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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6月11日讯】教育与学术6月11日报道﹐青海农民陈邦顺有三个儿子﹐只有大儿子小良考上了大学。为了供小良完成学业﹐年近５０岁的陈邦顺和病弱的老伴不得不卖血换钱﹐连续六年﹐卖出的血量能装满两个汽油桶。然而﹐明知父母艰辛的小良却整日沉迷于网吧﹐荒废了学业﹐直到被学校认定为自动退学。当５月３０日央视《聊天》节目播出陈邦顺的泣血呼唤时﹐小良竟然对千辛万苦找到他的央视记者说﹕“我爸在电视台这么说我﹐他有病﹐我父亲是一个残酷无情的人……”
陈邦顺在《聊天》节目结束时对小良说﹕
“小良﹐你今天走到这一步﹐爸也绝对没有怪你。爸虽然给你花了六万多块钱﹐今天来中央电视台也不是冲你要这钱﹐我就是想要你的毕业证。这样为国家﹑为你个人﹑为你的家乡﹐你也好见人呐﹗我想你看到片子以后﹐能回心（转意）﹐早日回家﹐看你奶奶一眼﹗”
陈邦顺的家在青海省乐都县马厂乡甘沟滩村。要找到陈家确非易事。
在飞到西宁之前﹐我只知道甘沟滩村在甘肃与青海交界的大山里﹐距离西宁还有１２０公里的路程﹐要倒好几趟车才能到。
从空中看西宁很特别﹐在四周一片没有边际的黄色山丘中央﹐乐都在西宁之东﹐此刻﹐那里黄土袒裎﹐绵延无际。
西宁的风很凉爽﹐不过阳光灼人。这里的日照很强﹐街市上的人大都身着长衣﹐许多人脸上有两团艳丽的“青海红”﹐彰显他们与太阳的亲密关系。
■“很多人家都卖血﹗”
第二天一大早﹐记者就从西宁出发﹐中途换了三趟车﹐中午才赶到乐都。到马厂的车每天只有两班﹐上午的班车刚走。街上有出租车转悠着拉活﹐一听说记者要去马厂﹐都连连摇头﹕“那是在山里头﹐车上不去﹐没法儿走﹗”到中午一点﹐一趟挂着马厂牌子的车才摇摇晃晃地开到。
司机三十多岁﹐长着络腮胡子。他告诉记者从终点站马厂到甘沟滩村还有１５公里的山路﹐我的心开始下沉﹐他又说﹕“我家就在甘沟滩村﹐车晚上得停在家门口。”
“你是来采访陈邦顺的吧?”司机快人快语﹐他说虽然跟老陈在一个村﹐可是他并不认识老陈﹐只是乘客们在车上谈论陈家的事﹐他听得都可以背下来了。
“我们这儿穷﹐十年九旱﹐种啥啥不活﹐没法子呀﹗除了带工资的和我们这些找到点活路的人﹐家里有学生娃娃的很多人都在卖血。”记者问司机有没有卖过血﹐他使劲地摇了摇头。
“茶没有盐就像水一样。”
■汽车一步步往山上爬。
山色壮阔。几十米高的黄土垂直地拔地而起﹐壁立千仞﹐窗外景色单调﹐除了黄土山﹑黄土路﹐就是偶尔见到的黄土干打垒房子。这里的房子屋顶像墙面一样平展﹐显然是天旱无雨﹐无需具备任何排水的功能。朝着汽车露齿而笑的男人们脸上满是黄土的粉尘﹐女人们的脸很难看清﹐它们埋在颜色鲜艳的头巾里面。
车到甘沟滩村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天竟然下起雨来﹐雨点砸进浮土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土腥气。按照司机的指点﹐记者跌跌撞撞地绕过一道山梁﹐山腰上离村子最远的一家独院﹐那就是陈邦顺家。
陈邦顺一个人在家﹐他手足无措地端出馍馍来款待记者。一会儿老伴也从地里回来﹐忙活着在屋里生起炉火﹐这是一对典型的西北夫妻﹐老实巴交﹐脸膛黑红﹐看上去都要比实际年龄苍老很多。
