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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8日讯】大纪元记者林之昊波士顿报导/五月四日﹐大纪元记者对哈佛法学院梁定邦教授做了专访。梁定邦教授不仅是一位资深的律师﹐而且是“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的首席顾问﹐也曾经担任香港证监会主席﹐是亚洲金融界风云人物。
只能抱着“希望”心态去做
梁教授谈到中国股票市场是如何兴建起来的。当时有很多企业急需要钱﹐怎么办呢﹐中国政府就想搞一个股市﹐把最需要钱的公司扔到股市中﹐圈一点儿钱回来﹐这样就可以救急了。所以当时上市的公司不是市场决定的﹐而是国家选的。政府这种圈钱救急的初衷也不能说完全是错的。但当公司进入市场后﹐就应该被市场带动﹐慢慢改造﹐把经营做得更好。
有些公司是起来了﹐但有很多公司没法起来﹐原因之一是管理人员的素质低。在发达国家﹐管理人员都是经过很长时间的培养﹐经历了社会各种市场竞争才锻炼出来的。而中国过去做经理的﹐都是按国家计划经济去做的﹐要想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中做好﹐需要时间和环境的培养。原因之二是市场监控和公司治理各方面不强。这也是因为市场其他方面的配套条件不好﹐包括法律的不完善﹑法院本身对公司治理问题的认识不深。而且使得这些问题纠缠到“证监委”现在正在做的事了。梁教授戏称“证监委”的工作是“希望工程”。因为工作是必须做的﹐不做的话就没希望了﹐所以只能抱着“希望”的心态去做。他对“证监委”的工作人员非常敬佩﹐因为他们投入很大力气去做﹐付出很多﹐而得回的效益却很小。
只有33%股票在流通
在中国股票市场上市公司有1000多个﹐股市盘子已初具规模﹐但只有33%的股票在流通﹐而且股市波幅很大。原因何在﹖梁教授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供求关系问题。股票数量有限﹐想进去的钱很多﹐这就造成很多钱在追很少的股票。二是国家的很多政策不很稳定。中国经济在不断地改变﹐政策也在不断地改变。有些优惠政策慢慢地淡下去﹐而股民看到政策波动时情绪就很不稳定﹐新政策出台时股民甚至会有一种惊慌的感觉。这样就造成一会儿都买﹐一会儿都卖的大波动。政府政策的透明度不够也加重了这种现象。当股民在不知道政策实施目标和实施期限的前提下﹐就会猜测﹐你说我也说﹐一窝蜂的反应。梁教授把它叫做“羊群效应”。这种行为使得股票市场大起大落﹐因为市场对信息是很敏感的。在中国﹐政策上的信息导向对股市的影响很强。第三就是中国的投资者90%以上是散户﹐他们对股市的分析能力还很不够﹐看市的层次比较单一。不像美国的股票市场投资方主要是机构投资商﹐他们有专业人员对股市和上市的公司进行专业分析﹐而且看市的人层次不一﹐就不容易对市场产生冲动的反应。
传播理念是职责
据报导﹐梁教授在担任“证监委”顾问以来﹐在中国各地演讲﹐像“传道士”一样到处教人做好人﹐推行证券市场“合规运作”的文化。梁教授说这是他应该做的。他说﹐对一个新兴市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套基础理念。不然的话﹐市场乃至社会就没有了方向。每个人都需要有理念﹐而且还要有思考﹐这样﹐在具体情况下﹐才能自觉地去做好。他认为﹐传播这种理念是他作为顾问的一大职责。一个社会﹐包括一个市场都要有多种人来形成﹐但他们都需要有一种共识﹐才能有效率﹐有默契。比如说要遵守原则、讲诚信等﹐这样市场就会慢慢地好起来。
法制与道德的作用
作为一个法律教授﹐梁教授认为法律对经济对社会起了保护和推动的作用。对人们劳动所得的报酬给予法律的保护是每一个社会所必需的。而这种保护不光是对财产的保护﹐也是对知识产权﹑名誉及个人言论自由的保护。例如﹐如果个人言论自由不受到保护﹐那么明明是错的东西却没法说的时候﹐那怎么办﹐社会不但没被推动﹐反而要倒退了。
梁教授最后说﹐中国还是人治﹐当中国达到法治﹐也就是说﹐当谁做总书记都不重要时﹐那时中国的经济以至社会的一切机制才能真正强盛﹑兴旺。当然﹐除了法律﹐道德的作用也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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