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9年12月01日讯】中国的“三农”（核心是农民问题）现状究竟如何？透过中共的真实信息封锁与假新闻泛滥的“双手”，我们可从如下5桩事件来一窥端倪。
其一，11月28日，广东省茂名化州市文楼镇村民抗议建火葬场，当局派出上千防暴警催泪弹镇压，29日，村民以罢市方式持续抗议；各村中仍然继续发生着流血冲突，大批村民被打伤、被抓，从外地回来的年轻人基本上都被抓走。事件发生以来，官方屏蔽消息，村民拍摄的视频无法传出去，村民联系了许多媒体，但是无人理会。
早在2015年7月10日，该火葬场拟建于化州市平定镇那宾村，发生了大规模村民抗议事件，警察打伤7名村民，又抓走9名村民，此事搁浅。不料，4年多后的11月15日，化州市政府公布批文要在文楼镇建造生态园，之后陆续有特警进入文楼镇，最初村民以为是政府扶贫开发，谁知11月25日文楼镇政府告示是建火葬场，村民群起抗议。29日，化州市政府发出公告，声称停止文楼镇人文生态园项目工程建设。
此类事件在大陆层出不穷。地方当局就是矛盾的制造者、中转者，反而强制百姓买单，激起事变。
其二，4月21日，四川省攀枝花市米易县一名妇女，带着3名子女跳河自尽。这在当地引发了轰动。当局在打捞尸体时，现场围满了人。除极少量图片和资讯在当地流传外，米易县以外的人，很少能看到当局通稿（不到150字）之外的资讯。这是“杨改兰事件”的又一次重演，揭示着中国底层民众生活条件的持续恶化。
2016年8月26日18时许，甘肃省康乐县景古镇阿姑村山老爷弯社，28岁的女村民杨改兰杀死了4个3到6岁的幼小孩子，然后服毒自杀身亡。事发后第10天即9月4 日，人们发现杨改兰的丈夫李克英，在村边树林里服毒自尽。八口之家，一案六命！特别是4个3到6岁的儿童不幸而亡，真是惨绝人寰的悲剧，令人异常痛心！
此案引发了“盛世蝼蚁”之说，但是“盛世蝼蚁”现象并未因此绝迹，反而频发，例如2018年10月，湖南省新化县一母亲带着两个幼儿跳水自杀身亡；2017年1月，湖南省湘潭市一母亲因家暴问题，带着两年幼孩子从13楼跳楼身亡；2016年12月，云南昭通市彝良县荞山乡咪咡村一位母亲用农药将2个10岁的儿子毒死后自杀。
其三，6月，河南省通许县村医集体辞职。6月28日，一份落款为河南省通许县朱砂镇36名村医的集体辞职信，在网络热传。辞职信的内容显示，上级层层克扣、工资发放不到位，导致村医们无法维持生计。7月8日，通许县官方回应不存在医生们反映的问题。随即，该县又有大岗李乡28名乡村医生的集体辞职报告曝出。
“河南村医集体辞职”是一起基层人员被地方政府层层盘剥，恶意拖欠工资、补贴，逼得维权人走投无路的恶性事件，此类恶性事件在大陆比比皆是。例如，2017年2月16日，广西桂林恭城瑶族自治县百余名乡村医生走上街头游行，到县政府前静坐，讨要被克扣的公卫款。
但是，大陆乡村医生的生存困境却远不限于此，它是一般人无法想像的。通许县大岗李乡村医中还出了位全国人大代表马文芳（集体辞职报告中无其签字）。马文芳在今年的中共“两会”上曾呼吁进一步解决乡村医生待遇问题。马文芳在《关于对村卫生室投入的建议》中最后提到，“以上问题解决的同时就克服了滥用抗生素、滥用肾上腺皮质激素、滥输液、乱收费、对村医公共卫生服务资金克扣、乡村医生后继乏人等情况的发生。”
如果马文芳的话还令一般人一时难以领会到问题严重性的话，那请看2016年6月在网络热传的一位乡村医生下跪忏悔视频。在这段4分钟左右的视频里，这位乡村医生说：“在这里，我向全国人民下跪了，我亲手葬送了儿子25岁的生命，今天我要说出藏在自己心中的惊天秘密”。“作为乡村医生，为了赚钱养家，多年来，我为成千上万的患者随意的输液，而且输的是可怕的抗生素”……“老百姓更不知道，输抗生素根本就不管用，还严重伤害身体。最让我懊悔的是，为了让那些质疑我的人相信输抗生素管用，连儿子感冒时我也给他输抗生素，多年来抗生素的积累、侵蚀，让他患上了癌症……”他最后呼吁，“请求全国的医生和医院，别再昧着良心，草菅人命，赚取老百姓的血汗钱了，这是在犯罪……”
其四，10月，一名贵州女大学生日生活费2元、体重43斤的新闻震惊全国，击碎中共脱贫谎言。
现年24岁的吴花燕是贵州铜仁市松桃县沙坝河乡茅坪村炮炉山组人，目前是贵州盛华职业学院经济学专业大三学生。吴花燕4岁那年母亲生病过世。2014年，她升入高中时，父亲得肝硬化撒手人寰。从此，她和弟弟只能寄宿在同样贫困的大伯家，依靠300元的低保维持生计。这笔钱大部分都花在为弟弟治病上面，吴花燕每天仅花2元买饭，从来舍不得吃早餐，中午吃馒头，晚餐还是馒头，打饭也基本上是只打白米饭。
曾有5年多时间，糟辣椒就是她唯一的下饭菜，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良，吴花燕身体一直不好。至今她身高仍只有1.35米，体重仅43斤。相当于一个8～9岁正常女孩的身高和体重。
上了大学后，她开始勤工俭学，做两份兼职。2018年起，她的双脚开始浮肿。今年9月29日，她的身体状况再度恶化。她的同学硬是背她到了医院。经医院检查，吴花燕的心脏三个瓣膜都有严重问题，仅手术费起码就要20多万，更不用说后期的治疗。吴花燕对弟弟说，“弟弟，我们不治了，带姐姐回家。”弟弟听完，偷偷地跑到病房外嚎啕大哭。后来，在病友的督促和劝说下，她想了多天才同意在网上发起众筹。
吴花燕的故事令人想起2018年 “冰花男孩”的报道：中国云南省一名小男孩王福满由于天气寒冷，早上赶到学校时头发已经满布冰霜。