小雨淅淅沥沥﹐打乱了我的计划﹐我只好在山里多留一天。看得出下雨比客人上门更让夫妻俩感到兴奋﹐陈邦顺幸福地说已经有十年没下过这么“大”的雨了。晚饭吃的是揪面片﹐陈大嫂说面食在家里十分金贵﹐平时一日三餐都是洋芋﹐早上蒸洋芋﹑中午煮洋芋﹑晚上熬洋芋﹐她抱歉地说家里没有调味品﹐“我给你多放些盐吧。”泡茶的时候﹐记者阻止不及﹐被加进满满一勺盐﹐他们对我喝白水一直惊诧不已﹐我这才知道﹐盐茶是当地人对客人的礼遇。从第二天起我坚持要他们恢复平常的饮食﹐可是在连吃了几顿洋芋之后﹐我也喝起了盐茶———我终于明白﹐并不是什么风俗﹐咸味是人类对抗寡淡食物最原始的需要。按老陈的话说就是“人没钱就像鬼一样﹐茶没有盐就像水一样”。
■“娃娃考上学就算是脱贫了。”
陈家有三间大房﹐堂屋陈旧的门梁竟然有着精美的木雕﹐老陈红着脸说自己不争气﹐这是祖上传下来的房子﹐他们在这里已经生活到了第五代﹐在这间屋住了八十年了。炕上靠墙一溜棕黄的衣柜是家里最显眼的家具﹐柜门玻璃上贴满了照片﹐全部都是老陈的三个儿子的。
老陈说三个儿子中只有老大小良在读书﹐他是老陈结婚六年后才有的孩子﹐成勣又是三个儿子中最好的﹐从小拿的奖状把墙都贴满了﹐初中以后也没有下过前三名。
儿子小良是１９９７年考上西安某学院电子自动化专业的。老陈至今记得儿子拿到录取通知书高兴地在地里翻跟斗的样子。家里的亲戚们都来了﹐传看小良的录取通知书﹐这可是陈家这一辈出的第一个大学生﹗可是高兴之余﹐老陈两口子又为儿子的学费犯起愁来﹐当天晚上他和老伴就吃不下饭了。当初他就担心学费的问题﹐告诫过儿子一定要报青海的学校﹐可儿子的第一志愿就填了西安的。如今儿子遂了愿﹐老两口却不知道该怎么办。
第二天﹐外甥们来劝他﹐陈家就出了这么一个学生﹐再怎么苦也得供他上。而且保证以后都会帮助他的。这样﹐拿着东拼西凑来的学费﹐小良走进了大学校门。
老陈说﹐他们村里出了十五﹑六个大学生﹐比马厂乡其他几个村的总和还要多﹐“就因为我们村是最穷的﹐我们不想让娃们再回过头过我们的日子﹐娃考上大学就算脱贫了﹗说什么我也得把他供出来。”老陈夫妇开始四处卖血。
■“我卖的血能装两汽油桶﹗”
记者﹕“小良四年大学一共向家里要了多少钱﹖”
陈邦顺﹕“六万三千五。”
记﹕“都是你卖血得来的吗﹖”
陈﹕“有７０％是﹐另外还借了一万七千块钱的外债。”
记﹕“这些外债准备怎么还﹖”
陈﹕“还是卖血。”
记﹕“你多长时间卖一次血﹖”
陈﹕“没准儿﹐农忙的时候卖得少一些﹐农闲了就往医院里跑得勤一些。有三个月一次的﹐三天一次的﹐一天一次也有﹐一天三次的时候也有﹐有好几次抽着血就晕死过去了。”
记﹕“你卖血能得多少钱﹖”
陈﹕“４００毫升全血的报酬是１５０元左右﹐血浆是８０元﹐一个月３００到４００块﹐身体最好的时候一年能挣到５０００元左右。儿子上大学以后﹐我身体不行了﹐就叫上老伴一起去﹐她有胃病﹐卖得少一些。”
记﹕“国家有《献血法》﹐禁止有偿献血﹐而且规定一个人献血的间隔时间不得少于６个月﹐你怎么能在四年里靠卖血得来６万多块钱呢﹖”
陈﹕“想办法呗﹗我们周围有９个血站﹐我都去卖过血。有的要走几十公里山路﹐到武威﹑兰州去卖还得坐火车。哪里有医院哪里就有我的献血证﹐我有７个献血证﹐只有一个是真的﹐其他都是拿侄子外甥的身份证办的﹐这样我就可以在好几个血站来回去卖血。那些血站也没那么严﹐不到规定时间的也收﹐你献好几次在你本上盖一次就行了。１９９８年﹐为了凑齐学费﹐我和老伴４７天没有回家﹐到处转着抽血﹐最后总算是凑够１７２０多块钱的学费。村里人都说我不要命了﹐可我有什么办法﹐我是为了娃娃呀﹗”
一行老泪从老陈的脸上滚下﹐沉吟半晌他突然举着两只手指提高声音对记者说﹕“我这些年卖的血能装两个汽油桶﹗”
