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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1月27日讯】中共”十六大”，借江泽民的政治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远景目标。这一提法，实际上已经作为该党”第四代”领导层的经济纲领，或经济任务。这一经济命题，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人们对”十六大”台前幕后的激烈权力斗争的注意力。官方对”全面小康”的解释：到2020年，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两番；年人均产值达到3000美元；中等收入阶层的人口比例达到38%；全国城市化达到50%；等等。
这个”全面小康”，显然是对邓小平”小康社会”说法的修正。前年，当国民生产总值达到8万亿的时候，当局便宣布实现了邓小平所提出的”小康社会”目标：以80年为基准，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两番，年人均产值达到800美元。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意识到，这个”小康”标准非常勉强。与国际上通常定义的小康标准，即中上水平标准(人均GDP2200-5999美元)仍有很大差距；国内中等收入阶层，即中产阶级比例仅占15%，与国际标准的40-50%，也相距遥远；各种社会差距更形悬殊。为此，当权者暗地将邓小平定义的”小康”修正为”基本小康”，而重新提出”全面小康”的概念。
从经济上而言，上述”全面小康”的目标，似乎并不难实现，只要国民经济继续保持6%至8%的年度增长，20年实现”全面小康”，便具有极大的可行性。
但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小康”，绝不仅仅只是一个经济概念，也是一个政治概念，一个社会概念。政治上的民主化，决策上的透明化，人民广泛的参政议政；以及社会的多元化、包容性，社会平等和文明程度的大幅提高；都应该是”全面小康”概念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然而，以当今中南海的气量心态，他们却盘算以”奔小康”为由，”保证不发生大事”，进一步要求”维护稳定大局”，实则进一步排斥异己，维持独裁；用一个”全面小康”的借口，将所有的社会矛盾焦点悉数转移。近则成为江泽民留任”军委主席”的借口，远则成为长期一党专政的理论依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全面小康”并不全面，乃权宜之计也。
“全面小康”的目标固然动听，眼下经济实况却令人疑虑。且不谈目前国内各项数据的真实性(这件事在国际上闹得沸沸扬扬)，单就增长而言，其中，有多少个百分点，是由诸如房地产之类的增长构成？即，有多少个百分点是泡沫？
今年国民生产总值为8%，但房地产一项，投资增长便高达29.8%(1至10月)，同期商品房竣工面积增长27.5％，商品房空置率却增长了10.8％。全国房地产业平均负债率已高达85％，典型的”泡沫经济”。以广州为例，该市1300家房地产开发商中，仅有30家盈利，其余尽属亏损。深圳市的情况更为严重，商品房空置率高达25%至40%。一个因制衡合理而机制健全的民主社会，大体可以经受起危机和风浪；但一个思想僵化、体制封闭的极权社会，却可能在任何危机与风浪中瓦解。试看97年亚洲金融风暴扫荡后，机制健全的日本和韩国，能够坚强挺立，并逐渐复苏；机制脆弱或不成熟的东南亚诸国，则一蹶不振。类似危机一旦在黑洞重重的中国发生，后果必不堪设想。
另外，根据赛跑原理，我们跑，别人也在跑，所谓”全面小康”，实际上，变成一个动态的概念，当所有的目标都测定好计算好之后，中途却可能突然发现，参照系变了，整个世界的标准也变了。原先的目标数字可能在一瞬间失去了全部意义。一句话，”全面小康”，即便是作为一个简单的经济概念，也仍然充满变数。
社会的发展变革最终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比如：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的力量，却也是社会变革的力量。当中产阶级成长到38%以上，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后，文明程度较高的中产阶级，势必推出他们的代言人，来保障他们的利益，实现社会均权；大规模的城市化，势必彻底打破黑暗的户籍制度，促进人口的大流动，大迁徙
，从而激发观念的大交流，大更新；经济水平提高，民众消费能力增强，使民众对文化生活的需求节节高涨而永无止境，文化的进一步繁荣，丰富，多元，成为不可阻遏的大趋势。
所有这些，都呼唤全方位的多元化，全方位的民主，也通向全方位的多元化，全方位的民主。如此一来，中国社会的未来，将完全可能与”全面小康”设计者的初衷背道而驰。”
究竟是谁改变谁”的老问题，将再次尴尬地呈现于社会表层。恰如国内一位知名社会学家陆学艺先生意味深长的暗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指标难于经济指标。
(11/2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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