吴花燕的遭遇引发民众愤怒：中共在建政70周年活动上花费巨大（外界估算从150亿到322.5亿元人民币不等），却没有帮助吴花燕这样的穷人；“教育部一年300多亿的奖学金撒给亚非拉留学生，好歹留一点给本国贫困学生也不至于这么惨啊！” ……
其五，宗教迫害升级。今年1月16日，据基督教迫害监察组织“敞开的门”（Open Doors）公布的年度报告“2019全球监察名单”，去年中国有2000多万名基督徒遭受迫害。该组织预计，2019年这个数字将增长到5000万。
农村成为重灾区。甚至，2018年中共一号文件明确提出，“依法加大对农村非法宗教活动和境外渗透活动打击力度，依法制止利用宗教干预农村公共事务，继续整治农村乱建庙宇、滥塑宗教造像。”
据关注中共宗教迫害的《寒冬》杂志报导，自去年以来，河南省境内官方认可的三自教会的十字架几乎被拆光，数量可能达到7000座，同时大量教堂也被拆毁，还有许多被查封，改作他用，当局甚至强迫教堂负责人将教堂“捐”给政府。《寒冬》记者实地勘察河南省永城市卧龙镇中心教堂，看到教堂大门紧闭，大门两边的基督教对联与大门上方的“基督教堂”几个字已被水泥白灰涂抹，大门两边的墙上写着中共宣传标语，从外观已看不出是教堂。
不仅教堂，中共还强拆各地的寺庙和宗教塑像。多地的佛像被强行遮盖，四川一座观音像被改造成“大茶壶”；辽宁九华山一座玉观音被改造成“嫦娥奔月”，普贤菩萨像被改造成“五谷丰登”，等等。
从以上事件可以看出，中国“三农”问题可谓矛盾重重、危机四伏，到处都是干柴，只等点燃导火索了。中国“三农”问题本质上不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中共邪政问题。
中共对此也是心知肚明，从胡温时期提 “建设新农村”到习近平当今提的“乡村振兴战略”，也长期将“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2004年以来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都是讲“三农”问题，不可谓不重视；但，“三农”问题就是解决不了，甚至可以说是越来越严重（表现形式上或有重大变化），为什么？找不到北。
为什么找不到北？问题根子就在中共体制上，在中共最高层的思维定势和政策规划上，在即得利益集团的重重阻碍上。
我们且来看看最近一、两年来中共针对“三农”问题的一些重大举措。
其一，2018年中共宣布开展目标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外界评论，“扫黑运动”的根本用意，在于将黑社会势力从基层政权挤压出去，重建中共这个“党”在农村的领导地位。但问题是，中共政权的流氓本性和邪恶本质，与黑社会势力本来就是同类。中共政权的合法性从来都不存在，至今也只敢在形式上让村民海选“村官”和县级人大代表，真正的“村民自治”和“村务公开”从来都是禁区，例如轰动一时的2005年广州“太石村罢免事件”和2011年—2016年的广东“乌坎事件”。
更构成中国基层民众反感官员，反感中共的主因，其实是中共的基层政权，黑社会只是基层黑暗的表现之一，“黑”、“腐”结合。北京常年聚集的上访民众中，绝大部分都有被基层村霸欺压的经历。（据包括北京、上海、广东、浙江、黑龙江等地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实证调查，黑社会的势力范围很少跨出一个市，所谓的“大陆黑社会”，更准确的形容应该是村霸、乡霸、县霸，即便是跨地区流动的组织，也只活动在异乡一角。）
因此，“扫黑”运动在执行中势必“扩大化”，从打击黑社会变成打击弱势群体、维权民众。例如，湖南湘潭、山西忻州以及河北井陉三地，将家中独生子女去世的“失独家庭”列入扫黑除恶“重点监察对象；贵阳和无锡将幼儿成为扫黑除恶排查对象；苏州相城区渭塘镇在扫黑宣传册上将医生、商贩、导游等列为“十大黑心职业”；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将不迁坟居民列入扫黑除恶名单；山东省检察院2018年“下指标”，要求当年每个基层检察院至少处理一起涉黑案件，否则年终考核一票否决，等等。引起民众强烈反感。以致今年5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全国扫黑办主任陈一新在山西省进行专题调研时也表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当前要重视防止“六种苗头性问题”，其中包括“随意定性、乱贴标签、作风漂浮、工作不实”等问题。
事实上，2009年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掀起的“打黑专项运动”已经预演了这次“扫黑运动”的命运。薄熙来落马之后，“打黑”被视作薄熙来的政绩工程之一，重庆发生了多起平反打黑期间冤假错案的诉讼案件。
其二，“加强党的领导”。
最突出的一个举动就是，今年6月24日，中共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自8月19日起施行。
该《条例》要求，“全面推行村党组织书记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委会主任”。而现行中共法律的规定“村民委员会主任……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指定、委派或者撤换村民委员会成员”。简单的说，以后，大陆行政村将“党政合一”，村主任和党支书两个职位将由一人担任，保证中共掌握基层政权。目前大陆约有691,510个行政村，也就是说，约70万村支部书记将更有实权。