■“他的每封信都是卖血通知书﹗”
记者忍不住问﹕“小良知道你是卖血在供他上学吗﹖”老陈说﹕“他知道﹐他上高中花的８６００多块钱﹐也是卖血换来的。”老陈说﹐小良与家里联系全是写信﹐四年给家里写了十六﹑七封信﹐没有一封不是要钱的。每次都在２０００块以上。“这不是信﹐是债﹗他的每封信都是卖血通知书﹗一接到他的信我就知道又该去卖血了。”
小良的信全被老陈藏在堂屋中堂下一只祖传的木匣里﹐整整齐齐地对折着。记者摘录了两封信的内容﹕“国庆节放七天假﹐我们班统一组织去旅游﹐每人交１００元﹐买衣服花了２００﹐上学期暑假欠了２００﹐书费２００﹐重修及选修的课程花５００﹐学杂费２５００﹐生活费６００﹐还加上后三个月的生活费还要３０００元钱。上学期的体育课没有达标没通过﹐还要到体育老师那儿走一趟。所以﹐３０００块很紧张﹐请你们不要少寄﹐又让我借钱。”在另一封信里﹐小良陈述了自己花钱的理由﹕“我认为你们一点也不理解我们学生的难处﹐你们认为学生在学校﹐除了学习就是吃饭﹐花钱都花在饭上了﹐别的都不花钱了。其实不是这样﹐在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里﹐谁都想多学一点知识﹐为自己将来的工作做好各方面的准备﹐想多学知识就得报名学习﹐这样花一部分﹔再有学生之间相互搞好人际关系﹐比如说现在组织滑冰﹑游泳﹑春游﹑野炊﹐宿舍里边过中秋节﹑元旦﹐老乡之间开老乡会﹐搞联谊活动等等﹐我都不能一项不参加呀﹐那样只能孤立我自己了﹐和别人相处不下去。”
老陈回忆说﹐有一次儿子连着给家里来了两封信﹐第二封是挂号信﹐信里说自己熄灯后在宿舍里用电脑﹐偷接了走廊里的电﹐被学校发现﹐被处以３０００元的罚款。小良让家里马上想办法交上这笔钱﹐否则自己只好回家。老陈接到信的时候已是下午五点﹐马上慌着四处借钱。天黑以后他敲开了孩子姑姑的门﹐哭得说不出话﹐和他一起去的三儿子把信给姑姑念了﹐姑姑把店里的营业款给了他们。当时已经是晚上九点﹐怕小良真的第二天回来﹐他和三儿子一路小跑﹐只用了两个小时就跑到了１６公里以外的３０６连城铝厂（老陈平时与儿子通电话﹐都是到这里来）﹐往儿子宿舍打电话﹐告诉他钱已借到﹐天一亮就给他寄去。当天晚上﹐老陈和小儿子就挤在连城铝厂招待所的一张床上等待黎明。可是就因为老陈打电话的时候又气又急﹐声音高了一些﹐他收到了小良的回信﹐“请父亲以后打电话不要喊叫﹐因为接电话的可能不是我﹐你会吓着别人﹐同时﹐你也会影响其他同学休息。”
■“难道这就是我卖六万多块钱的血换来的﹖﹗”
小良的妈妈说儿子上大学以后人就变了﹐不爱跟家里人说话﹐也不爱回家了﹐甚至过年也没有回来。２０００年新年﹐从学校放假到腊月二十八﹐她天天跑到村口去等车﹐过来一辆没有﹐又一辆还没有。到了正月十三﹐放心不下的老陈背着一堆馍馍去了西安﹐这是他第一次到西安﹐好不容易才找到学校。小良在宿舍里﹐他埋怨父亲不该来﹐来来回回的要花钱。老陈拿出东西来给小良吃﹐还说给小良的班主任也带了一些﹐小良沉下脸﹐问父亲﹕“你见我班主任是啥意思﹖”老陈很纳闷﹐“当然是听听他说你在学校的表现﹐我这么远跑来不见老师一趟怎么行呢﹖”小良说﹐“好﹐要见老师你去见﹐我要留下来打铺盖卷回家呢。”老陈惊呆了﹐这是小良第一次当面以不上学要挟他﹐他最终也没有拧过小良﹐在学校外面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被小良送上火车﹐回了青海。老陈说他在火车上哭了一路。
