润率。即使华为以偷偷减配的方式降低手机生产成本，也对华为的消费者倾向造成打击。
虽然华为手机无法盈利，但是成为新庞氏骗局的支撑点。华为手机本身不能盈利，不能给华为带来资金收益。从商业逻辑的角度，华为不应该疯狂投入和扩张，而是应该放弃。但是，如果从庞氏骗局的角度，华为的行为就变得非常合理。华为手机业务的迅猛成长，起到两个关键作用，一方面 带来巨额现金流，华为可以通过拖延对供应商的付款，使用巨额现金流，另一方面催大华为的规模，进而华为可以根据业务规模从银行和基金等外部金融机构融资。
手机业务的庞氏规模超乎一般人的想像。金立手机作为一个很小的山寨机品牌，只是在几百元的功能机时代知名，在智能机竞争中完全小小不言，而金立倒闭时爆出200亿债务无法偿还的消息。而华为手机的2018年销量达到2亿台，单机价格数千元，总量超出当年金立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由于华为不是上市公众公司，财务不透明，可以通过截留现金和各类外部贷款，欠款几千亿元而基本不被关注。
5G市场是华为的主打目标。华为在手机业务截留现金，主要用来支持公司坚持到5G时代。华为看到5G市场的广阔前景，已经进行巨额的研发投资，而且积极参与到5G市场的标准制定。按照华为的打算，随着5G市场的到来，华为可以快速占领市场，成为主要巨头之一，从5G的巨大市场中，获得丰厚的收益。按照华为的展望，如果能占据5G市场相当份额，就可以实现丰厚的利润，完全可以解除手机业务和虚拟股权的庞氏骗局危机。
华为过度宣传5G市场，到了接近幻想的程度，属于典型的中国梦。华为在国内大规模宣传，宣扬5G市场的广阔前景。这些宣传让绝大多数希望了解未来市场趋势，不懂行的中国人对5G产业的规模和利润产生完全脱离现实的期望。在此基础上，华为再宣传自己在技术上是世界第一，远超其他厂商，可以轻易成为市场第一。5G市场超乎想像的规模，以及华为超乎想像的竞争优势，意味着华为将获得超乎想像的市场和利润。中国的大国崛起、厉害国、2025宣传中，华为的5G也都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基于华为的宣传，当美国禁用华为系统时，华为宣传的态度是，美国将因此落后于世界的5G市场发展。
人们越是面临危急形势甚至绝境时越容易幻想，自我画饼鼓励自己努力前行。华为海军对华为手机的鼓吹，以及华为对手机业务的重视，充分体现华为对手机业务庞氏骗局的依赖。而华为对5G市场前景的幻想，表明华为已经陷入绝境。（未完待续）
原标题为：再谈华为与中国IT业:中共敢死队的绝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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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文化研究所供稿
文章转自看中国
责任编辑：朱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