而于今年1月印发的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其中增写了“乡村治理”一章，明确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等重点任务；去年中共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中就有“组织振兴”一条，要“健全以党组织为核心的组织体系”。
在社会衰败、人心思变、矛盾尖锐、中共全面解体之际，企图通过向“毛时代”回归，村支书、村主任一肩挑等等几碗鸡血，就能重整农村，真是幻想之极、荒缪之至。
其三，加速推出“乡村振兴战略”，企图对冲经济下滑，缓解全面危机。
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1月2日，国务院公布的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即为《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同年9月26日，印发《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今年2月19日，中共发布2019年一号文件，加快农村经济改革，回归“集体化”盘活农村资源，为中国经济提供新的动力 。
外界评论，迫于2018年糟糕的中国经济形势，中共突然加快了作为中国经济“压舱石”的农村经济改革，尤其是农村土地改革。中共似乎已经没有时间顾虑太多的农村社会稳定问题，以及可能带来经济隐患。
中共重点推动了4项制度改革。第一，今年8月26日，中共修改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允许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变了原先建设用地只能用国有土地的格局。这个修改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但是，农民期盼“农村宅基地抵押贷款”没有进行得到支持。中共反而开始强调“鼓励进城落户的农村村民依法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宅基地的处理将更多地被纳入集体土地的统一管理，按照集体资产处置。）
第二，大力推动“二次集体化”。随着2018年农村土地确权、宅基地确权，加快完成全国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加快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平台建设，加快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继续扩大试点范围。
为配合“二次集体化”，今年11月26日，中共印发《关于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意见》，提出在农村土地第二轮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以充分保障农民土地承包权益。此次“意见”提出基本保持二轮承包人地关系不变，除了特殊情况外不得将承包地打乱重分。
一般估计，农村集体资产大约10万亿人民币；7亿农民中，2亿多农村户籍人口将进入城市居住外，有将近5亿农民将被重新整合进新型的“农村集体”。
中共试图通过股份合作的形式把近7亿的农村人口，近2亿户小农经济，整合成为一个又一个具有法人资格的“股份公司”，并且通过逐步试点更大规模的县级，甚至是市级的经济合作组织，形成针对某一农产品、优势产业的具有区域垄断性质的农业经济组织。（当然，中共内部也有争论，有人提出“集体经济”不是“共有制经济”，因为不论“公共共有”还是“安份共有”，共有制经济的实质是私有经济；中共文件也从来没有讲过要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改制为股份制经济组织。）
“二次集体化”在产权上，采取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立的做法；在经营上，同时，采取“承包权”入股，集体经营的方案；在合作上，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扩大联合范围，试点县级合作、市级合作，以增强整体协调应对风险的能力。
但是，在政治上，“二次集体化”仍着力强化基层共产党组织和中共对于基层的治理，农民仍没有基本的政治权利与人格尊严，仍没有民主化；因此，不管中共如何鼓噪，人们不难预见，“二次集体化”难逃“人民公社”的命运。