２００１年大年初四﹐小良离家﹐当时他说要去深圳参加一个招聘会﹐走了以后就再无音信。直到７月６日﹐他给家里来了一封信﹐说他在北京工作﹐让家里寄４０００块钱﹐要交房费﹑押金。家里只借到了２０００块钱给他寄过去﹐之后就石沉大海﹐再无回音了。这一年﹐按说小良应该毕业了﹐可是他毕业成勣如何﹐分配到了哪里﹐找到工作了没有﹐家里都不知道﹐小良失踪了﹗
“我到处打电话找他。儿子的宿舍电话没用了﹐他留过一个女朋友的手机﹐怪的是他一要钱﹐手机就能打通﹐钱一寄过去﹐就再也打不通了。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打了不下上百个电话﹐要是去了镇上﹐我就挨着有电话的铺子一家一家地打﹐还发动在外地打工的两个小儿子给他哥打电话﹐都没有通过﹐我还想过在北京的报纸上登个寻人启事。”
这一切水落石出是在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３０日﹐老陈接到小良的班主任郭军老师从学校发来的一封信﹐请老陈务必去一趟学校。拿着信﹐老陈第二天就赶到了学校﹐这一天正好是２００２年的元旦。郭老师问老陈的第一句话就把他给打懵了———“您是包工头吗﹖小良是家里的独生子吗﹖”原来这就是小良在同学们中为自己树立的“形像”。老陈撸起两只袖子来给郭老师看﹕“你看﹐我就是这么个包工头﹗”臂弯密密麻麻全是针眼﹐已经被针头“文”出两道浓重的青记……
那一天﹐老陈对着儿子小良的成勣单放声大哭﹐那是一张满纸飞红的成勣单﹐一长串功课不及格﹑一长串功课根本就没有参加考试。由于小良擅自离校﹐学校已对其做出自动退学的认定。老陈又掉下泪来﹐他问记者﹕难道这就是我卖六万多块钱的血换来的……
■“你们八九年没穿过新衣服了﹗”
“两个弟弟是如何看待他哥哥的呢﹖有没有觉得你偏心眼﹖”
老陈讲２００１年有一次﹐他发现老二接连六﹑七天不出屋子﹐也不干活﹐从窗格里看到他趴在炕桌上往一个小本上写字﹐老陈问他究竟写了些啥﹐他也不回答。后来老三告诉妈妈﹐二哥给良哥写了封信﹐老陈硬要过来看了﹐老二文化低﹐字写得很大﹐有四篇多呢?看过信﹐老陈老泪纵横﹐让老二誊写了一遍给小良寄去。记者看到了那些字﹕“良哥﹐你好﹗你三年的来信我全看完了﹐知道了你的一切情况﹐你在三年当中花去了四万多元钱﹗这几年家里的庄稼全折完了。你每次来信说是爸妈注意身体﹐爸妈每天给你注意身体﹐好到医院去（卖血）要（换）钱……”
去年老二去湖北打工以后﹐不到八个月时间挣了２０００块钱﹐回家过年时老板给了１０００块钱﹐结果到家就剩下６８块钱﹐他给全家老小上下一人买了一套新衣。老陈看见他拿个衣服包包回家﹐当时就气蒙了。结果老二说﹐爸你不要恨我﹐你这四年当中给我哥花了这么多钱﹐从我哥上高中起﹐八﹑九年了﹐你和我母亲都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这些钱又不够还债﹐你就穿了吧﹐不然﹐你还是会给了我大哥。
老三在酒泉打工﹐鞋穿脱了帮﹐人家给他钱让他再买一双﹐他把钱收起来﹐找根绳把鞋拴一下﹐接着穿。这个１７岁的少年一回家就缠着母亲﹐“妈﹐你在家我就高兴﹐你可千万别跟人家一起去卖血了呀。”
老陈说﹐两个小儿子都没读完初中﹐家里穷得连个本子也买不起了﹐现在他们在外面打工﹐没有文凭﹐活也不好找﹐但他们都能替我着想﹐说供大哥已经不容易了。
“记者同志﹐你们要见到小良一定叫他回家﹐我都把他想死了。你告诉他我们不怪他。”临行前﹐陈大嫂跟着记者一直走到村外。
■“他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上网了﹐聊天和打游戏。”