第三，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 。今年4月8日，国家发改委印发《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要求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其中提到，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Ⅰ型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
今年5月5日，中共出台《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提出有力有序有效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给出了包含户籍制度在内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发展路线图和时间表。
广西发布的户籍制度改革新规规定，12月1日起，广西全面放开城镇落户，取消参保、居住等落户限制。目前，31省份均已出台户籍制度改革相关意见，2020年将集体“交卷”。
但是，大量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后，城市的相关配套服务如何跟进？有论者指出，政府在解决城市人口在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时，需要进行相关方面体制改革，让市场主体介入进来，但不要把民生问题全部市场化；就业才是最大的民生，医疗和养老均跟就业相挂钩，所以政府如何导入相关产业，保障入城的农业转移人口实现就业，才是最关键的。
但是，当今，大陆经济下坠，绝大部分省级政府入不敷出，地方债务高企，从哪里拿出这一大笔真金白银来把“农民变市民”呢？原本长期存在的城市贫困问题就没解决，原本大陆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就不同步，现在大量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相关问题恐怕将更加严重、更趋恶化。最后，“农民变市民”这个“变”的费用，农民不得不背负，还没享受到“市民”的好处，就被掏空了荷包，甚至负债累累。
第四，“合村并镇”。多年来，中共都在“合村并镇”，但2019年以来力度更大。
中共在《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第九章“分类推进乡村发展”的第四节“搬迁撤并类村庄”中提出：“对位于生存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等地区的村庄，因重大项目建设需要搬迁的村庄，以及人口流失特别严重的村庄，可通过易地扶贫搬迁、生态宜居搬迁、农村集聚发展搬迁等方式，实施村庄搬迁撤并，统筹解决村民生计、生态保护等问题。”
与“合村并镇”相关的是，中共在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合理利用土地，规范建房制度，进行统一规划建房。将“合村并镇”与 “统一规划建房”联系起来，可以看出，中共的真实用意在于土地。事实上，实施“合村并镇”计划后，无论是“承包地”还是“宅基地”，农村许多土地将被收走，“宅基地”将用于复垦。
有论者提出，中共搞“合村并镇”有三方面目的：一是提高城镇化率，利用土地招商引资，当地官员搞政绩，或骗取补贴；二是房地产开发，和棚户区改造一样，换了个名字；三是把人集中起来管理，便于监控。
结语
总括上文，我们看到，中共的“三农政策”是高度政治化了的。不论具体措辞如何有理、美妙，但其实质是没有变化的。这个实质概括起来，就是两条：
第一，维护和巩固中共的统治，而非农民的利益和未来。有论者指出，解决“三农”问题是表面目的，中共真正的目的是强化统治，稳定社会的管理基础，它是要“维稳”。
第二，继续剥夺农民。土地是农民手中仅剩下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利用各种方式，都要尽量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企图以此来挽救当今经济的下坠。
据资料，从1949年到1979年，各种建设征用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约8000万亩；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在经济、社会、生活等建设项目中又从农村征用了1亿多亩耕地。现在的“乡村振兴战略”，不知道又要剥夺多少土地。
中共建政史，就是一部农民苦难史。仅就经济利益而言，据十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从1949年到2010年左右，中国农民一共为国家贡献了60万亿的收益。包括通过工业产品的价格和农业产品收购价的剪刀差，农民牺牲了30万亿。因为国家兼并土地，在土地买卖当中低价行为，又导致农民损失了自己利益30万亿。合计60万亿。在过程中，“中国特色”的三农问题凸显出来：农业边缘化、农村空心化、农民贫困化。
因此，由中共的前述两点“实质”决定了的，农民被迫反抗中共邪政的大火，必将点燃，熊熊燃烧，势必燎原。#
责任编辑：林诗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