离开西宁﹐记者到小良曾经就读的西安某学院采访﹐学生处的丁处长证实﹐从２００１年７月起﹐小良就已经擅自离开学校﹐他们于当年１２月２７日认定该生属自动退学﹐予以除名。丁处长还说﹐小良所在的电子自动化专业是全校最热也是最好的专业﹐只要能从这个专业毕业的学生都无就业之懮。
小良的班主任郭军向记者出示了那张曾经令老陈痛哭失声的成勣单。从上面看﹐小良第一年的成勣算是勉强过关﹐二﹑三年级的成勣急转直下﹐竟然有好几门功课是空考的﹐而四年级则是一片空白。郭老师告诉记者﹐小良因为成勣不好﹐已经留了两级﹐而他也只在第一学年报到注册过﹐并交了学费﹐其他几年根本没有报到﹐学费也没有交﹐虽然学校多次催促﹐他始终也没有办理手续。
郭老师说﹐学校也是直到老陈来了以后才知道小良上学用的是父母卖血的钱﹐平时﹐他对班里同学说﹐父亲是包工头﹐自己是独生子﹐家里很有钱。学生入校时﹐填写过一个家庭贫困状况登记表﹐学校还有专为贫困生提供的无息贷学金和救困助学工作岗位﹐可是小良从未申请过。郭老师对小良三年花掉六万五感到吃惊﹐他说﹐按当时的水平﹐一个大学本科生四年花两万五千块就已经绰绰有余了。郭老师介绍﹐小良大部分的时间耗费在了网吧里﹐除了编程﹐大部分的时间是在聊天和打游戏﹐据同学说﹐他的两个女朋友都是在网上认识的﹐他每月上网花的钱少说也在４００元以上。
■“我父亲是一个残酷无情的人﹗”
回到北京﹐记者设法与小良联系。小良女朋友的手机一直关机﹐记者发了短信后﹐她回短信说小良５月４日就离开北京﹐去了西宁。她告诉记者﹐由于没有正式的毕业证书﹐小良一直找不到工作。小良回西宁的动机及状况她一概不知。
５月３０日﹐在央视《聊天》陈邦顺这期节目播出后﹐小良突然与我们联系﹐提出要见面。６月３日﹐在北京某快餐厅﹐我们终于见到了这个故事的主角———由女友陪着的小良。小良明显发福了﹐比照片上胖出一圈﹐手腕上系着一串磨石手链。记者问他回西宁有没有回过家﹐是否与家里联系过﹐小良摇头说没有。接着向我们提出一连串的问题﹕你们都是当父亲的吧﹖如果你们的孩子也做了像我一样的事﹐你们会到中央台去说吗﹖你们认为这么做的父亲正常吗﹖你们不觉得我父亲是一个残酷的人吗﹖
小良的女友也在一边问话﹐你们见他父亲第一眼是什么印象﹐你们不觉得他长得很凶恶吗﹖
记者打断她﹐问他们﹕既然是这样一个“残酷无情”和“凶恶”的父亲﹐怎么会卖血供你上学呢﹖小良不以为然﹕你们不要老揪着这个不放﹐我早就说了父亲卖血供我上学和我没有好好读书都是事实﹐我承认有做得不对的地方﹐可你们怎么就不认错呢﹖
小良指出片子中的“错误”﹕一﹑我两个弟弟辍学并不是因为供我上学家里没钱了﹐而是因为我学习好﹐他们太差﹔二﹑我父亲在电视上说我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高兴地翻跟斗﹐事实上我没有翻﹔三﹑你们未经我允许用了我的照片（注﹕节目中使用的小良和父亲的合影﹐由陈邦顺提供﹐并对小良面孔做了遮蔽处理）﹐我父亲同意也不管用﹐我是个有独立行为能力的人。四﹑我父亲是一个残酷无情的人﹐对我们兄弟的教育方式非打即骂﹐你们不能因为我不对就把他塑造成一个高尚的人。
谈话当中小良不停地说“不信你问她”﹐记者问“她”是谁﹐小良指自己的女友。记者问她如何知道小良小时候发生的事﹐女友回答﹕小良告诉我的﹗记者指出小良说的这些“错误”部分是由于对片子的不同理解造成的﹐可以重新看片子﹐小良恶语拒绝。至此﹐谈话已经无法进行下去了。(http://www.dajiyuan.com)
